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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擎火炬永向前——记红色记者、革命烈士秦世禄(组图)
2015-6-1 15:42|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037 | 评论: 0 |原作者: 李崎 |来自: 晋绥网
摘要:高擎火炬永向前——记红色记者、革命烈士秦世禄





    人物简介:秦世禄,革命烈士,又名秦慕良,生于 1926年3月8日,重庆人,中共党员,为解放前夕川西红色记者、红色教师。1950年2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在大邑县征粮工作中壮烈牺牲,时年24岁。


    1947年,成都“六二事件”后不久,在灌县西北边陲的二峨山的山道上,出现了一双平凡而又特殊的脚印。它左脚深右脚浅,默默地穿过棘丛,镌刻在大山的脊梁,农家的庭院。那是一双特殊的脚印,向峨的山认识它,向峨的水认识它,向峨的穷苦农民认识它。顺着那一串脚印望去,一个身影在一跻一跛地艰难前进。他就是秦世禄,农民弟兄们都亲切地叫他“秦先生”。


    光阴荏苒,秦世禄烈士已经离开我们65年。他当年是怎么从家乡到成都,有怎么从成都到灌县向峨从事地下工作的?他在向峨农村为党做了哪些工作?他后来是如何离开灌县?又是怎样牺牲的呢?对此,年初以来,笔者多次前往本市向峨、蒲阳山区,并到成都、双流、大邑,追寻烈士的红色足迹。


    杨柏良是向峨乡中碗厂(今东林村)人,今年89岁。作为我市民政系统目前唯一健在的一位离休干部,身体硬朗,神志清晰,记忆力也满不错。在市农林局副局级干部、红色文化志愿者任昌国同志的向导下,笔者如愿在蒲阳镇金腾小区见到了这位地下党出身的离休干部。


    “秦世禄又叫秦穆良,右脚有点跛,印象里是个残疾人,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呢!”殊不知,杨柏良老人对秦世禄的情况十分了解。


    在金腾小区,杨柏良老人就他所知的情况娓娓道来——


    秦世禄是川中丘陵地区资中人,当他刚刚能够记事的时候,不幸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的右腿给病魔致残了。不久,他的父母又相继病逝。真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家里只剩下了他和两个姐姐,三姊妹相依为命,艰难地生活着。疾病的折磨,父母的早逝,使年幼的秦世禄变得内向深沉。


    后来,秦世禄的大姐和姐夫迁徙成都,他也随着到了成都。在成都,几经周折,他进了协进中学唸书。他非常关心时事,关心抗战时局的变化。课堂上,地理老师讲到延安的有关情况时,他更是留心听讲,恨不得插翅飞到延安。在那里,他进步很大,虽然年龄尚小,却懂得了忧国忧民。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1945年冬天,秦世禄中学毕业,他决心去实践自己的革命理想,邀约了一位姓苏的同学,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可是,当秦世禄和那位姓苏的同学徒步走到广元时,被国民党的关卡挡住了,去延安的希望破灭了。


    但是,秦世禄并没有因此丧气,他对革命的追求却更加强烈了。    1946年夏,秦世禄由杨伯恺介绍,去《华西晚报》社工作。《华西晚报》是中共秘密党员田一平1941年经手创办。创刊时只有八开,半年后扩大为四开。


    随着时局的变化,民主运动的发展,《华西晚报》的政治面目逐渐显露出来,在政治上为社会所瞩目。有人称它为“民主堡垒”,“文坛中心”。国民党把它叫做“共产党尾巴”。在国统区,成都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华西晚报》的处境一天比一天险恶,国民党特务经常上门捣乱,破坏营业部和编辑部的工作,秦世禄也常常和他们较量。


    白天,秦世禄蹲在编辑部里,整日伏案,默默地校对报纸清样;晚上,编辑部就是他的卧室,他躺在两条板凳搭着的一块门板上休息过夜。在报社,秦世禄除搞好报纸清样校对外,还挤时闻参加社会活动。他参加成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签名运动,党组织领导的“海星合唱团”。


    1947年3月,胡春浦同田一平商量,安排秦世禄收录新华社电讯消息。为了工作安全,秦世禄搬到华西后坝胡春浦家里。每天,他工作在收音机旁,收听新华社广播,记录新华社电讯稿,一整理出来后供晚报选用。


    1946年7月,蒋介石撕下了和谈伪装,公开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次年2月下旬,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中共四川省委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把全部工作人员强行护送回延安。6月1日晚,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实行大逮捕,捣毁《华西晚报》报馆和印刷所,捕走田一平,刘慕宇等九位同志。在晚报工作的秦世禄幸免于难,没被特务抓住、他当夜撤离,隐蔽在西门大姐家中。之后,他由组织安排来到了灌县(今都江堰市)向峨山区。


    向峨位于灌县东北边陲,地处灌、彭、崇(宁)三县交界边缘,国民党鞭长莫及,在那里的统治比较薄弱。境内山峦起伏,林密沟深,很有利于党组织的活动。早在1944年,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员胡春浦就在那里创办向峨煤矿,建立了较好的地方统战关系,开辟了党的地下活动据点。


    秦世禄撤离到向峨不久,原在《华西晚报》一起工作的张韶(到向峨后化名壬兴发,后改名张扬>、杨太德也撤离成都来列了向峨。这里,群众基础比较好。很快,秦世禄、张韶、杨太德就与活动在向峨的陈若冰取得了联系。


    陈若冰向胡春浦汇报后,胡春浦说:“一,通过关系,安排来煤矿进步青年的社会职业,二,开设小商店,广泛接触工人和社会人士;三,在有了社会基础之后,建立革命武装。”同时,胡春浦又交给陈若冰法币二百万元,以资工作开展。


    向峨东林村一条小山沟,是最早的煤矿,以开采板板炭出名。在这条长约三四公里的山沟里,分布着上碗厂、中碗厂、下碗厂。在中碗厂附近,有一个大户人家因搬家到城里去了,院落内只有住着几个佃户,四五间耳房一直空闲着。花房子的主人杨代轩是杨柏良的幺老爷,曾经在当地买有田地40多亩。


    秦世禄个儿不高,三板子人,擅长唱歌,很喜欢接触群众。不久,他利用杨家花房子几间空房子筹办了义务小学,还开办“大成”字号小商店。利用这种合法形式站稳了脚跟,他打开了工作局面。


    杨家花房子义务小学,很受群众欢迎。农民弟兄很快送来了自己的子女,不到一个礼拜,学校就收了10多名贫苦人家子弟,最多的时候学生有二三十名。学校没有桌凳,同学们就从家里带来;屋子光线暗淡,就用煤油灯、清油灯照明。


    那时,秦世禄担负了学校的主要教学任务。由于国民党的腐败,这里还是文化的“洪荒时代”,学生大小不一,年龄悬殊很大,有的已是十四五岁的小青年,有的还是不满十岁的小儿童。


    根据这种情况,秦世禄因人施教,耐心教育,用革命思想启迪学生的心扉。他自己编写儿歌,教学生歌唱。歌词的第二段写道:“小呀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是为做官,不为面子光,只为穷人要翻身,不受人剥削,不做牛和羊。”学生易懂易记易唱,革命歌曲唱到哪里,革命道理就宣传到哪里。这样,既教育了学生,又宣传了家长。


    1948年1月初,秦世禄由吕英接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分工,由秦世禄负责农运工作。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先后在农民、手工业工人中建立秘密群众组织——“互助会”、“翻身会”。


    党组织提出发展农村地下武装时,秦世禄联络一批有猎枪的农民,组成名义上是“狩猎”、“保护庄稼”,实际上是支持农民抗捐抗粮,惩罚当地恶势力分子,成为党领导的地下武装——“猎枪会”。


    1948年秋,“猎枪会”在石匣子开会,秦世禄吸收向峨碗厂和丰乐、桂花等乡一批新会员,建立丰乐、桂花两个党小组。1949年3月,秦世禄领导建立了向峨农村党支部。到1949年秋,“猎枪会”已经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有影响的农民武装。


    秦世禄虽然右脚残废,行动不便,但他为了联络农民,宣传革命,仍不辞劳苦地颠簸在向峨崎岖的山道上。他利用教师的身份,走村窜户,访问家长,以摆龙门阵的方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求解放。他以学生家长为骨干,作为联络穷苦农民的纽带,把穷苦农民团结起来。


    杨柏良家所在的杨家大院,正好就在杨家花房子斜对面。当年,杨家有五个弟兄,就有四个参加地下党组织。其中,大哥杨柏兴、二哥杨云泰最先加入地下党。1948年3月,经秦世禄介绍,杨柏良(老三)也成为地下党员。杨云峰、杨云登两个弟弟,都曾在杨家花房子义务小学读过书,受到过“秦先生”的熏陶。杨云登、杨华富、张学清等,都是秦世禄当年一手栽培出来的“得意门生”。解放前夕,他们或入党,或从军,或从政,走上了革命道路。


    那时,秦世禄很注意启发农民分析祖祖辈辈受穷的原因。他说:“我们穷人不是命穷,不是生来就穷。我们起早摸黑。一年四季忙到头,还没有吃没有穿,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粮户’(即地主)剥削我们,是‘粮户’吸干了我们的血。我们穷苦农民只要团结起来,就不怕‘粮户’。我们穷苦农民只有团结起来,打倒‘粮户’,才有出头之日,才有好日子过。”


    一席话,说得穷苦农民磨拳擦掌,心明眼亮,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这吃人的世道翻转过来。


    一次家访中,秦世禄了解到有的学生家长喜欢打猎,家里置有猎枪,他觉得这是建立革命武装的有利条件。于是,他便着手联络杨云泰、袁大成等学生家长成立了“猎枪会”。 杨柏良的二哥杨云泰因为威信较高,又有群众基础,以后还被推举为岷江纵队四支队支队长。


    1948年6月,“猎枪会”利用反动势力内讧,分析了贾维舟与曾诚志、任代俊之间的矛盾,决定利用这个矛盾,除掉无恶不作的贾维舟大管家唐少安,打击贾维舟势力。“猎枪会”同志认真研究后,由负责人杨云泰带领曾大高等“猎枪会”成员,带上武器----猎枪,于唐少安赶场回家路上截击唐,由于猎枪发生故障,唐未毙命,负伤后狼狈逃跑。同年9月的一天,“猎枪会”决定惩罚欺压百姓的欧保长。当日晚,杨云泰又带领几名“猎枪会”成员,以“报梁子”(即复仇)名义,去欧家山夜袭欧保长,欧负伤逃掉。慑于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地方恶势力的胡作非为大有收敛,再也不敢恣肆欺压百姓了。斗争的胜利,锻炼了农民,唤醒了农民,农民也学会了斗争。


    通过斗争的锻炼和考察,秦世禄在农民中发展了20多个党员,壮大了党的组织。“猎枪会”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上百人的农民武装组织。到1948年下半年,丰乐、桂花一带已发展“猎枪会”成员340余人。灌县解放时,这支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成“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岷江纵队”的骨干力量。


    秦世禄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他善于用农民的语言把革命的大道理讲得通俗易懂,生动形象。青年农民不由得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满怀希望地说:“秦先生,你拨亮了我们心中一盏灯!”


    向峨山区贫苦落后,缺医少药,农民患病得不到治疗。眼看这样情况,秦世禄就用自己的钱买一些药物放在家里,为农民弟兄治疮治病。他见向峨袁大成一家生活无法维持下去,就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二万元(旧币)交给袁大成,叫他去做个小菜生意。袁大成感激涕零,握着他的手,久久地望着他,那饱含着千言万语的无言的眼睛,在他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1949年8月,灌县“祝廖事件”发生。为了安全起见,党组织把秦世禄由双流县转移到大邑县。当时,上级党组织为了扩大解放战争形势的宣传,打算办一个秘密刊物,报道解放区的消息,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秦世禄乐意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1949年6月,秦世禄带着一台收音机去双流擦耳岩(今岷江之滨的擦耳乡场镇),在当地党组织的安排下,由当地袍哥大爷徐茂森掩护。之后,便由徐护送去吴云宵娘家住下。不久,党组织又将秦世禄转移到徐茂森侄子徐海东、徐寿亭家(今擦耳乡临江村3组)。这样,秦世禄、徐海东、张泽石便一起在徐家瓦窑徐家圆仓办起了党的秘密刊物《火炬报》。这是一张油印小报,徐海东负责刻印,张泽石负责编辑,秦世禄负责新华社电讯稿收录。


    同年8月(农历),党组织将秦世禄转移去大邑县周子勋家里。这时,徐茂森、徐海东在擦耳岩被捕,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徐寿亭也在黄水乡被捕。为了秦世禄的安全,组织上不得不又将他转移去一个新的地方。这是第五次转移,环境变得越来越险恶。

    秦世禄住在崇庆县安顺乡黄建治家后院的一间僻静的小屋子里。10月1日,他收听到一个特大喜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此,他连夜将这个喜讯刻印,让新中国宣告诞生的消息迅速传遍山寨乡村。12月初,秦世禄又转移回到大邑县安仁镇。


    大邑县刚刚解放,秦世禄被分配到征粮工作队,和一个连的解放军一起进驻蔡场。工作队分为三组,秦世禄担任沙渠组组长。这个组有解放军八人,地方干部四人。四人中除秦世禄以外,肖国琼、王惠吾(征粮中牺牲)、罗淑君(征粮中牺牲)三人都是女同志。


    由于敌人的造谣和土匪的骚扰,情况非常复杂,群众对党的政策和征粮工作也不甚了解。为了消除群众疑虑,秦世禄率领全组同志走上街头,宣传政策,揭露谣言,澄清视听,积极开展征粮工作。2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七),1200多匪徒围攻沙渠一个碉楼时,征粮工作组几名同志在撤退过程中不幸牺牲,秦世禄身负重伤倒在沙渠的田埂上,苦苦挣扎着……


    正在这时,当地一个不明真相的老农路过沙渠下场口,得知挣扎的人是负责组织征粮工作的。于是,一气之下拿出随身携带的砖刀,朝秦世禄头部猛击几下,致使秦世禄当即停止了呼吸。不久,当地群众将他的尸体进行了掩埋。


    沙渠镇勤政村高光忠(今年78岁)、彭玉文(73岁)在接受笔者调查采访时说,当年提着砖刀击打重伤者秦世禄头部的老农叫李少文,是大邑县沙渠乡下的泥瓦匠。随后,李少文因此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李少文回到老家农村。一天,他上街赶场,小偷偷走了他衣兜里装的20多元钱。回到家里,李少文一时想不通,上吊自杀了。


    关于秦世禄牺牲的具体情况,过去大邑县的党史资料上说是“不幸被捕,叛匪残忍地用铡刀对他砍杀”。都江堰市党史资料也据此认定”秦世禄死在匪徒的铡刀下”。都江堰市向峨乡几位地下党同志听说秦世禄是“被叛匪们用二马分尸极刑处死的”。此次笔者通过实地到大邑县沙渠镇调查采访知情者、目击者,才知秦世禄壮烈牺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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