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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力忆父亲聂荣臻:从平型关到晋察冀

2015-10-12 10:3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220 | 评论: 0 |原作者: 聂力 |来自: www.jinsuiw.com

毛主席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晋察冀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的核心区域位于平汉(北平至汉口)、平绥(北平至归绥)、正太(正定至太原)、同蒲(大同至蒲州)四条铁路之间,它像一把尖刀插向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点。有了它,就可以拖住敌人。

【人物小传】

  聂荣臻,生于1899 年,四川江津(现重庆市江津区)人。1924 年到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1925 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同年 12 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1931 年底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治委员。1934 年 10 月率部参加长征。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代理政治委员、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抢渡大渡河、攻占腊子口等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 115 师副师长、政治委员,与师长林彪率部首战平型关,重创日军板垣师团,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 115师主力一部和党政干部在晋察冀边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92 年 5 月 14 日在北京逝世。

  平型关大捷

  1987年,在平型关战斗 50 周年之际,我的父亲聂荣臻赋诗一首:

  集师上寨运良筹,

  敢举烽烟解国忧。

  潇潇夜雨洗兵马,

  殷殷热血固金瓯。

  东渡黄河第一战,

  威扫敌倭青史留。

  常抚皓首忆旧事,

  夜眺燕北几春秋。

  2002 年 9 月中旬,我和当年父亲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范济生、周均伦,以及父亲传记组成员王红云、我的秘书常红、表弟周继强、时任保定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国伦等一起,组成老区“寻访组”,寻访父亲的战斗足迹。我们最先来到平型关,参观了当年八路军115 师与日军板垣师团激战的十里长沟,以及 115 师师部所在地上寨镇、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等地方。沿途,当人们知道我是聂荣臻的女儿时,乡亲们热情地围上来,眼里闪着激动的泪光。父亲和林彪率部创造的平型关大捷,让当地的父老乡亲们自豪了一辈子。我觉得,那些朴实的乡亲们,都把我当成了亲人,仿佛他们多少年以前就认识我。

  平型关只是万里长城上的一个小小的关口,它的名气远远不如山海关、雁门关、嘉峪关等著名关隘。在 1937 年 9 月 25 日前,相信没有多少人知道它。

  但是,历史却给了平型关一个名扬四海的机会。

  1937 年 8 月底,八路军誓师出征,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林彪和父亲率领由红 1 军团、红 15 军团等部改编而成的 115 师,行进在最前面。蒋介石的委任状上,林彪是师长,父亲是副师长。两个多月后,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父亲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师政委。

  那个时期,国民党军一溃千里,整个华北战场一片失败景象。日军轻取平津,气焰更为嚣张,以 30 万兵力,由北向南,沿交通要道长驱直入,妄图“速战速决”,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在南京,在上海,在武汉,在西安,“恐日病”和“亡国论”甚嚣尘上。人们都盼着,中国的军队能够打一个胜仗,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胜仗也好啊!

  日本人太狂妄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当大批的国民党军丢盔弃甲南逃时,却有一支部队迎着他们上来了,而且这支部队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精英。

  林彪带 343 旅先走了一步。父亲带师司令部和 344 旅经过五台,穿过龙泉关,插往平型关东南面的上寨镇,与林彪会合。父亲对林彪说:“部队全带上来了,前边的情况怎么样?”

  林彪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

  林彪摊开地图,同几位参谋一起,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介绍了一下,然后问父亲有什么看法。

  父亲说:“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父亲又说,这是我们八路军第一次同日本人交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振奋一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

  在平型关打一仗的计划,就这么定下来了。当时这样的情况前线指挥员有权决定,不必要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一下就可以了。

  在这之前,八路军还没和日本鬼子打过照面。从前方各个渠道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日本人不可战胜”。在这种险恶的背景下,率领仓促上阵的 115 师主动打一仗,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林彪和我的父亲就有这种勇气,历史选择了他们。那年林彪31 岁,父亲 38 岁。

  9 月 25 日早晨 7 时整,平型关战斗打响,至中午,战斗结束。此役全歼进入伏击圈的日军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 1000 余人,击毁汽车 100 余辆,缴获大批武器辎重。平型关前的这条寂寞了千年的十里长沟,洒满了侵略者罪恶的血。当然,代价也是巨大的,115 师为此牺牲了 200 多人,不少是打扫战场时被敌人的冷枪打中牺牲的,这些烈士大多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兵,他们的牺牲令人痛心。

  关于平型关大捷,有很多的记述,我没必要在这里重复战斗的过程了。当年担任 343 旅参谋长的孙毅中将,人称孙胡子,他一直跟在林彪和父亲身边。父亲去世后,他写过一段话,算是一个“花絮”吧。孙胡子写道:

  在战斗最紧张激烈的时候,我看见聂荣臻拄着个棍子,带着三个通讯员,翻山越岭到杨得志那个团坐镇指挥去了,一直到战斗结束才回来。战斗即将结束时,我带着胜利的喜悦,立即起草了给毛主席的报捷电报。

  当天晚上,我同林彪、聂荣臻睡在一条土炕上,因为胜利,我高兴得睡不着觉,就同聂荣臻聊了起来。我说:“政委,你今天够累的吧?”聂荣臻爽朗地回答:“打了胜仗就不觉得累了。战斗胜利,情绪高涨,累也消失了。”聂荣臻的一席话,说得我更来精神了,我们干脆不睡了,披起衣服,一直聊到天明。

  平型关大捷,替全国人民出了一口恶气,它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仗的政治意义更大,它使八路军名扬天下,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说不尽的平型关,抗战胜利 70 年了,只要一提抗战,人们差不多总要说到平型关大捷。它是一座丰碑,是中华民族在强敌面前誓不低头的一种象征。

  打完平型关,父亲和林彪就分手了,林彪带 115 师主力南下,父亲带少数人留下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创建晋察冀

  毛主席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晋察冀这个地名,年轻一代的人可能对它已经很陌生了,年纪大的人,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晋,就是山西省;察,是察哈尔省,旧省名,首府是张家口;冀,就是河北省。晋察冀,就是这三个省交界的这一大片地方。好比陕甘宁,就是陕西、甘肃、宁夏交界的那一片地方一样。

  晋察冀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的核心区域位于平汉(北平至汉口)、平绥(北平至归绥)、正太(正定至太原)、同蒲(大同至蒲州)四条铁路之间,它像一把尖刀插向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点。有了它,就可以拖住敌人。

  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父亲的命运和晋察冀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1937 年 9 月 24 日,也就是平型关战斗打响的前一天,毛主席发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说:“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10 月 20日,毛主席又发出一封重要的电报,指出:敌占太原后,战局将起极大极快之变化,第115师等部和八路军总部有被敌隔断的危险。因此,拟作以下部署:留 115 师独立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115 师主力转移到汾河以西吕梁山脉;总部应该转移至孝义、灵石地区。

  根据毛主席的这个电报精神,中央决定,我的父亲聂荣臻留守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当时,115 师的师部离总部很近,父亲担负这一重任是在五台南茹村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当面告诉他的。随他留下的部队除了独立团,还有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加上其他一些小单位,总共 3000 人。

  对于父亲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折。在这以前,他一直跟随在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带的是主力部队,打的是主攻。可现在,他要孤悬敌后,独当一面了。受命的当天夜里,他久久无法入睡。他本来早就不吸烟了,这时又把烟斗翻了出来,一个劲地吸。

  后来我曾经问过有关人士,为什么当时要把我父亲留下?对方说,你父亲留下最合适了,他长期和林彪搭班子,资格老,威信高,沉着稳当,能够独当一面;尤其是他素来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他留下,毛主席也放心。

  娘子关失守后,战局急转直下,日军疯狂扑来,太原危在旦夕。八路军总部和 115 师主力准备南下。重压下的父亲这时只想着,要想打开局面,最需要的是干部,有了干部就好办啊。可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人们往往都愿意跟着主力走,很少有人主动愿意留在敌后。还好,左权、任弼时、邓小平这几个老战友很支持父亲,他们把总部副官长唐延杰推荐给父亲当参谋长,把总政秘书长、曾被毛主席誉为“马背书法家”的舒同也推荐给了父亲。

  夜色下,115 师主力向南开拔,父亲与林彪、罗荣桓等老战友话别后,久久地望着自己的老部队消失在山边尽头。这次分手,父亲有些依依不舍,甚至有些伤感,毕竟离开的人里面,有许多是和他一起从长征路上冲杀过来的,这一走,何时才能相见?

  太原城陷落了,各路人马远去了,在山西北部响了两个月的隆隆炮声停息了,日本鬼子占领了他们想占领的地方。父亲他们留下来了,他的手下只有 3000 人,而他们的周围全是正在势头上的日本鬼子。

  孤悬敌后—这个词儿这段时间使用率特别的高。

  他们能不能生存下来?

  他们能不能立住脚?

  他们能不能有个大发展?

  这都是一些疑问。有很多人心里是没底的,他们提出怀疑也是正常的。在华北,日军势如破竹,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路所向无敌。除了平型关,中国军队就没再打一个好一点的大仗,几十万人马稀里哗啦给冲到了山西的南部。如果不是日军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上海方向,山西的战局将更加糟糕。这样的情况下,被隔断在敌后的这区区 3000 人,不够日本鬼子塞牙缝的。要啥没啥,远离后方,能活下来就算不错了,谈何发展?

  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心里有底,在他生前,也没有问过他这事。我只是看到很多材料上说,与主力分手后,他在五台山上写下了两句话:“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这可以看作是他的心声了。

  11 月 7 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石嘴的普济寺宣告成立,父亲首先宣布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区由他任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查国桢任供给部长,叶青山任卫生部长。

  父亲以前是“聂政委”,这以后就成了“聂司令”了,全国解放后,人们习惯叫他“聂总”,后来他年纪更大时,又有人叫他“聂老总”。他是聂政委时,他的主要精力是抓政治工作,如今他成了聂司令,还兼着政治委员,那就得军事政治一肩挑了,而且党、政、军、民都得管。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一直关心着悬在敌后的父亲和他的 3000 人马。毛主席当然清楚,如果这第一个敌后根据地创建顺利,那么,就会极大地增强八路军在别处创建根据地的信心,这就可以使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成为现实。共产党靠什么?靠人民,当年在苏区,凡是根据地建设搞得好的时候,部队就能大发展,如今也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在晋察冀军区正式宣告成立的第二天,毛主席就给父亲发来电报,电报中说:“阎将无力再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故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不靠国民党发饷,而靠自己筹集供给之。”

  父亲后来说:“正是毛主席对晋察冀的关心和厚爱,使同志们的信心越来越足。”

  日军兵力不足,确实是其大患。由于日军正集中兵力长驱直进,后方相当空虚,加上五台县、阜平县不是交通要道,所以日军一直没来。父亲他们便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大刀阔斧地开创根据地。
五台山烽火

  五台县,应该说是晋察冀根据地最早的立足点。军区成立后,部队没地方住,只好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五台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那里有三百多座庙宇。这些庙宇,分为青庙和黄庙两种,和尚庙叫作青庙,喇嘛庙叫作黄庙。当时山上共有汉、蒙、藏、满各族僧人 1700 多人。

  父亲回忆说:“对于这些和尚和喇嘛,我们很尊重他们,同他们相处得也很融洽。”

  父亲一直记得他第一次上五台山的情景。五台山佛教僧会会长、大法师然秀,得知聂司令要来看望出家人,特地组织了寺庙乐队欢迎。12 个僧人披着袈裟,分列两行,钹箫笙笛齐鸣,皮鼓小锣轻敲,声音优雅动人,使人犹如坠入仙境。父亲高兴地说:“真想不到,在这偏僻的山乡,在这四面被敌人包围的境地,还能听到如此优雅的音乐。”

  父亲亲临寺庙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纲领,加上八路军进驻寺庙后,非常爱护文物古迹,对僧侣们态度十分友好。众僧看在眼里,深受感动。僧侣也是中国人,也痛恨日本鬼子,大法师然秀代表五台山僧众表示:“出家人慈悲为怀。吾等出家不出国,保不住国家,佛教、寺庙何存!抗日救亡,僧众有责!”

  这话说得太好了。父亲也深为感动。在父亲等人的感召下,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特定环境,积极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想方设法营救被日军关押的八路军和群众,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拿起枪,勇敢地与日军搏杀。在当时,仅菩萨顶的和尚就消灭日军 30 多人。当地群众称赞五台山的和尚为“革命和尚”。以后,晋察冀军区专门把这些僧侣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抗日自卫队,人称“和尚连”。

  2002 年 9 月中旬,我们从平型关来到五台山,在万佛阁和殊像寺,常青法师和圣忠法师虽已都年过七旬,但在谈及五台山的和尚、喇嘛们面对日本侵略者奋袂而起抗击其暴行时,他们仍然掷地有声,情绪激愤。

  当年的“和尚连”里,有个法名叫禧钜的小和尚,后来担任了五台山佛教协会的会长,成为一代法师。禧钜大法师一直没有忘记领导他们抗日的聂司令。2005 年 11 月中旬,83 岁的他到北京办事,专门来到我家,说要看看他们的聂司令。他到父亲的铜像前鞠躬致敬,参观了父亲的纪念室,还庄严地挥笔题写了四个大字:“功德无量”。禧钜大法师从北京回到五台山不久就仙逝了,这四个字也便成为他的绝笔。

  抗日的火,在五台点起来了。但是父亲总觉得,把军区指挥机关设在五台,位置不适中,应该往东靠一靠。他决定到河北的阜平去,那里的位置更好,更靠近平汉路。平汉路两侧人口稠密,有利于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也有利于将来向富裕的冀中、冀东发展。

  1937 年 11 月 18 日,父亲率领军区领导机关抵达阜平县城。从此,这里就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

  然而,父亲他们刚到达阜平的第六天,日军就集中了两万多兵力,沿平绥、平汉、正太、同蒲四条铁路干线,分八路围攻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妄图扑灭华北腹地的这股新生力量。

  父亲指挥各路部队迎敌,战斗力强的“老”部队机动使用,新组建的游击队利用敌人对地形不熟悉,战线过长的弱点,袭扰他们的后方,破坏交通。一个月的时间里,父亲指挥部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毙伤日伪军 1000 多人。敌人除了占领几座县城外,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于 12 月下旬全线撤退。

  这算是晋察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扫荡。这个胜利正式宣告,父亲他们在晋察冀山区站住了脚跟。

  五台山的烽火逐渐向四周蔓延,北平和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也感受到了。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英勇的指挥者聂荣臻将军签署的军区核桃大小字的布告,居然贴到了恶魔和无耻的走狗所盘踞的北平城内外,使敌伪汉奸倒抽一口冷气。”

  日本同盟社也发出电讯,惊呼:“五台山岳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山西、绥远、京津诸地方实行赤化工作之根源。”

  有了巩固的晋察冀山区根据地,父亲并不满足。他一直琢磨怎样尽快地向冀中和冀东平原地带扩展。1937 年 10 月,东北军第53 军第 691 团团长、中共党员吕正操率部进入冀中地区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改称人民自卫军。不久,父亲派人携带密码到达冀中,与吕正操取得联系,要他们努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久,根据父亲的指示,这支队伍开往平汉路以西整训,父亲在阜平与吕正操见了面。

  吕正操后来回忆说,我的父亲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军容严整,正正规规,显得很严肃,但是对同志却很亲切,使人感觉见到的是一位忠厚长者。他们在一起聊过多次,聊得很开心,晚上同睡在一条大炕上。他很快把父亲看作自己的师长,有事就向他请示。父亲还把长征时保存下来的一双袜子送给他,他立即珍藏起来。

  吕正操又说:“对聂司令的道德风尚我一直是很敬佩的,因为从他身上反映了共产党的领导作风,所以我敬佩他,感谢他。”吕正操要率所部开回冀中平原开辟根据地,父亲鼓励道:“敌后游击战争,只要有人民群众支持,在平原也可以进行。你们的实践是有深远意义的,这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有价值的经验。”

  后来父亲向吕正操的部队派出不少干部。他们果然在冀中平原站住了脚,各项工作都搞得红红火火。

  在冀中,还涌现出一支党领导的回民抗日武装,就是后来很有名的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也称“回民支队”。马本斋和他的母亲白文冠的故事曾经感动过几代中国人。父亲对“回民支队”的创建和壮大,付出了心血。

  不久,在父亲的运筹下,又相继开辟了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

  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的建成,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最大的根据地。

  雁翎队、地道战、地雷战,也是晋察冀的亮点之一。尤其是地道战,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可靠保障,是“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有力支撑,是晋察冀平原军民对敌斗争的独创,影响巨大。

  参加洛川会议的时候,父亲就特别注意到,毛主席一直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父亲说,他意识到:“那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想到了更长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了群众,扩大了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台分家”,留给父亲的是 3000 人,司令部机关人手更少。大家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

  父亲做梦都想着自己能够“撒豆成兵”,把这 3000 人变成 3万人,30 万人。他对大家说:“没有武装,一切都谈不上。现在我们只有用滚雪球的办法来发展。”

  后来形势的发展出乎很多人的预料,晋察冀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突飞猛进,武装力量的建设更是形势喜人。很快经八路军总部批准,他们成立了四个军分区,每个分区下辖三个团,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游击支队。对于父亲来说,他这个司令员腰杆子越来越粗了。

  在晋察冀,有不少带有地域色彩的部队名称,如“阜平营”、“回民支队”、“灵寿营”、“平山团”等等。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些部队的成分。

  父亲曾给边区的部队起过这样一个名字,叫作“子弟兵”。父亲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称呼,军区创办的《抗敌三日刊》后来人们习惯称之为《子弟兵报》。这样称呼,就把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更能体现军民的鱼水深情。战士们保卫家乡,就是保卫边区,就是保卫祖国。

  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来晋察冀考察之后,撰写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书中热情地称颂道:“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坚决打鬼子的抗日部队的兄弟,是在晋察冀生了根儿的抗日军。”

  后来,“人民子弟兵”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名词,响遍了中华大地,一直沿用至今。

  收编杂色武装,也是晋察冀武装力量发展的一个方面。

  父亲后来回忆说:“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较多……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几股较大的杂牌军队。我们不是八路军吗?他们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

  到 1939 年底,经收编、改造,各路杂色武装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晋察冀顿时变得“干净”了。

  晋察冀的人民武装,真的就像父亲预料的那样,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成倍扩大。

  到1940年,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已发展到 20 多万人,其中主力部队有 31 个团,近 10 万人,由初建时的四个军分区,发展到 13 个军分区;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 80 个县,2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 1200 万。

  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发展到 32 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0余万人;先后调往其他战略区32个团和25个架子团。主力部队从 3000 人变成 30 多万人,扩大了 100 倍。当初“五台分兵”的时候,谁能想得到呢?

  1938 年 6 月,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来晋察冀之前,在延安,毛主席专门同他谈了话。毛主席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作《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

  毛主席接着风趣地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我琢磨,毛主席的意思可能是说,古时候的鲁智深把五台山搞得不得安宁,而今,聂荣臻把华北地区的日本鬼子搞得不得安宁。

 新中国“雏形”

  有一次,父亲对我说:“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多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有一段时间,军区领导机关驻在唐县和家庄,中央分局在阜平易家庄,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只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一人一匹马,一天就跑到了。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给我们烧水、指路,照顾得十分周到。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我们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

  还有一次,父亲说:“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

  父亲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晋察冀根据地是个非常巩固、非常可靠的根据地,人民完全站到了共产党八路军一边。

  说到底,和人民打成一片,是根据地大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我在阜平县城南庄读书时的同学王悦,抗战期间随着当大学教授的父亲从北平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她一直记着一件事情:有一回反扫荡,部队常常没有吃的。一天,喜从天降,他们居然捡到了一只老山羊。当时他们饿急了,吵着闹着赶快杀了填肚皮。可是管理员说,这是绝对不行的,聂司令有命令,非得找到失主不可。就这样,不但没吃成,行军时还得赶着一只老山羊。

  王悦深情地写道:“这样的军队,老百姓当然归之如流水,像戎冠秀那样的‘子弟兵母亲’又何止千万。我亲眼看到披麻戴孝的妇女带着孩子来顶替刚刚牺牲的丈夫,又看到老母亲用旧席子卷起牺牲的儿子,大哭一场,便立刻又到村口去放哨。”

  2002 年 9 月,我到阜平县城南庄寻访父亲的足迹时,一位叫张建忠的老乡拉着我的手说,他听奶奶讲,一次,他家的鸡跑到父亲住的院子里,把刚刚做好的饭啄得乱七八糟,父亲的警卫员上前追赶,一不留心把鸡打死了。父亲严厉地批评了那个战士,让他写了检讨。事后,这个战士在一名干部带领下来到他家赔礼道歉,并送给他奶奶一块银元。张建忠说:“奶奶把这块银元一直保存了很长时间,后来家里孩子上学,就交了学费。”

  著名诗人田间,当时就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他用一首名为《偶遇—题聂司令员》的诗,记述了我父亲的一个生活片段—

  将军,他在我门前 / 喝过茶,歇过马 / 将军,他在我门前 /和我谈过话 / 问过我的庄稼 / 长得差不差 / 将军人好 / 我看连马也好 / 马拴在树上 / 树皮也不咬 / 将军又是威严 / 又是那么仁爱 / 好比山间明月 / 爱照穷人的路 / 我告他:这伙人 / 都在路上烧茶 / 要欢迎大将军 / 他笑道:他已走了 / 呵哈!上午的事 / 下午才明白 / 原来那位将军 / 就是聂司令员

  在日本鬼子不“扫荡”的日子,晋察冀根据地是很安定的,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蓬勃开展,秩序井然。有的地方,甚至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步,社会风气非常的好。

  李公朴先生从大后方来到晋察冀,做了六个多月的考察,在15 个县、500 多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访问,他亲眼看到,这里是一个新天地。特别是根据地在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方面,成就突出,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比。在国统区,苛捐杂税愈益繁重,人民不堪重负。国民党军队依靠抓壮丁的办法,把老百姓捆绑到前线,而在这里,到处是参军的热潮。

  李公朴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写道:

  抗日民主之花开遍了华北!华北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 ……晋察冀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它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头的深处,激荡着每一个爱国者,特别是鼓舞着年轻一代的希望和向往……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

  晋察冀吸引了不少国内的知识分子来访问或工作,也吸引了不少外国人。第一个来这里的,是 40 岁的美国情报军官、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他是在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鼓动下,决定前往晋察冀的,是经毛主席同意的。著名作家周立波为他当翻译。

  从 1937 年 12 月底到 1938 年 2 月,卡尔逊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 50 天,走访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父亲专门抽出时间接受他的采访。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说他对面前的一切,既感到新鲜,又感到疑惑。他不明白,共产党、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把这样多的民众组织起来了?战争本来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什么在紧张的战斗中,还要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办报纸办刊物,创立法院和邮局,组织政府,建立银行,创办学校,创立剧社?八路军用以鼓舞士气的“政治工作”,又是怎么一回事?游击战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战法……

  他有太多的问题,父亲一一作答。

  他说:“你们活动的主要地区,都是荒凉的大山。请将军谈谈,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怎样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

  父亲说:“出师华北之前,我也曾担心过,深入到敌后,深入到山区,部队的供应可能是个大问题。这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迎刃而解了。”

  卡尔逊好奇地望着父亲,期待着下文。

  父亲不紧不慢地说:人民便是我们的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群众不仅供应部队的吃穿,还负责物资的储存、保护。比如,部队需要的大批公粮,需要好多仓库储存,可是,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大仓库,就是建起来,敌人一来扫荡,全成敌人的了!部队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那么多的粮食带在身上。怎么办?我们就是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问题。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储存在每个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至于粮食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敌人根本找不到。有史以来,军队的筹粮就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有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我们就不必“粮草先行”,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供给部,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创造。

  卡尔逊听得有点目瞪口呆。他对父亲说:“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士兵都像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子,枯燥得很。你们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

  这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初创时期,一切都还刚刚开始,但这样的所见所闻,就已经给卡尔逊上了生动的一课。他恋恋不舍地走了。但是,五个月后,卡尔逊又来了!这回是毛主席亲自指派作家刘白羽、电影艺术家汪洋和戏剧家欧阳山尊陪他来的。父亲说:“他来了两次,这是个有心人哪!头一次他是怀疑,所以他回去了,第二次又来了,看看我们究竟站得住脚站不住脚。”

  这回,卡尔逊的怀疑彻底消除了。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把晋察冀形容为“新中国的试管”,这是个有趣的比喻。父亲一直记着这位有正义感的美国军官,他是深入晋察冀腹地的第一位外国人。他用一个外国人的目光,见证了晋察冀发展的历程。

  后来有人总结晋察冀的特点,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二是发动、宣传、组织群众特别充分,各种群众组织普遍建立,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参战,是根据地迅猛扩大,部队发展壮大的基础,是坚持长期抗战的保证,军民亲如一家,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三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统一战线牢不可破等等。

  1938 年前后,不断有晋察冀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的目光也一直关注着敌后的晋察冀。

  1938 年 10 月 5 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在致我父亲聂荣臻等人的慰问电中称: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这便是晋察冀被称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最早由来。

  11 月,父亲就晋察冀创建一年来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详尽、系统的报告。毛主席看后认为很有意义,要父亲补充修改,然后出版。1939 年 3 月 18 日,毛主席接到补充报告后,复信道:“荣臻同志: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成书出版。”

  同一天,毛主席还致电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各师,说“这本书对外对内意义甚大”。

  毛主席亲自将书名定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并为之作序:

  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 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

  朱德和王稼祥也写了序言。这本书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发行后,成为第一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专著,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边区文化丰富多彩

  晋察冀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来这里战斗。父亲特别爱才,尤其对知识分子,倍加珍爱。

  五台分兵不久,邓拓就从北平来到了父亲身边,见到父亲,他说自己来五台山之前,已经学会了识别和采集多种野菜,为的是日后困难时能借以充饥。父亲半开玩笑地说:“好啊,五台山欢迎你这样的野菜书生。”

  父亲平时虽然话不多,但他非常喜爱文体活动,从红军时期起,他就十分重视宣传文化工作。晋察冀军区成立仅仅一个月后,1937 年 12 月,在父亲的关怀和重视下,就创立了《抗敌报》。同时,还成立了“抗敌剧社”。父亲为《抗敌报》题词—“民族的号筒”。救亡抗战壁画旁有父亲撰写的评论稿,军区摄影展上有父亲拍摄的照片,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战事多么紧张,父亲对文化宣传工作自始至终没有放松过,因为他深知宣传文化工作对根据地建设的作用。他说:“我们的人民需要吃饭,这是首先要解决的;枪炮要弹药去喂养,这是第二要解决的大事;现在要进一步改造人的脑子,要用大量的文化食粮去喂养它。”

  1939 年 4 月,《边区文化》也创刊了。父亲在创刊号上题词说:“《边区文化》是晋察冀军民大众的精神食粮,将更是战胜日寇有力的一支文化正规军。”

  1940 年 11 月,《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这份报纸对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父亲后来说:“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期间,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整个报社精干得很,就是那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邓拓带领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到了1948 年,《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边区的报纸合并,成为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毛泽东选集》也是最早在晋察冀出版的,时间是 1944 年 7 月,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五卷本,共 50 多万字。

  1942 年 7 月,《晋察冀画报》创刊了,画报由著名摄影家沙飞主办。父亲非常喜爱沙飞。这份画报也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

  “抗敌剧社”成立不久,就从城里来了一批男演员,有刘佳、胡可、杜烽等人,到 1939 年初,开始有了女演员,如胡朋、陈剑戈、陈群、田华等人,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演了《松花江上》《张家店》《美人计》《林中口哨》等剧目。

  抗战期间,晋察冀的宣传文化工作是有口皆碑的,培养了大批文化和文艺人才。解放后,仅以晋察冀为背景的著名电影故事片就有《白求恩》《柯棣华大夫》《将军与孤女》《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戎冠秀》《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等数十部。它们都是开在晋察冀这片英雄土地上的艺术奇葩。

  简而言之,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是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的堡垒;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依然是共产党解放军在华北的巩固的堡垒,它为后来我们党定都北京,作出了十分特殊的贡献。

  作者简介:聂力,聂荣臻元帅之女,重庆江津市人,1930 年生于上海。195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 年参加工作,1960 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学文化,留学苏联,高级工程师。原人大常委、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中将军衔。1960 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程组组长;1965 年任七机部十三所仪器室主任;1972 年在海军科装部科研处工作;1982 年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党委常委;1985 年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党委常委。曾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1988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 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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