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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师抗日前线
2015-3-19 10:12|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133 | 评论: 0 |原作者: 郝文俊 |来自: 晋绥网
出师抗日前线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

                            战斗在晋东北和冀西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我们七十五师和军团其他部队一起正在甘肃庆阳驿马关地区整训。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虽然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消息传来,还是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震惊和愤怒。长征和东征以来,我们付出了多少流血牺牲,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大家时刻向往着的就是迎击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现在,国家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我们怎么能不急呢!大家义愤填膺,跃跃欲试,准备奔赴战场与日本侵略军作决死的战斗。

    一九三七年八月初,红十五军团奉命进至陕西三晋县桥底镇集结,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旅。我们七十五师编为六八八团,团长陈锦绣,我任政治委员(改编时称政训处主任,十月恢复了受国民党干涉一度取消了的政治委员制度)。

    部队在前一时期的军政整训中,对红军改编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如今真要戴上‘青天白日’的帽徽,还是引起了一些思想问题。那时候我们戴的八角帽,帽徽是红五星,它是用红布剪成缝在帽子上的.看起来比较粗糙,但大家都很珍惜它。改编时要交帽子换帽徽,有些同志思想搞不通,有的甚至难过得流下了眼泪。我到一个连队去,就看到战士们因为这件事而愁眉苦脸,有个同志还抱着一个小包在坑角上哭,原来他早就把帽子缝好在包袱皮上,谁说要他变,他就把小包抱得紧紧的,生怕别人抢走。他说“要我交帽子,就先把我的脑袋砍掉!”他是那样的坚决,所以看到我来就焦急地哭了。我想“难道我们的战士固执吗?”不!这是因为八角帽,红五星是在每个同志的思想感情里探探扎下了根。我们戴着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在长征中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我们戴着它,走到哪里,哪里的人民都像亲人一样地欢迎我们,全力支援我们;我们戴着它,翻过无数高山,越过多少河流,在大风雪的黑夜里,在烈日暴晒下,在饥饿的威胁中......我们高歌前进,死亡吓不倒,困难挡不住。红五星是革命的标志,胜利的象征,是我们生命里一朵开不败的花朵。当大家还没有彻底懂得为什么要换它的时候,怎么能愿意换掉呢?于是,我对他们说:“现在一切都是为了打日本、救中国,国难当头,阶级利益应该服从民族利益!八路军改编是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我们的衣帽虽然换了.但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不愿意交的就保存作个纪念吧!”同志们听了,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恨据我党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开赴第二战区同国民党第六、第七集团军共同担负晋、察、绥地区的防御任务,阻止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当时,整个华北战场是一片失败景象,形势异常危急。日军轻取平津,气焰更为嚣张,以三十万兵力由北向南,沿交通要道长驱直入,妄图“速战速决”,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正在这种战局十分混乱的形势下,八月二十五日,八路军总部发布了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三四四旅在三原庄严誓师,接着按六八七团、旅直和六八八团序列,尾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向晋东北前线开进。

    九月二日,部队在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经过动员后,部队情绪高涨,大家恨不得立即赶到前线。可是天不作美,暴雨成灾,同蒲路被洪水冲断。为了尽快赶往前线,总部确定一边修路一边前进。我们在侯马乘火车北上,一路上所见所闻,颇有感慨。

    还记得一年多以前,我们东征时,山西人民就对红军留下良好的印象,如今他们又看到这支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开往抗日前线,感到无比振奋,呼喊着:

    热烈欢迎抗日的八路军上前线!

    打倒日车帝国主义!

    用鲜血保卫我们的每寸士地!

    中华民族万岁!

    人民群众对我们的热烈拥护和期待的心情,给了部队以莫大的鼓舞和激励。可是,与人民群众高昂的抗日情绪形成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垂头丧气,惊慌失措。张家口、大同等主要城市接连陷落,进攻晋北的日军分两路继续南进。国民党军队的溃兵,慌里慌张,夺路南逃。武器装具他们可以不要.却拼命抢劫老百姓的财物和鸡鸭。一路上横挑竖背,三五成群,一批一批地像潮水涌下来,真是兵败如山倒!

    这些溃逃下来的国民党军队,看到我们开往前线,感到非常奇怪,向我们的战士散布失败情绪,说日军如何如何厉害。我们的战士和他们展开争辩。

    溃兵说:“你们别吹牛皮,上去试试吧!”

    我们的战士问“你们为什么退下来?”

    溃兵回答说:“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子弹还多,不退下来怎么办?”

    我们的战士说:“抗日军队是为了保卫中华民族而战,有勇敢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有老百姓的支援,日本军队是侵略者,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又问:“你们究竟打死了多少日本兵?”

    溃兵回答说:“我们还没有见到日本兵的面呢!”

    我们的战士又问:“为什么仗都没有打就跑了呢?”

    溃兵回答说:“官长们先跑了,我们没有人指挥,打什么仗?”

    这些对话,生动地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将无斗志,兵无战心,一直向南败退。而八路军却迎着日军,斗志昂扬地向北挺进。广大人民都看到,抗日救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

    我们六八八团到原平下车后,日夜兼程,行至上寨、下关时,平型关战斗尚未结束,作为师的预备队我们在下关镇待机。平型关战斗胜利结束的消息一传达,部队情绪热烈,跃跃欲试,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十月十五日,我团奉命配属山炮一个连破坏沙河镇附近公路,截断平型关、代县间交通,相继袭击大营镇日军。当夜我们即驱除了沙河镇守敌,缴获大批粮秣和军用物资。十八日,大营镇守敌约一个联队在繁峙敌人策应下,沿公路向繁峙方向突围。我们即占领沙河镇以南山地,进行截击。该敌夺路而出,与繁峙敌人会合后,向代县退却,我们乘胜追击,收复繁峙。部队在繁峙南之俄口镇休息三日后,又进至崞县以东地区,不断袭击崞县、代县敌下乡抢粮人员,断绝敌运输供应,破坏敌就地筹粮计划。上述活动是我们团开始和日本侵略军的作战。在平型关战斗的震动下,日本帝国主义貌似强大的虚弱本质逐步暴露,我们在同日军的战斗接触中感到,虽不可低估其所谓“武士道”的影响,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是不攻白破了。

    十月二十八日,沿正太路西进之日军占领娘子关后,相继陷阳泉、寿阳,逼近太原。晋北的日军于十一月一日突破国民党军忻口阵地,直逼太原城下。为配合傅作义部保卫太原,总部令三四四旅急速南进,徐海东旅长率领我们六八八团立即出动。当我们日夜兼程进至太原北黄土岭子时,国民党军队已向汾河以西及太原以南撤退,傅作义部于九日从太原西山突围,太原遂陷于日军之手。我团奉命转移至五台地区,准备继续对日军作战。

    十二月中旬,总部令三四四旅开赴冀西平(山)、井(陉)、获(鹿)三角地区,相继打击正太、平汉路之敌,牵制敌人继续南进,并在该地区发动群众,扩大队伍。部队从五台出发,沿滹沱河前进,月底到平山县附近。平、井、获地区位于石家庄以西,娘子关以东,正太路以北,是正太线的要冲地带。这里是聂荣臻同志领导的晋察冀军区第四支队活动地区。这一带地下党力量较强,人民群众抗战热情很高,游击战争已初步开展起来。石家庄和正太路之敌深感受到威胁,经常纠集兵力进行“扫荡”,企图扼杀这块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三四四旅进入这一地区后,旅部把机关大部人员和部分部队组织起来,分散到各要地和广大乡村,协同地方党和第四支队放手发动群众,组织起若干游击队、游击小组,同时建立政权。当时县一级政权虽在敌人手中,但广大乡村基层政权全在我们掌握之中。经过艰苦工作和英勇奋战,第四支队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大,游击战一直开展到石家庄西郊几十里的地方,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晋察冀第四军分区。三四四旅也在开展游击战争中得到了锻炼和发展,扩编了六八九团,六八八团和六八七团也都得到了充实。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六八八团奉命两次袭击正太路上的井陉煤矿。该矿煤质优良,储量丰富,日军占领后,除供给华北日军需用外,大部运回日本国内。敌对该矿戒备森严。我团在爱国工人协助下,顺利地炸毁了自来水设备和部分机械,使该矿陷入瘫痪状态。

    日军遭我军连续打击后,急忙从石家庄调兵增援井陉、平山两地。一月二十二日,井陉、平山之敌出动两个联队约五六千人的兵力,分两路向方山、洪子店进攻,企图合击我军。旅领导决心伏击该敌,遂以六八八团在南北马冢山地一线设伏,消灭由井陉出犯之敌;以六八九团占领温塘镇以东孟耳庄,阻击由平山出犯之敌。

    十时许,井陉来犯之敌进入我六八八团伏击圈,我们居高临下对敌展开猛攻。经五小时激战,歼其一部。残敌负隅顽抗,我们再次组织进攻时,突遭平山来犯之敌炮击,团长陈锦秀、一营长刘国清中弹牺牲。在援敌已逼近的情况下,我请示旅领导撤出战斗。

    陈锦秀同志和我在红七十三师共同工作过,出师抗日时我俩又在六八八团重逢,在战斗和工作中互相支持,主动配合,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牺牲,对我们团是个很大的损失,我非常悲痛。部队撤出战斗进至洪子店以后,我们及时总结了教训,动员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奋勇地和敌人作战,用实际行动来悼念团长和其他牺牲的同志。此时,因上级一时还没有任命新的团长,我感到自己任务更重,一定要兢兢业业带领好部队,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开赴晋东南

    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游击战争的发展,使华北的日本侵略军深感如芒刺在背。敌人为消灭或驱逐我军,以保障其后方安全,决心对晋东南地区发起围攻。为增援晋东南,三四四旅奉命从娘子关以西南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进至武乡集结待命。

    四月四日,日军以一O八师团为主力,并纠集十六、二十、一O九师团和洒井旅团各一部,共八个步兵联队,外加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两个联队,计三万多人,由同蒲路上的榆次、太谷、洪洞,平汉路上的邢台,正太路上的平定,邯(郸)长(治)大道上的涉县、长治,以及临(汾)屯(留)公路上的屯留,分九路凶恶地扑向我晋东南根据地,企图分进合击我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等部和部分国民党军队,并摧毁我根据地。

    三四四旅在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领导指挥下,参加了这次粉碎“九路围攻”的作战。四月上旬,部队进行了紧张的动员准备工作,并分出部分兵力协助地方进行反围攻的宣传,动员群众“空室清野”,破路藏粮,组织游击队、游击小组。十日前后,各路敌军相继侵入我根据地,六八九团随一二九师主力向外游击,由辽县以南向东进至涉县,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一开始就使敌人扑了个空。我六八八团和六八七团、决死一纵队、总部特务团以及各基干队,则预置于内线各要地,广泛开展游击战,拦截打击敌人。在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下,内外线各部队互相配合,同敌人周旋在太行山上,使其所谓分进合击的企图完全落了空。在我军活跃的游击战面前,气焰嚣张的敌人象撤了气的皮球,扑来扑去,搞不清我主力在哪里,而我们却一直在盯着敌人,瞅准战机予以歼灭。长乐村一仗,确定了敌人失败的命运。

    四月十四日,我军外线部队侦察到敌人之一路柏峙联队,苦于没吃没喝,像只瞎猫,奔波于武乡、榆社之间。一二九师领导判明这是疲惫之敌,当机立断,追歼这股敌人。十五日,我军沿武涉大道经西井、蟠龙向武乡挺进,傍晚进占武乡。目睹当地被日军烧杀劫掠的惨状,指战员无不义愤填膺,更加激起歼敌的决心。十六日,我军在敌两侧实施平行追击的部队超越敌人,在武乡以东长乐村将敌大部截住,经过激烈反复的搏斗,共歼敌两千余人。此后,各路敌军纷纷撤退,我军乘胜转入追击。

 

四月下旬,由长治向北进犯之敌一O八师团一部,在我兄弟部队打击下向晋城回窜,我六八八团和六八七团奉命追击该敌。部队自沁县出发,日夜兼程,于二十八日十时在高平北之张店一带抓住了敌人,我团占领张店以西高地。在旅统一指挥下,两个团同时向公路勇猛出击,将敌约千人的行军纵队截成数段,压缩在张店附近地域予以大量杀伤。残敌据张店固守待援。我团以二营,三营由东庄、西苑村向张店攻击,几次未成,撤回原阵地。二十九日,张店之敌以一部兵力向我团一营进攻,被击退。此时,敌后续梯队已进至崇仁铺,由高平来援之敌亦占领张渡岭(丹珠岭)。因敌兵力增多,我已达到袭击消耗敌人的目的,奉命当夜撤离战场。这次战斗的主要教训,仍是采取阵地战的打法,与敌人反复争夺,不利于发挥我军的特长。

    敌人精心策划来势汹汹的“九路围攻”,在我军各部队杌动灵活、坚决有力的打击下,不到一个月就彻底失败。反“九路围攻”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八路军的军威,坚定了晋东南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为巩固和扩大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月初,国民党军卫立煌指挥所部发动反攻侯马的战役。为了支援该战役行动,三四四旅主力奉命进至张店西南的町店附近,利用该处有利地形,袭击由晋城向侯马增援的日军二十五师团。

    六日十时许,日军二十五师团一个联队进至町店,其先头骑兵约二百余,前出至上、下黄岩大休息。发现敌人后,旅即以六八八团全部占领上、下黄岩公路两侧有利地形,向敌骑兵进攻;以六八七团一、二营占领町店东侧富家坪、北庄一带高地,向町店之敌主力进攻;以该团三营进至町店东南五公里的美泉村阻援。十二时,各部队隐蔽占领阵地后,突然向敌发起猛烈冲击。我六八八团以绝对优势兵力居高临下,猛扑敌人,经三小时激战,将敌骑兵全歼,缴轻重机枪三挺,步马枪若干。六八七团各营都打得英勇顽强。此次战斗,共毙伤敌近干人,对反攻侯马战役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谛听朱总司令讲授游击战

    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间,三四四旅六八七、六八八团先后进至长子县南端氏镇休整学习。六月,朱总司令来视察工作,指示和帮助部队进行整训。他亲自讲课、作报告、开座谈会、找干部战士谈话,帮助部队全面总结出师抗日以来的经验教训,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士气。

    朱总司令在报告和讲课中,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抗日游击战争的诸要素、抗日游击队的组织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联系三四四旅的经验教训,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作了重要指示,特别是以下问题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他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它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本质上是抗日的群众运动”。“离开了群众,就根本谈不上抗日游击战争,而抗日游击战争的全部秘密就在乎它是一种群众运动,一种群众抗日自卫的武装斗争方式”。抗日游击战争,与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游击战争在若干战法上有相似之处,但它是吸取了现代游击战争的经验,应用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新条件,以劣势武器反对现代化装备的敌人的一种新的游击战争。它是十年来国内游击战争在新条件下的发展,它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敌人,为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军而奋斗的人民战争。

    他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是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它的伟大作用,具体表现为:抗日游击队是民众抗日学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宣传者和组织者;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部分地恢复国家领土和维系失地的人心;它能够使日本侵略军无法从所占领的地区中取得人力和财力的补充来灭亡我国;它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它的广泛发展是打运动战的正规军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它能够为正规军创造优良的后备军和新的兵团。

    他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与其他战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作战要素,是政治要素。这就是说,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政治战争的要点:在整顿内部,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以群众为堡垒,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瓦解敌军。抗日游击队如果舍弃或忽略这些工作,要想用劣势装备去战胜强敌是不可能的。“因此,把抗日游击战争要素的政治战争这一武器,提到最主要的地位,吸收全体队员不懈怠地来进行政治工作,使每个队员都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每个队员都成为抱着牺牲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到底的民族英雄,更希望造成为具有天才的优秀政治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抗日游击队的领导者,“要领导政治工作,时时刻刻昼夜不停地在自己部队、敌军和民众中进行政治工作。手头要写,口头要讲,要抓住有关政治的事实给以正确的解释,并作宣传。”

    他指出,抗日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迅速、秘密和坚决”,即以高度的灵活性、机动性、坚决果敢地抓住敌人兵力薄弱、孤立突出的部队,消灭其有生力量。抗日游击队在战役中的活动方针,主要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仓库,袭击飞机场;暴露敌人的企图;震恐敌人的军心;破坏敌人的政权,恢复自己的政权;分散敌人兵力;破坏敌人的经济、给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他强调:“抗日游击队的领导者,不简单是军事人才,而应是善于运用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等五个要素的领导者,要能在实际的环境中具体应用这五个要素来决定当时对敌的战略战术。”

    联系到三四四旅的情况,朱总司令指出:你们部队自平型关战斗以来的半年多时间里,总的来说作战是好的,但存在着分兵不够的问题,表现为全旅统一行、统一指挥较多,分散活动、独立指挥较少;集中兵力打运动战较多,化整为零,游击作战较少。他号召我们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的指示,要敢于大胆分兵。因为我们有群众作坚强的后盾,太行山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八路军无论走到哪里都有饭吃,有房子住,伤病员有老百姓治养。“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处处可见。有了这般好的群众,还愁打不败日本侵略者!朱总司令教育我们要相信广大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他指出:三四四旅的指战员大多数是红军时期入伍的,打过游击,要敢于把他们“撒”到群众中去,就像种子撒到春天的大地里,很快就会生根、开花、结果的。

    朱总司令的报告和讲课从理论到实践,深入浅出,我听了受到深刻教育,联系抗战以来在作战和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高了对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的认识和胜利信心,加深了对我们应取的作战指导原则的理解,增强了搞好政治工作的自觉性。在朱总司令的指导下,三四四旅整训后,在战略思想和战术指挥上,实现了从抗战初期侧重于打运动战、阵地战,向主要打游击战的根本转变,部队以团、营为单位分散活动,在晋冀鲁豫边区展开了游击战争。

    当时,日军从晋城、侯马分两路进攻中条山,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粉碎日军的进攻,朱总司令在旅部时就决定派一支部队挺进中条山,并利用他在讲武堂的同学关系,给国民党军长曾万忠写了一封信。徐海东旅长、黄克诚政委选定我带领部队去执行这项任务,我拿着朱总司令的介绍信,率领六八八团第三营六百多人进了中条山。按照上级的指示,我们这支部队除配合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外,主要是去撒“种子”,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曾万忠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对手,对红军有所了解;此时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他又看到朱总司令的介绍信,因此,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到来是欢迎的 ,表示要互通情况,共同抗击日军。

    我们进中条山以后,以一个连在同蒲路以东袭扰敌人,主力位于中条山西部的垣曲、夏县、邑域地区,配合我党的地方武装坚持中条山斗争,阻敌南进。当曾万忠部队被敌围困时,我指挥十二连奋勇袭击敌人,打开通路,解救曾军军部突出重围。同时,我部主力深入敌后,不断袭击骚扰,迫敌放弃进攻计划,使曾部转危为安。为此,曾万忠派专人来我部表示感谢。

    我们在中条山区活动期间,在当地党组织(唐天际同志负责)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斗争,扩充部队,不到半年我们就发展到近千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

                            战斗在晋东北和冀西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我们七十五师和军团其他部队一起正在甘肃庆阳驿马关地区整训。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虽然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消息传来,还是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震惊和愤怒。长征和东征以来,我们付出了多少流血牺牲,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大家时刻向往着的就是迎击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现在,国家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我们怎么能不急呢!大家义愤填膺,跃跃欲试,准备奔赴战场与日本侵略军作决死的战斗。

    一九三七年八月初,红十五军团奉命进至陕西三晋县桥底镇集结,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旅。我们七十五师编为六八八团,团长陈锦绣,我任政治委员(改编时称政训处主任,十月恢复了受国民党干涉一度取消了的政治委员制度)。

    部队在前一时期的军政整训中,对红军改编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如今真要戴上‘青天白日’的帽徽,还是引起了一些思想问题。那时候我们戴的八角帽,帽徽是红五星,它是用红布剪成缝在帽子上的.看起来比较粗糙,但大家都很珍惜它。改编时要交帽子换帽徽,有些同志思想搞不通,有的甚至难过得流下了眼泪。我到一个连队去,就看到战士们因为这件事而愁眉苦脸,有个同志还抱着一个小包在坑角上哭,原来他早就把帽子缝好在包袱皮上,谁说要他变,他就把小包抱得紧紧的,生怕别人抢走。他说“要我交帽子,就先把我的脑袋砍掉!”他是那样的坚决,所以看到我来就焦急地哭了。我想“难道我们的战士固执吗?”不!这是因为八角帽,红五星是在每个同志的思想感情里探探扎下了根。我们戴着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在长征中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我们戴着它,走到哪里,哪里的人民都像亲人一样地欢迎我们,全力支援我们;我们戴着它,翻过无数高山,越过多少河流,在大风雪的黑夜里,在烈日暴晒下,在饥饿的威胁中......我们高歌前进,死亡吓不倒,困难挡不住。红五星是革命的标志,胜利的象征,是我们生命里一朵开不败的花朵。当大家还没有彻底懂得为什么要换它的时候,怎么能愿意换掉呢?于是,我对他们说:“现在一切都是为了打日本、救中国,国难当头,阶级利益应该服从民族利益!八路军改编是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我们的衣帽虽然换了.但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不愿意交的就保存作个纪念吧!”同志们听了,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恨据我党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开赴第二战区同国民党第六、第七集团军共同担负晋、察、绥地区的防御任务,阻止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当时,整个华北战场是一片失败景象,形势异常危急。日军轻取平津,气焰更为嚣张,以三十万兵力由北向南,沿交通要道长驱直入,妄图“速战速决”,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正在这种战局十分混乱的形势下,八月二十五日,八路军总部发布了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三四四旅在三原庄严誓师,接着按六八七团、旅直和六八八团序列,尾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向晋东北前线开进。

    九月二日,部队在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经过动员后,部队情绪高涨,大家恨不得立即赶到前线。可是天不作美,暴雨成灾,同蒲路被洪水冲断。为了尽快赶往前线,总部确定一边修路一边前进。我们在侯马乘火车北上,一路上所见所闻,颇有感慨。

    还记得一年多以前,我们东征时,山西人民就对红军留下良好的印象,如今他们又看到这支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开往抗日前线,感到无比振奋,呼喊着:

    热烈欢迎抗日的八路军上前线!

    打倒日车帝国主义!

    用鲜血保卫我们的每寸士地!

    中华民族万岁!

    人民群众对我们的热烈拥护和期待的心情,给了部队以莫大的鼓舞和激励。可是,与人民群众高昂的抗日情绪形成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垂头丧气,惊慌失措。张家口、大同等主要城市接连陷落,进攻晋北的日军分两路继续南进。国民党军队的溃兵,慌里慌张,夺路南逃。武器装具他们可以不要.却拼命抢劫老百姓的财物和鸡鸭。一路上横挑竖背,三五成群,一批一批地像潮水涌下来,真是兵败如山倒!

    这些溃逃下来的国民党军队,看到我们开往前线,感到非常奇怪,向我们的战士散布失败情绪,说日军如何如何厉害。我们的战士和他们展开争辩。

    溃兵说:“你们别吹牛皮,上去试试吧!”

    我们的战士问“你们为什么退下来?”

    溃兵回答说:“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子弹还多,不退下来怎么办?”

    我们的战士说:“抗日军队是为了保卫中华民族而战,有勇敢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有老百姓的支援,日本军队是侵略者,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又问:“你们究竟打死了多少日本兵?”

    溃兵回答说:“我们还没有见到日本兵的面呢!”

    我们的战士又问:“为什么仗都没有打就跑了呢?”

    溃兵回答说:“官长们先跑了,我们没有人指挥,打什么仗?”

    这些对话,生动地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将无斗志,兵无战心,一直向南败退。而八路军却迎着日军,斗志昂扬地向北挺进。广大人民都看到,抗日救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

    我们六八八团到原平下车后,日夜兼程,行至上寨、下关时,平型关战斗尚未结束,作为师的预备队我们在下关镇待机。平型关战斗胜利结束的消息一传达,部队情绪热烈,跃跃欲试,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十月十五日,我团奉命配属山炮一个连破坏沙河镇附近公路,截断平型关、代县间交通,相继袭击大营镇日军。当夜我们即驱除了沙河镇守敌,缴获大批粮秣和军用物资。十八日,大营镇守敌约一个联队在繁峙敌人策应下,沿公路向繁峙方向突围。我们即占领沙河镇以南山地,进行截击。该敌夺路而出,与繁峙敌人会合后,向代县退却,我们乘胜追击,收复繁峙。部队在繁峙南之俄口镇休息三日后,又进至崞县以东地区,不断袭击崞县、代县敌下乡抢粮人员,断绝敌运输供应,破坏敌就地筹粮计划。上述活动是我们团开始和日本侵略军的作战。在平型关战斗的震动下,日本帝国主义貌似强大的虚弱本质逐步暴露,我们在同日军的战斗接触中感到,虽不可低估其所谓“武士道”的影响,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是不攻白破了。

    十月二十八日,沿正太路西进之日军占领娘子关后,相继陷阳泉、寿阳,逼近太原。晋北的日军于十一月一日突破国民党军忻口阵地,直逼太原城下。为配合傅作义部保卫太原,总部令三四四旅急速南进,徐海东旅长率领我们六八八团立即出动。当我们日夜兼程进至太原北黄土岭子时,国民党军队已向汾河以西及太原以南撤退,傅作义部于九日从太原西山突围,太原遂陷于日军之手。我团奉命转移至五台地区,准备继续对日军作战。

    十二月中旬,总部令三四四旅开赴冀西平(山)、井(陉)、获(鹿)三角地区,相继打击正太、平汉路之敌,牵制敌人继续南进,并在该地区发动群众,扩大队伍。部队从五台出发,沿滹沱河前进,月底到平山县附近。平、井、获地区位于石家庄以西,娘子关以东,正太路以北,是正太线的要冲地带。这里是聂荣臻同志领导的晋察冀军区第四支队活动地区。这一带地下党力量较强,人民群众抗战热情很高,游击战争已初步开展起来。石家庄和正太路之敌深感受到威胁,经常纠集兵力进行“扫荡”,企图扼杀这块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三四四旅进入这一地区后,旅部把机关大部人员和部分部队组织起来,分散到各要地和广大乡村,协同地方党和第四支队放手发动群众,组织起若干游击队、游击小组,同时建立政权。当时县一级政权虽在敌人手中,但广大乡村基层政权全在我们掌握之中。经过艰苦工作和英勇奋战,第四支队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大,游击战一直开展到石家庄西郊几十里的地方,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晋察冀第四军分区。三四四旅也在开展游击战争中得到了锻炼和发展,扩编了六八九团,六八八团和六八七团也都得到了充实。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六八八团奉命两次袭击正太路上的井陉煤矿。该矿煤质优良,储量丰富,日军占领后,除供给华北日军需用外,大部运回日本国内。敌对该矿戒备森严。我团在爱国工人协助下,顺利地炸毁了自来水设备和部分机械,使该矿陷入瘫痪状态。

    日军遭我军连续打击后,急忙从石家庄调兵增援井陉、平山两地。一月二十二日,井陉、平山之敌出动两个联队约五六千人的兵力,分两路向方山、洪子店进攻,企图合击我军。旅领导决心伏击该敌,遂以六八八团在南北马冢山地一线设伏,消灭由井陉出犯之敌;以六八九团占领温塘镇以东孟耳庄,阻击由平山出犯之敌。

    十时许,井陉来犯之敌进入我六八八团伏击圈,我们居高临下对敌展开猛攻。经五小时激战,歼其一部。残敌负隅顽抗,我们再次组织进攻时,突遭平山来犯之敌炮击,团长陈锦秀、一营长刘国清中弹牺牲。在援敌已逼近的情况下,我请示旅领导撤出战斗。

    陈锦秀同志和我在红七十三师共同工作过,出师抗日时我俩又在六八八团重逢,在战斗和工作中互相支持,主动配合,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牺牲,对我们团是个很大的损失,我非常悲痛。部队撤出战斗进至洪子店以后,我们及时总结了教训,动员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奋勇地和敌人作战,用实际行动来悼念团长和其他牺牲的同志。此时,因上级一时还没有任命新的团长,我感到自己任务更重,一定要兢兢业业带领好部队,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开赴晋东南

    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游击战争的发展,使华北的日本侵略军深感如芒刺在背。敌人为消灭或驱逐我军,以保障其后方安全,决心对晋东南地区发起围攻。为增援晋东南,三四四旅奉命从娘子关以西南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进至武乡集结待命。

    四月四日,日军以一O八师团为主力,并纠集十六、二十、一O九师团和洒井旅团各一部,共八个步兵联队,外加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两个联队,计三万多人,由同蒲路上的榆次、太谷、洪洞,平汉路上的邢台,正太路上的平定,邯(郸)长(治)大道上的涉县、长治,以及临(汾)屯(留)公路上的屯留,分九路凶恶地扑向我晋东南根据地,企图分进合击我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等部和部分国民党军队,并摧毁我根据地。

    三四四旅在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领导指挥下,参加了这次粉碎“九路围攻”的作战。四月上旬,部队进行了紧张的动员准备工作,并分出部分兵力协助地方进行反围攻的宣传,动员群众“空室清野”,破路藏粮,组织游击队、游击小组。十日前后,各路敌军相继侵入我根据地,六八九团随一二九师主力向外游击,由辽县以南向东进至涉县,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一开始就使敌人扑了个空。我六八八团和六八七团、决死一纵队、总部特务团以及各基干队,则预置于内线各要地,广泛开展游击战,拦截打击敌人。在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下,内外线各部队互相配合,同敌人周旋在太行山上,使其所谓分进合击的企图完全落了空。在我军活跃的游击战面前,气焰嚣张的敌人象撤了气的皮球,扑来扑去,搞不清我主力在哪里,而我们却一直在盯着敌人,瞅准战机予以歼灭。长乐村一仗,确定了敌人失败的命运。

    四月十四日,我军外线部队侦察到敌人之一路柏峙联队,苦于没吃没喝,像只瞎猫,奔波于武乡、榆社之间。一二九师领导判明这是疲惫之敌,当机立断,追歼这股敌人。十五日,我军沿武涉大道经西井、蟠龙向武乡挺进,傍晚进占武乡。目睹当地被日军烧杀劫掠的惨状,指战员无不义愤填膺,更加激起歼敌的决心。十六日,我军在敌两侧实施平行追击的部队超越敌人,在武乡以东长乐村将敌大部截住,经过激烈反复的搏斗,共歼敌两千余人。此后,各路敌军纷纷撤退,我军乘胜转入追击。

四月下旬,由长治向北进犯之敌一O八师团一部,在我兄弟部队打击下向晋城回窜,我六八八团和六八七团奉命追击该敌。部队自沁县出发,日夜兼程,于二十八日十时在高平北之张店一带抓住了敌人,我团占领张店以西高地。在旅统一指挥下,两个团同时向公路勇猛出击,将敌约千人的行军纵队截成数段,压缩在张店附近地域予以大量杀伤。残敌据张店固守待援。我团以二营,三营由东庄、西苑村向张店攻击,几次未成,撤回原阵地。二十九日,张店之敌以一部兵力向我团一营进攻,被击退。此时,敌后续梯队已进至崇仁铺,由高平来援之敌亦占领张渡岭(丹珠岭)。因敌兵力增多,我已达到袭击消耗敌人的目的,奉命当夜撤离战场。这次战斗的主要教训,仍是采取阵地战的打法,与敌人反复争夺,不利于发挥我军的特长。

    敌人精心策划来势汹汹的“九路围攻”,在我军各部队杌动灵活、坚决有力的打击下,不到一个月就彻底失败。反“九路围攻”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八路军的军威,坚定了晋东南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为巩固和扩大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月初,国民党军卫立煌指挥所部发动反攻侯马的战役。为了支援该战役行动,三四四旅主力奉命进至张店西南的町店附近,利用该处有利地形,袭击由晋城向侯马增援的日军二十五师团。

    六日十时许,日军二十五师团一个联队进至町店,其先头骑兵约二百余,前出至上、下黄岩大休息。发现敌人后,旅即以六八八团全部占领上、下黄岩公路两侧有利地形,向敌骑兵进攻;以六八七团一、二营占领町店东侧富家坪、北庄一带高地,向町店之敌主力进攻;以该团三营进至町店东南五公里的美泉村阻援。十二时,各部队隐蔽占领阵地后,突然向敌发起猛烈冲击。我六八八团以绝对优势兵力居高临下,猛扑敌人,经三小时激战,将敌骑兵全歼,缴轻重机枪三挺,步马枪若干。六八七团各营都打得英勇顽强。此次战斗,共毙伤敌近干人,对反攻侯马战役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谛听朱总司令讲授游击战

    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间,三四四旅六八七、六八八团先后进至长子县南端氏镇休整学习。六月,朱总司令来视察工作,指示和帮助部队进行整训。他亲自讲课、作报告、开座谈会、找干部战士谈话,帮助部队全面总结出师抗日以来的经验教训,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士气。

    朱总司令在报告和讲课中,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抗日游击战争的诸要素、抗日游击队的组织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联系三四四旅的经验教训,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作了重要指示,特别是以下问题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他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它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本质上是抗日的群众运动”。“离开了群众,就根本谈不上抗日游击战争,而抗日游击战争的全部秘密就在乎它是一种群众运动,一种群众抗日自卫的武装斗争方式”。抗日游击战争,与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游击战争在若干战法上有相似之处,但它是吸取了现代游击战争的经验,应用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新条件,以劣势武器反对现代化装备的敌人的一种新的游击战争。它是十年来国内游击战争在新条件下的发展,它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敌人,为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军而奋斗的人民战争。

    他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是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它的伟大作用,具体表现为:抗日游击队是民众抗日学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宣传者和组织者;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部分地恢复国家领土和维系失地的人心;它能够使日本侵略军无法从所占领的地区中取得人力和财力的补充来灭亡我国;它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它的广泛发展是打运动战的正规军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它能够为正规军创造优良的后备军和新的兵团。

    他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与其他战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作战要素,是政治要素。这就是说,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政治战争的要点:在整顿内部,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以群众为堡垒,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瓦解敌军。抗日游击队如果舍弃或忽略这些工作,要想用劣势装备去战胜强敌是不可能的。“因此,把抗日游击战争要素的政治战争这一武器,提到最主要的地位,吸收全体队员不懈怠地来进行政治工作,使每个队员都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每个队员都成为抱着牺牲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到底的民族英雄,更希望造成为具有天才的优秀政治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抗日游击队的领导者,“要领导政治工作,时时刻刻昼夜不停地在自己部队、敌军和民众中进行政治工作。手头要写,口头要讲,要抓住有关政治的事实给以正确的解释,并作宣传。”

    他指出,抗日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迅速、秘密和坚决”,即以高度的灵活性、机动性、坚决果敢地抓住敌人兵力薄弱、孤立突出的部队,消灭其有生力量。抗日游击队在战役中的活动方针,主要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仓库,袭击飞机场;暴露敌人的企图;震恐敌人的军心;破坏敌人的政权,恢复自己的政权;分散敌人兵力;破坏敌人的经济、给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他强调:“抗日游击队的领导者,不简单是军事人才,而应是善于运用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等五个要素的领导者,要能在实际的环境中具体应用这五个要素来决定当时对敌的战略战术。”

    联系到三四四旅的情况,朱总司令指出:你们部队自平型关战斗以来的半年多时间里,总的来说作战是好的,但存在着分兵不够的问题,表现为全旅统一行、统一指挥较多,分散活动、独立指挥较少;集中兵力打运动战较多,化整为零,游击作战较少。他号召我们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的指示,要敢于大胆分兵。因为我们有群众作坚强的后盾,太行山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八路军无论走到哪里都有饭吃,有房子住,伤病员有老百姓治养。“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处处可见。有了这般好的群众,还愁打不败日本侵略者!朱总司令教育我们要相信广大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他指出:三四四旅的指战员大多数是红军时期入伍的,打过游击,要敢于把他们“撒”到群众中去,就像种子撒到春天的大地里,很快就会生根、开花、结果的。

    朱总司令的报告和讲课从理论到实践,深入浅出,我听了受到深刻教育,联系抗战以来在作战和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高了对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的认识和胜利信心,加深了对我们应取的作战指导原则的理解,增强了搞好政治工作的自觉性。在朱总司令的指导下,三四四旅整训后,在战略思想和战术指挥上,实现了从抗战初期侧重于打运动战、阵地战,向主要打游击战的根本转变,部队以团、营为单位分散活动,在晋冀鲁豫边区展开了游击战争。

    当时,日军从晋城、侯马分两路进攻中条山,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粉碎日军的进攻,朱总司令在旅部时就决定派一支部队挺进中条山,并利用他在讲武堂的同学关系,给国民党军长曾万忠写了一封信。徐海东旅长、黄克诚政委选定我带领部队去执行这项任务,我拿着朱总司令的介绍信,率领六八八团第三营六百多人进了中条山。按照上级的指示,我们这支部队除配合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外,主要是去撒“种子”,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曾万忠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对手,对红军有所了解;此时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他又看到朱总司令的介绍信,因此,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到来是欢迎的 ,表示要互通情况,共同抗击日军。

    我们进中条山以后,以一个连在同蒲路以东袭扰敌人,主力位于中条山西部的垣曲、夏县、邑域地区,配合我党的地方武装坚持中条山斗争,阻敌南进。当曾万忠部队被敌围困时,我指挥十二连奋勇袭击敌人,打开通路,解救曾军军部突出重围。同时,我部主力深入敌后,不断袭击骚扰,迫敌放弃进攻计划,使曾部转危为安。为此,曾万忠派专人来我部表示感谢。

    我们在中条山区活动期间,在当地党组织(唐天际同志负责)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斗争,扩充部队,不到半年我们就发展到近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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