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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考验了我们的意志---访抗日老战士侯荻

2015-9-29 20:58|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237 | 评论: 0 |原作者: 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来自: 晋绥网

艰苦考验了我们的意志---访抗日老战士侯荻

91岁抗日老战士侯荻,2014年7月31日在家中接受采访。
侯荻(方正之夫人)简历:
     1924年出生,祖籍河北,出生于山西临汾。
    1936年在临汾第六女子师范读书时,参加了抗日爱国的学生运动。1938年3月,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四纵队10总队工作,同年7月入党。1940年,任晋西青干校女生队指导员,1942年任神府青救会文教部长。
    1945年任岚县完小第一任校长。1947年在兴县参加土改。1949年任宝鸡地区妇联文教部长。
    全国解放后,先后任西北妇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妇女》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全国妇联政策研究室主任。1984年底离休。
访谈录:
   我1924年出生于山西临汾,祖籍河北省长垣县各坡村(现划归河南省)。1937年在山西临汾省立第六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初师二年级时,参加学校抗日救亡运动。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王亦侠(张稼夫夫人),她的公开身份是体育教员。
   1938年1月,经临汾牺盟会特派员李从文介绍,到二战区随营四分校去学习,从此走上革命道路。那时的学员大都是全国各地来的爱国青年,我们10多个人住在一间宿舍里。我们身无分文,也没有行头,晚上就三三两两地挤在一起,以茅草代替被褥。夜间懂得是在无法忍受,就起来在房间里踏步取暖。所以,大家都争着晚上站岗,比睡觉要暖和一些。第二天起床号一吹响,就跑不到小河边用石头凿开薄冰洗脸。虽然冻得发抖,但没有一个人叫苦。
   由于日寇逼近了乡宁县城,3月底学校停办。大部分学院被分配到决死4纵队工作,我被分配到决死4纵队10总队(即33团)政治部政治队(宣传队),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一天我正在排戏,我家的老邻居樊先生来找我说,母亲病重,想见我们兄妹三人(我的两个哥哥也参加了抗日工作)最后一面。我难过得哭了,但想到马上就要到部队农村去演出了,临时换角色来不及了,我要等演出结束后再回家。樊先生在休息期间看了我们的排练和演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范先生对我说,你妈没有生病,就是想你想的不行了。你在这里很好,我回去会告诉你妈,让她放心。
    就在这年的12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仅14岁。
    1938年,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战友合影于山西石楼县。左起:丁炬、景路、侯荻
    1940年4月转业到晋西区文联,参加筹备组工作。5月晋西区文联成立打回召开,担任大会司仪。那天参加大会的领导有行署主任续范亭、晋西北军区司令员、120师师长贺龙、120师政委关向应、晋西北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张稼夫等。
我还记得,续范亭老特幽默,他讲话时说,群众中流行一个顺口溜: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不会不会就开会,开会开会就会了。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大家听后哈哈大笑。当我宣布由贺老总讲话时,他应大家邀请唱了《游击队之歌》,他是这样唱的,“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个女同志都是我们自己的,如果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惹的全堂哄堂大笑。
    贺老总讲完话后,就把我上衣口袋里的小笔记本抽走了。他说,你这里有什么秘密让我看看。开完会后,他还给我了。当时的领导都非常平易近人。
    这年夏天,调到青年干部学校任女生队指导员。青干校招收的学生,其中有很多都来自敌占区的青年、流亡学生,还有地主家童养媳。为根据地培养了不少干部。由于战争环境,青干校学习不正规,大家经常去背粮、背煤。
1940年--1942年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日本鬼子对根据地进行了6次大扫荡,野蛮实施三光政策。兴县县城内的建筑和房子,被大火烧了几天几夜,几乎烧光。我们青干校原来住的骡马大店,只剩下残垣断壁,无法住了。经批准住进了被日本鬼子扫荡一空的挪威基督教堂。每人每天只有7两黑豆,而且是被鬼子烧焦了的,吃着都是发苦的味道,我们吃了近两年。寒冬腊月还穿着单衣,全校师生没有一个不长虱子不害疥疮的。用饥寒交迫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也不夸张。经贺老总批准,把部队最后的黑布和棉花发给了青干校,大家才穿上了棉衣。条件虽艰苦,但大家精神饱满,心情愉快,团结一致,没有人叫苦,顽强地坚持学习,坚持工作,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现在回想起来,能在那种条件下坚持下来不动摇,主要原因就是越是艰苦越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越是考验每个人的决心和意志。青干校的师生经受住了考验,解放后,青干校幸存者中不少人在的单位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或骨干。
   1941年11月,作为晋西北青年代表团成员到延安参加全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住了半年,最高兴的有三件事,一是吃到了肉,二是读了不少名著(托人借的鲁艺图书馆的书),三是参加舞会,同朱老总共同跳舞。
  
      向侯荻阿姨介绍基金会寻访抗日老战士项目的情况。左起: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段晓飞、侯荻阿姨、基金会理事张和平。
    1942年2月青干校停办,我被分配到神府区青救会任文教科长。1940年罗毅、胡克实和方正之准备举行集体婚礼,可是我不愿那么早结婚,还想没有拖累的工作几年。方正之一生气就下乡了,最后到1942年才结婚。
   1943年10月,在抢救运动中被人诬陷我是特务,受到批判。那时只要承认是特务,就给馒头吃,有些人饿的不行了,就坦白交代,吃了馒头有交代不出参加特务的细节。我坚决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在批斗会上当面批评诬陷我的领导,说什么时候会说真话了,就会曾任你在诬陷我。与会的同志们很愤怒,争先恐后发言批判我,吐了我一脸的唾沫。当时我还小,真的不知道特务组织怎么参加,做些什么事,编都编不出来。我就一直坚持不承认参加过特务组织。最后我被押送到晋西北党校二部接受审查,还带着3个月大的大儿子。在党校填“特务坦白表”时,我只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民青”,于是就这样填了。在党校天天学习和被大会小会批斗,还参加劳动。女同志纺线,男同志开荒种地。没有想到,一天在打饭时,遇见了孩子的父亲方正之,他也是被捆绑着送到党校接受审查。我们俩都不敢多说话。
    没过多久,全校开批斗大会公安部门拍了300个兵背着枪坐在大礼堂后面,被批斗就是裴世昌(1946年牺牲,革命烈士,曾任七月剧社社长)和方正之。批斗大会整整开了3天,7天7夜不让睡觉。
    1944年秋天中央下文,对逼供信造成的假坦白进行了甄别。现在回想起来,我从14岁到19岁,经受了两次审查,充分说明党内左倾路线的危害。那时组织审查和被审查的人都很年轻,没有斗争经验。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和战斗实践,那些参加领导和参加批斗过我,以及被逼供信说假话诬陷过我的同志,我对他们从气愤到理解,成为了朋友,甚至成为患难之交。因为我深刻地体会到,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都是有极左路线所造成的。
 
   1945年在党校审查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岚县第一完小任校长。当时办学条件很差,教学设施简陋,教材缺乏,所幸1-6年纪的教室还算完整。经过大家的努力,学校还是11月开学了。1947年由于缺乏经费,学校停办。我离开学习回兴县的那天,完小的师生列队把我送出县城外,我和学生们都留下了眼泪。那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2014年7月31日下午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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