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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网 访谈纪实 第一书记 查看内容
集中临汾参加培训,长途跋涉南下四川

2015-9-29 10:3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03 | 评论: 0 |来自: 晋绥网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全国解放在即,党中央及时作出了从解放区选派大批干部南下的部署,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1949年5月,贺龙从西北地区抽出地方干部4528人、军队干部1512人,集中在山西临汾,进行南下的准备工作。因此,我们晋绥三分区全部撤销,所有人员全部南下,没有几日来晋南临汾晋绥党校参加南下培训,为入川做准备。党校总领导为贺龙司令员和李井泉(原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政委,该校分为三个部,第一部高级领导干部,住在临汾市。第二部是地、厅级干部。三部是县、区干部,住在郊区。我和王山、刘贵保等同志在三部,下设支部,我们是第一支部有学员30多人,三部共有7个支部,大约有六、七百余人。
    在晋南临汾晋绥党校南下培训期间,记得在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我们还到临汾城参加开国大典庆祝活动,那天天下着小雨,道路泥泞,每人自带干粮整队出发,身穿黄色棉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和“八一”军帽,到临汾城参加开国大典庆祝活动。我们徒步10余里路,进城到了开会地址较场坝。小雨下个不停,较场坝满地烂泥积水,只好站立。我们在较场坝整队站好后,木头电杆上安置的高音喇叭响了,电台开始广播首都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庆祝活动。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以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广播喇叭又传来了阅兵仪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大典举行完毕,贺龙司令员和李井泉政委还作了重要讲话。
    南下出发前,1949年11月25日,在临汾市召开南下动员大会,那天有数千人参加,贺龙、李井泉等领导在台上,贺龙在大会上作了深入动员。他说:“同志们,毛主席叫我们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
    针对当时一部分干部不大愿意到西南去,怕不适应环境等思想问题,贺龙说:“西南许多地方是很落后,条件也是艰苦,大家不要怕艰苦,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日晴,路无三里平,吃大米铺稻草,白天太阳晒,晚上蚊虫咬,’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8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吗?”
    他还幽默地说:“四川是天府之国,是个好地方,你们去了都接个女学生,有大学生、高中生,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都笑起来高声说:“好”!他又讲:“四川是蒋介石的最后老巢,敌情严重,反动组织也多,有青红二邦,还有土匪,我们去就要把他们全部消灭,建设新政权,在5年以后你们哪个要回来都可以”。贺龙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我至今铭记在心。
    三天后,我们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下分为梯队、大队、中队和排、班,我是第二梯队第一大队二中队,王山与我都任排长。随后,我们开始出发行军,在风陵渡过黄河,约12月初到了西安,住了7天,我们南下接管的部队在西安听取了迎接解放军的四川地下党负责人马识途《关于四川社会情况的报告》,亦将南充的情况作了介绍,为后来顺利接管奠定了基础。
    后又出发,约12月10日左右到了宝鸡,住在兵站,晚上吃的白面面条。第二天,大雪飘飘,寒风凛冽,早饭后我们就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岭山区。秦岭山脉海拔2000米以上,主峰海拔3700多米,到处峭壁悬崖,深沟狭谷,除一条川陕公路外,只有几条古驿道。这里人烟稀少,物资缺乏,加上天气寒冷,所需物资必须由我们背负,蜀道难行,雪后路滑,我们克服困难终于走上了秦岭,在山上我们与雨、雪同住一晚,天亮后吃了饭就马上出发,走下了秦岭,途经了陕西留坝县,来到了陕西褒城镇,整个镇上空无一人,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大爷,我问他:“村里的人为什么都不在家”,他说:“有人讲共产党、解放军来了要杀人,还要共产共妻,大家害怕男女老少都跑了”,后我们又问他:“你为什么不走”?“我老了,怕什么”。于是我们给他宣传说:“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是要解放全国劳苦人民大众的,那些话是坏人造的谣”。并让他叫镇上的人都回来。没有多久,镇上的人先后都回来了,老百姓才叫我们住进房内。
    我们在褒城住了几天,领导开会研究干部的分配方案。并在这里组建了中共南充地委,孙先馀任书记,王大昌任专员,张平任宣传部长,智泽民任公安处长。
    约12月20日左右到了广元,在广元又住了几天,因这期间,中共川北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广元召开会议,进一步确定所属各地、县、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任职名单,被派到南充专县工作的干部计212名(全川北是1680名),再次决定刘天相、吴致中等20名接管新区的南下干部到南充,并建立了党的领导机构。
    在我们来之前,十八兵团先头部队已解放了广元,17日占领著名古关隘剑门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十八兵团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国民党部队不敢战,只打了一下望风而逃,我们是12月底左右到了三台县,住了几日,1950年元月3日第一批到了南充市,住在大北街一个财主大院内。
                   分配南充建立政权,接管警局清匪反霸
    我们到南充后,随即成立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到达当天中共南充县委也正式成立,刘天相任书记,吴致中任县长。第二天晚上南充城内数千人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营火晚会,庆祝新生政权的诞生。记得随后不久还举行了中共南下党员和川北地下党员会师大会。第三天,成立了南充军事管制委员会,赵林任主任,孙先馀任副主任。同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充城防司令部,张明向任司令员,任子波任政治委员。新组建了南充解放委员会,由吴致中、张平、卫广平、李子明、袁观等人组成,吴致中任主任。随后,南充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代表和联络员110人对原国民党南充县政权各机构分别开始接管。
    我和其他南下的干部程仲豪、魏天玉、马亮、马继旺、董旺和南下来的北京改造过的伪警察2人,共计7人,分到南充县公安局,负责接管国民党警察局,整顿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秩序。当时县公安局局长是程仲豪。我与马继旺分到西城,接管国民党警察分局,实行军事管制,并命令伪警官员交出枪支、档案和人员名单等。接管后,将警长以上警官全部集中前去集训审查。成立了西城派出所,留有旧警察10余人,我任所长,马继旺任副所长。当时对原国民党南充县政权各机构接管工作历时一月,共接收旧政人员2242人,留用1654人,送革大学习95人。
    1950年春节,我调回南充公安处第一科任侦察股长。公安处处长是智泽民,秘书是王山,处长警卫员郭有富,警卫班还有4人。当时整个公安处只有七、八人左右。
    没几天,川北区党委给公安处调来地下党员4人,这4人是田海清、贾直、贾可林、张玉清。来后分配到第一科与我做侦察工作,智处长向我说:“他们是地下党,可知此地敌情”。随后,他们带我外出调查敌情,但从未获悉过任何敌情。我们逐渐发现这几人可疑并有劣迹。如有一天,贾直给我介绍了一个姓李的人,说他是我党地下外围组织成员,叫直接与他联系。我与李接过几次头,有一次,李向我报告,城中一茶馆明日下午要来土匪多人聚会,我向处长报告后,处长直接让我向南充区党委李部长报告,第二天,调解放军一个连包围了茶馆,结果确无此事。事后,李也下落不明,是他们故意制造的假情报。又如田海清春节请假回家过年,抢劫老百姓,初三回来,受害者和群众报告了处长。智处长就叫警卫员郭有富通知我去他那里,说:“田海清是个匪首,春节回家过年抢劫老百姓,你想办法把他枪拿下,”并嘱咐我小心不要让他知道此情。到下午的时候我对田说:“你春节回来休息两天,把你枪借出来给其他同志使用两天再还给你”。他表态同意借,随后收了他的枪。第二天早上我带田到秘书王山处,我两人当即将田押送公安局逮捕。正月初十,南充市召开群众大会将田枪决。事后,经查贾直是中统特务,实施了抓捕。贾可林是军统特务,后自杀。张玉清是个大流氓被开除。不久,上级调来张育本同志任一科科长,他原系北方某县公安局副局长。
    1950年2月初,中共南充地委和南充专员公署在南充宣告正式成立,隶属于川北区党委。孙先馀任书记,王大昌任专员。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充军分区成立,黄定基任司令员,孙先馀任政治委员。
    二月下旬,川北区党委、川北区行政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川北军区同时在南充宣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任川北区党委第一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兼川北军区政委,赵林任川北区党委第二书记,秦仲芳、刘聚奎等任川北行署副主任。
    这时,撤销原南充县城关区,改设南充市,任命吴致中为市委书记,袁观为市长。中共南充县委、南充县人民政府迁至该县龙门镇。1951年3月,组织调我到南充龙门镇任派出所长,没有几日又将马继旺同志调来任副所长。
    刚解放时,南充社情复杂,一些国民党特务分子暗中纠合土匪、地方反动势力和国军散兵游勇,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企图实施破坏,妄图推翻新政权。我们主要工作就是做好社情调查,废除旧保甲制度,登记整顿城市居民户口,建立户口管理制度,建立革命秩序,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进行公开登记,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对一些土匪、一贯道坛主、封建把头、特务分子实施逮捕。罪大恶极判处死刑。先后配合平息了反革命"五.五"暴动,配合侦查反革命分子纵火焚烧川北行政公署宿舍大楼等案件。1951年11月,组织上决定调我到仪陇县工作。
                 重返部队整建中队,工作出色受到表彰
    1951年11月,我调到仪陇县公安中队任政治指导员。11月5日来到仪陇后住在县公安局,三天后,公安局局长林永昌带我来到县公安中队,把我向队长杜根富作了介绍,同时,杜也介绍了中队一些情况,并给我安排了住房,他是部队调来中队工作,原在部队任连长。全队有人员18名,其中文书1人,通信员1人(是他的警卫员),事务长1人,下辖两个班。在我去的第七天,队长杜根富带枪逃跑,我当即向局长林永昌报告,林又到县委向周慎书记汇报了此事,周书记指示叫警卫营与中队将杜找回来,警卫营去1人,我队去了2人,3天后将杜抓捕。杜为何逃跑?经我向文书等人查明,原来杜根富与他的警卫员吴应举有鸡奸行为,经审理本人交待实属。后判刑三年送走劳改。杜未跑之前曾在干警中大造舆论,说:“指导员是做政治工作的,有问题的人他都要审查,你们都要注意,不要乱说”。当时县中队还有旧警3人,情况复杂,思想混乱,我及时的对所有干警进行思想教育整顿,使他们转变旧的思想观念,成为为新中国服务的公安战士。不到半年,从部队调来连长姚荣任中队长,又调来排长2人,文化教员1人。我先后又招收新战士50余人,把中队编为2个排,6个班,共计干警80多人。其中党员有8名,并成立了支部,我任支部书记,队长和排长任支委。同时我在公安局党支部任组织委员。
    1952年春,土改镇反时,我队和县中学成立了土改镇反宣传队,县中学的师生和我队各去了20余人,由我带队前赴各区乡镇巡回宣讲,中学的师生编唱和演出白毛女、刘胡兰等节目,我队组织腰鼓队,每到当场时演出和发动、教育广大群众,为土改镇反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并受到了县委的表扬。 1951年11月我光荣的参加了省公安厅召开的评模会议,受到省厅的表彰,并奖给我绸衬衣1件,水笔1支,日记本1个,我所在的中队评为“五好中队”,即:执行任务完成得好,干警学习好,与人民群众关系好、干警团结奋战好,从未发生事故好。
    1952年4月,组织调我到县公安局任执行股长。在我任职期间,审理了在押犯几十人,复查冤、错案件10余件,侦破反动会道门组织4起、10余人,抢劫及杀人案1起1人。并全部审理结案和判处徒刑。
                   下调区乡抓工作,创建农业合作社
    1953年3月,县委调我到仪陇县复兴区任区委书记,我去后,区上有副区长侯定国1人,组织干事2人,宣传干事2人,妇女干部1人,会计人员1人,办公室人员2人,财务员2人,炊事员1人,通信员2人,共计14人。其中有党员5人。在当年的5月后,又陆续调来区委副书记1人、武装部长1人和干事3人。经报县委批准成立了区委会,由7人组成,其中,我任书记,副书记1人,组织委员1人,宣传委员1人,妇女主任1人,武装部长1人,副区长1人。
    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决定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此后,各级党委加强了组织领导,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1953年8月至1954年期间,我主要抓开展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工作,先搞重点建社,我与办公室林一广同志先到赛金乡光辉村进行试点。该村是个大村,有二百多户人家,党员有2人。我们在该村把群众发动起来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大家懂得要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先把30余户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建立了农业合作社,由村党员、妇女主任陈邦碧当合作社主任,其成员由7人组成。先后发展党员4人,建立了支部,由村主任陈邦碧任支书。在陈的带领下,该村社员艰苦奋战,取得了粮棉丰收。该社成了全县的模范社,陈当了全省劳动模范和军属模范,参加过赴朝慰问团。随后,我又在复兴乡明星村建起第二个合作社。
    1955年9月组织派我去重庆市省委第一初级党校学习,1956年3月份回县后,调任我为县公安局第一副局长、党组成员。在当年召开的仪陇县第一届党代会上,我当选县委委员。1956年8月,地区公安处通知我到公安学院重庆分院学习,此期间,仪陇县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我当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在1957年7月毕业后回到公安局参加了整风反右派斗争。1958年1月又到复兴区兼任区委书记,副书记是郭宝贵同志,后又调来张朝海任区长。
               赴华蓥艰苦创业,办硫磺厂大战仰天窝
    1958年,中共中央决定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全党全民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各部门、各地方都把钢铁生产和建设放在首位,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法炼钢。1958年9月20日,南充专区在天池设立“钢铁指挥部”,各县抽调大量劳动力,上华蓥山大炼钢铁, 在华蓥山上建铁厂、修土高炉,数万口新铁锅被砸烂作原料,大批树木被砍伐作燃料,山上的树木几近伐绝。听说为了完成任务,钢铁指挥部还派人上华蓥山宝鼎,将光明寺大佛殿的铁瓦拆下抵交生铁任务。在这种形势下,1958年10月,组织调我到广安县仪陇硫磺厂任党委书记兼任厂长,副厂长是胡时文,厂地建在广安县华蓥大山上的天池乡仰天窝,距离天池乡20多里。我去后仅有干部3人,工人10余人。1958年11月下旬,又先后调来干部30多人,副厂长3人,副书记1人,办公室人员2人,财会室人员2人,医务人员5人。总计先后调有工人1000余人。设有三个矿区,建有炼磺高炉20多座,煤井4口,磺矿井10多口,日产矿石20多吨,日产煤10多吨。上山后,干部职工都住在毛草棚里,天无三日晴,路无二里平,吃粮从天池乡粮站挑上山,在这样的艰苦日子里,广大职工日夜奋战,日产硫磺2吨,修建公路一条10余公里。我厂上报产磺量从无假数字,生产的硫磺含磺量达99%以上,全部外调出口。在山上还有蓬安县、营山县和广安县硫磺厂,而其他厂的硫磺达不到出口标准,只能内销,特别是广安的厂内销也无地方要。在此期间,矿区来我厂先后开过2次现场会议,我厂两次评为先进,受到了矿区、县、地和省化工厅的好评,省化工厅还奖励我厂炸药和钢钎1吨,县委特派县川剧团来厂慰问演出2天,给予了广大职工很大鼓励和关怀。不但职工的工资由我厂发给,还上交仪陇县财政万余元。
               肩负重任再回公安,协助县委抓好工作
    1959年12月县委通知我回县工作,经地委批示我任县公安局政治教导员、公安党组书记和政法党组成员。当时公安局局长何清淼局长调离,副局长邓载阳主持工作,后1961年提任局长。我俩相处甚好,是好战友,好伙伴。有大事我们相互商量,一般情况下由他出面处理,我支持他做好工作。但是县委经常抽他去做党的中心工作,1964年又抽去搞社教四清运动。1965年的下半年,地委通知我任县委常委和政法党组书记。
    在工作中,我们注意抓好先进典型,并进行推广宣传,复兴公安特派员朱君仁勤勤恳恳工作,深得群众赞扬,1965年8月国家公安部、四川省公安厅政治部曾先后来我局总结朱君仁模范事迹。我陪同他们到了复兴区,对朱君仁的模范事迹作了进一步调查了解。没几天,公安厅政治部范主任、地区公安处一行多人前来我局,组织召开了全地区公安系统表彰朱君仁同志的模范事迹会议,我向大会介绍了朱君仁的模范事迹,范主任讲了话,宣布了中公部授予朱君仁“全国公安模范、人民喜爱的公安特派员”光荣称号。范主任临走前对我局工作给予表扬:“你们人员少,工作做的很好,我看到你们都很团结”。
    1965年至1966年地委调我县很多领导同志前赴广安、岳池两县搞“社教”和“四清运动”,县委只留有副书记刘庆怀和常委2人主持工作。刘庆怀主要是抓农业生产,常到区乡指导生产。让我在家负责日常工作。1966年的下半年,第二届党代会召开,搞社教的主要领导全部回来参加会议。这次大会选出常委9人,其中我又当选常委。会议结束后,除留费德政副书记和我在家外,其余领导仍去广安、岳池两县进行“社教”“四清运动”。
    1966年5月,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通知》下达后 ,学生开始停课“闹革命”, 搞“红海洋”,社会纷纷成立造反派组织,没有多久,外地的红卫兵陆续来我县串连,费德政副书记叫我负责接待来的红卫兵,他主要精力抓好当前的农业生产,当年粮棉取得了大丰收,亩产粮食600余斤,棉花亩产120多斤,取得了农业大丰收。
    到了当年八、九月份,外地来的红兵造反派就多了,县上有些单位也开始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但还没有开始批斗领导干部的行为。当年国庆节前夕,上级通知张思德的母亲刘光友前赴北京参加国庆观光,费德政副书记叫我安排人护理张思德的母亲刘光友去北京,经调查了解后,我安排了与张思德是一家人的县委信访办张思忠和与张妈妈关系较好的思德乡妇女主任戴素芳护送赴京。国庆后张妈妈返回,他回来时身穿军用黄大衣,配带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袖套,并送了我一个毛主席像章,随行还来有人民日报记者李绍忠和四川日报记者游运益。费叫我带张妈妈与记者到各区巡回传达参加国庆的概况,张妈妈讲述了上天安门城楼见到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等情形,还讲了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造反行动。1967年元旦前,社教工作团全部回来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此时,还未开始批斗干部。张思德纪念馆建成后开馆时,县委叫我与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商议开馆时由哪个主持和讲话等事宜。我将红卫兵和造反派召集在县委会议室商议,首先我带领他们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和其他方面的毛主席语录后,他们叫我提名谁主持会议和谁讲话,我说:“由康智盛同志主持会议,由武装部政委严正海同志讲话”。他们对严讲话没有意见,但对康主持大会要叫我作个说明方才同意,因为怀疑康是否是走资派。我将康的出身成份和工作情况以及对党、对革命忠诚分别作了介绍,才得到他们基本的同意。第二天在纪念馆召开了大会,大约有数百余人参加会议。事后,造反派曾批斗我时把此事作为我一条罪状,说:“康是个大走资派,你为什么要提名康主持会议?为什么要保他?”,我也没有与他们争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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