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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的南下北上 流产的两军会合——1945年八路军第359旅南下/华南抗日武装部队北上

2016-5-16 10:18| 发布者: admin| 查看: 2369 | 评论: 0 |原作者: 钮海津,(珠江纵队/东江纵队的后代) |来自: 晋绥网

艰苦的南下北上 流产的两军会合——1945年八路军第359旅南下/华南 ...
         1944年11月10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由延安出发,穿越中国南北数省的“国统区”和“游击区”及“沦陷区”,目的地是华南的粤赣湘边境,建立五岭根据地。这是1945年前后展开的国共两军的首场长距离逐鹿战。这是1945年前后开启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内战揭幕式。之间我败你胜、你输我赢,之后形势骤变、全盘翻转。历史让绞杀于华南的国共两军在三年的短时间里互换了追剿合围和被追剿合围的角色。历史让国民党广州行营与中共华南军政委员会在三年的短时间里互换了执政广东的位置。(钮海津:《艰苦的南下北上  流产的两军会合——1945年八路军第359旅南下/华南抗日武装部队北上》)

 
                                                                            钮海津,(珠江纵队/东江纵队的后代)
 
 
 
      八路军南下支队    华南部队北上联队    建立五岭根据地  共军穿越、国军反穿越    1945年国共内战首场    第二次国共内战揭幕式
      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南下转为北返” (或曰“南征转为北返”);华南武装部队的“北上转为北撤”(或曰“北迎转为北撤”)。
      1944年7月8日,古大存(时任中央党校一部主任)、张鼎丞(时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方方(时任中央党校一部学员)在延安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开展南方游击战争的意见》,建议华南敌后抗日武装不要局限于平原地区,应乘敌移动之机,派出一部向粤北推进,创建粤北抗日根据地,另派出一部挺进中区,谋求发展。
      或许,是古大存、张鼎丞、方方的这个建议书,后来竟成为推动中共中央实施的一项重大军事行动,牵动了中共南北多地数万人参与和协同,并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后一个月使国共两军提前在南方“国统区”进行了一场穿越和反穿越的厮杀;
     或许,这场“相扑角斗”的“擦枪走火”,就是老蒋和老毛双方狠下决心要大打一场长足内战的起跑。
于是,“共军1945年南下北上事件”就这样开始了——
      1944年9月1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巩固华北、华中,发展‘两翼’”的战略设想。根据这一战略,八路军、新四军在巩固华北和华中老区的同时,应抽出主力一部,向南(河南、华南、东南)北(东北)“两翼”发展新区。1944年10月31日,为执行向华南发展的战略任务,由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3800余人及由中央派出支援鄂豫边的900 余名干部,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因之亦称“二王部队”)。
     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准备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时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华南抗日游击战争应以粤北、西江为主要发展方向,广东应派出强大地方部队北上、西挺,迎接八路军南下部队,完成创建五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五岭,即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的统称,也称为南岭。五岭横亘在广东省、江西省、湖南省、广西省(区)的四省区连接边沿。
      1945年8月18日,中共广东区委根据党中央指示,作出了“迅速北挺创造战略根据地”的决定。其时,两天前的8月16日,华南抗日武装部队东江纵队第五支队等部组成的赴粤北第一梯队(由东路北上),由林锵云(珠江纵队司令员)、王作尧(东江纵队副司令员)、杨康华(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率领1200余官兵(一说1000人,一说1300人)已从博罗县横河先行出发。
     1945年8月23日(一说8月22日),华南抗日武装部队的另一支主力——珠江纵队南(海县)三(水县)独立大队(简称南三大队)480余人,加上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机关20多人,在广东省三水县源潭集结(由西路北上),这支500多官兵的部队由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郑少康、珠江纵队南三大队大队长梅易辰、教导员徐云(北上行军途中任命)、副教导员何干成(一说教导员)、珠江纵队第二支队原番禺大队大队长戴耀等人率领,于三水县取道花县、清远县,挥师北上。
     但是,远征华南、执行创建五岭山根据地战略任务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在历尽千辛万苦,经过近一年的转战跋涉抵达五岭地带后,仅仅数日,该部即于1945年8月28日就匆匆北返了。
      由是中共的南北两军未能在五岭会合,也未能完成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南下部队方面的原因——八路军南下支队1945年8月26日进至粤北南雄时,国民党军第七战区与第九战区各部合围态势正在形成之中,如稍有不慎,即可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同时,途经之处找不到地下党,见不到任何接应联络人员,不明华南部队北上接应的方位和地点,而且始终没能与广东地方党的电台接通,遂于8月28日掉头北返。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支队于1944年11月9日由延安出发时共计5000余人,至1946年8月29日返回延安,人数只剩下1414人。
     北上部队方面的原因——华南部队的北上出发过迟,直至1945年9月初,华南部队北上一部才抵达南雄县、始兴县一带;而且北上各部的军事组织力量也不足,不足以对抗国民党第一五二师、第一五三师、第一六〇师、第一八七师等正规军的反复围攻, 华南北上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一度退到英德县、翁源县之间徘徊;殿后部队甚至是在1945年12月才艰难抵达五岭山区,此时,八路军南下支队早已在三个多月前北返。我父亲徐云所在的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北上初始有500多名官兵,挺至五岭时只剩下100多人(一说不足百人)。
     对中共中央部署的这次八路军南下、华南部队北上的战略及战术成败,各有不同的评价。其中,毛泽东的评价是:南下支队第一梯队的南下北返的征途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见《文史精华》:《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悲壮“长征”》2014-08-21),八路军总司令员朱德把这次行动称为“第二次长征”(见李学叶:《任弼时、王震、王首道与“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战略行动学术研讨会》2014-10-30)。
    国共联合抗战的第七个年头,1944年7月8日,古大存、张鼎丞、方方在延安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开展南方游击战争的意见》,建议华南敌后抗日武装不要局限于平原地区,应乘敌移动之机,派出一部向粤北推进,创建粤北抗日根据地,另派出一部挺进中区,谋求发展(见《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19.5-1949.11)》)。
     同上月,毛泽东与正在延安附近进行大生产的八路军第359旅旅长王震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对王震说:“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
    毛泽东说:“最近党中央准备派900名干部到南方去,路线是经河南先到新四军第五师,再南下广东,与东江纵队会合,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因路途遥远,沿途情况复杂,想从你359旅抽一名团长,带上一个加强营,护送这批干部南下。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面对毛泽东的询问,王震直言:“抽一名团长和一个加强营是毫无问题的,不过,正像主席说的,路途遥远,沿途情况复杂,以一个加强营护送这批干部,兵力是否少了些?请主席再考虑一下!”
     听了王震的分析,毛泽东说:“你先回去和其他同志研究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总之,要圆满地完成任务”。
     王震回到旅部后,立即找来几位团长商议,大家都感到这次护送要通过日、伪、顽军占领区,长途行军,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只派一个团长去,恐怕难以完成任务。于是,王震主动向毛泽东请缨,亲自带部队护送干部南下。
    之后毛泽东和王震又进行了一次详谈。毛泽东说:“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作为中央的部署之一,是由你们359旅组成南下支队,护送从广东、广西等地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南下。共分成两个梯队,你带领第一梯队先走,等与东江纵队会合了,第二梯队再继续南下”。
    此次谈话后,中共中央又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南下部队的组成问题。
    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南下部队营以上干部的学习班上讲话,他预测南下前途的两种可能性,其中之一,是日本很快投降,国民党将集中力量首先消灭南下部队,斗争将十分残酷,部队有可能因站不住脚而北返。
      1944年10月31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最后确定了南下的区域和南下部队的组织机构,执行向华南发展的战略任务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3800余人及由中央派出支援鄂豫边的900 余名干部,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由王震任支队司令员,王首道任支队政治委员,通称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或“二王部队”。
    南下支队第一梯队总计5000余人,主要由三部份人员组成:
    第一部份是由第三五九旅抽调的主力部队3800人;
    第二部份是被护送南下的900余名南方干部;
    第三部份是由中央组织部选调的一批工作干部。
    整个第一梯队共设置六个大队,第一至第四大队由原第三五九旅的官兵组成;第五大队和第六大队由中央调赴新四军第五师工作随军南下的干部组成,其中第五大队由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第六大队由文建武、张成台率领。
    1944年11月1日,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在延安的东关飞机场列队誓师,毛泽东、任弼时参加了大会。时任中央政治局秘书长的任弼时振臂高呼道:“你们要到南方去画一张红色的地图!”
    1944年11月9日举行宣誓仪式、11月10日列队出发,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在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的率领下告别延安,开始了南下。
    实际上,在南下支队的三个梯队中,只有这个第一梯队完成了南下至粤湘赣边境的五岭地区的任务。
    第一梯队出发后的1945年春季,中央成立了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二梯队。
    第二梯队主要由三部份组成:
    第一部份是留在延安的第三五九旅余部官兵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二支队”,刘转连任司令员、晏福生任政治委员;
   第二部份是延安警备第一旅一部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三支队”,文年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
   第三部份是伍晋南率领的广东七大代表和200余名援粤军政干部。
   以上三部份联合组成近6000人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二梯队。
   1945年6月18日,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二梯队由文年生、张启龙率领,从延安出发,开往华南。
   实际上,南下支队的这个第二梯队行进至河南省新安地区时,因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梯队奉命转赴东北地区。
   随即,中央又准备组织有5万人之众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三梯队,以古大存任司令员,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相机开赴华南”。
   实际上,南下支队的这个第三梯队在日本宣布投降时停止了组建。
     1949年10月起,中共中央在积极组建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同时,也多次命令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的华南抗日武装部队北上协同行动,创建湘粤赣边境的五岭根据地。
    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的华南抗日武装是以广东为活动中心的六支部队,它们是东江纵队(抗战地在珠三角东部地区)、珠江纵队(抗战地在珠三角西部地区)、琼崖纵队(抗战地在广东省海南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后称南路纵队,抗战地在粤西湛江地区)、韩江纵队(抗战地在粤东潮梅地区)。另外还有一支由珠江纵队前身分出去西挺粤中的中区纵队(后改为粤中纵队),这支部队是根据中共中央1944年关于“华南抗日游击战争应以粤北、西江为主要发展方向,广东应派出强大地方部队北上、西挺”的指示而建立并实施的。
   华南武装部队的特点之一是知青多、归侨多、女生多。而这“三多”里,又多有青年知识分子从艰苦斗争中成长为部队里的中高层军政干部。
    前珠江纵队中队政工干部、原解放军空军中尉林浪回忆:华南武装部队内的干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关系和谐。各纵队、支队一级的领导和中队以上的政工干部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这是因为从共产党成立以来,华南地下党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先驱发展起来,地下党的力量一直很强大,武装斗争中也是中坚骨干。他们文化水平较高,也一样会指挥打仗。那么,这些知识分干部和工农出身的干部关系如何?我看到和感觉到的是绝大多数关系都很好很融洽。营以下干部中也有少数互相有点看法。工农干部对从地下党转来不久,经历战斗较少的干部有点看不起,但也没有太大的矛盾,总的说来能够优势互补、相互尊重、团结合作(林浪:《在战斗中锻炼成长》2012-06-05)。
    中共广东区委调动华南抗日武装部队北上协同行动的,实际上是东江纵队数部(组成东江纵队北上联合部队,由珠三角东部北上)和珠江纵队两部(组成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由珠三角西部北上)。
    有一个记载。1945年7月期间,在罗浮山的中共广东区委会议期间,省委书记(尹)林平请会议代表、东纵第四支队的支队长黄业到他住地谈话。林平没等黄业坐下就说:“黄业,(会后)不要回四支队了,纵队决定派你到五支队当政委去。”第五支队是东纵既定部署的北上主力部队。林平要求黄业“开完会就走。挺进粤北,与三五九旅会师”。可见,广东省委书记在执行中央指示方面是有行动的。
    另外,我看到1945年时任东江纵队独立第一大队大队长(解放后曾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何通大校的一段回忆。何通说,1945年6月中旬,正在指挥战斗的“王作尧(时任东江纵队副司令员)、杨康华(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突然把我和教导员张英召到指挥部所在地官山。王作尧给我们看了一份区党委来的电报,内容是中央指示王震部队南下五岭,速派人向北发展,准备迎接王震建立五岭根据地。他指示我们立即率领独立大队及指挥古岭大队先遣北上,第一步到新丰马头一带活动,然后西向联系(东纵)北江支队,协同向北发展。我们于6月中旬从博罗出发,在新丰打了几仗,然后到英德联系上邬强、李东明同志的(东纵)北江支队,在英德(和)翁源地区作战。8月上旬,我前出到曲江(县)凡洞、沙溪、乌石一线”。
    这是我看到在时间上最早的东纵北上部署的细节——1945年6月(东纵独立第一大队)和1945年7月(东纵第五支队)已经先行北上了一段路程。但它们没有一竿子插到五岭去。我个人分析,大概是华南部队此时还不想立即和刚打完长沙保卫战的国民党正规军面对面相撞。
   在中央于1944年8月起加紧部署南征军务时,同是1944年8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军政委员会在南海边的葵涌土洋村东纵司令部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土洋会议”)。会议决定创立罗浮山以北、翁源以南,东江、北江之间的根据地,并向东江、韩江之间延伸,再向粤、赣、湘边及粤、桂、湘边开展。中区则普遍发展,进而向西江、粤桂边区向南路前进。然后两方面配合,取得对广州的包围之势。
      从“土洋会议”的决定看,既发展粤、赣、湘边根据地,也拟对广州形成包围之势。请注意了,华南部队的军事落点在广州。
    但是,中央和广东省委就军事落点的意图有所不同。
    关于中共中央对广东省委和华南部队的多次电文内容,有如下记载:
     1944年10月26日和11月14日,中共中央两次致电广东区委负责人尹林平,明确告知:“我广东游击战争应以向西发展为目前主要方向”,命令华南部队“特别注意西江,迅速向桂林、柳州发展。以便明年能和湖南部队(对外守秘)向桂林南进部分取得联系”。我从父辈处知道的,中区纵队就是为此成立的,该纵队由珠江纵队的前身分出一部主力于1945年1月下旬始执行了这一指令,该部从珠江三角洲腹地转移到粤中,再向西递进,挺入粤西北开辟根据地。我父亲徐云即是在1945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从广州番禺带珠纵手枪队干部前往中区纵队接受新任务的,但在途经南海县入三水县境内时改为北上了。关于华南部队的中区纵队是这样记载的:1944年10月20日,林锵云、罗范群、谢立全、谢斌、刘田夫等率中区纵队主力大队约500人,从(粤南的)中山县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出发,沿途避开日军封锁和国民党军阻击,(向西)挺进新会、高明、鹤山边境地区;同年12月,建立了以皂幕山、老香山为依托的新高鹤边境抗日游击区。可见,广东区党委在执行中央“西挺”指示是组织得早、行动得早的。
    1945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发出《关于华南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我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
    194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华南战略方针的指示》,又明确规定:“华南战略根据地不可能以目前之东江地区为中心,以今日敌情及将来变化,均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并可东联闽、粤、赣,西联湘、粤、桂。”中央要求,“为实现此战略目标,你们应即派遣大的有力部队,由负责同志率领,随带大批干部,迅向北江地区发展,直至坪石、南雄之线,扩大游击根据地,以便在数月后和王震、文年生各部队打成一片,并接收干部。现在小北江支队及在紫金支队,亦应继续向北发展,以扩张左右两翼”。
   同是1945年6月16日的电文里,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区委:“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另有一句:“琼崖不划入广东区党委管辖”(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47页)。
    1944年至1945年间,中共中央虽然数度修改具体地点,但最终还是以粤赣湘边为中心的“五岭根据地”,要求华南部队向粤北发展。
    据我从父辈处所知,华南抗日武装部队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的领导人在执行将珠江三角洲活动中心转向“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的部署是迟缓的,且是有合理原因的。
    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在珠江三角洲(东纵在东、珠纵在西)十几个县市有着多年的深厚的群众支持的基础,其中有几个根据地几乎到了军民一家、军政一体的完美程度。
    东江纵队在广九铁路东面的活动,藏,有群众给养;侦,有群众传讯;打,有群众帮手;撤,有群众掩护;病,有群众疗养。东纵之所以打日伪的胜仗多、队伍发展得尤为强壮,就是得益于此。国共合作期间,东江纵队前身以港澳同胞、华侨和东江群众武装的面目,取得了国民党部队的番号:(东纵司令员)曾生部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东纵副司令员)王作尧部番号为“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在经历了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岁月,至1945年7月,东江纵队先后建立6个县级和1个区级的抗日民主政权,在东江地区、北江地区以及广九铁路东侧西侧和粤北地区,根据地和游击区总面积约6万余公里,人口450万以上。在此基础上,东江纵队发展到9个支队、4个独立大队共11000多人。
     同样,位于广九铁路西面的珠江纵队在珠江三角洲腹地也有深厚的群众支持基础,多个根据地几乎是全民抗日。到1945年上半年,珠江纵队先后建立了8个县级和一批区乡的抗日民主政权,拥有40万人口、近1000平方公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基地及近100万人口、3000平方公里的抗日游击区。在此基础上,珠江纵队发展到2个支队、1个独立大队近3000人。处在交叉、重叠的“国统区-沦陷区”的珠纵,其前身在1937年国共联合抗日之后、正式冠名“珠江纵队”之前,已取得数个合法番号,例如第七战区所属部队番号【1937年由中共香港市委派驻中山九区的钮大华(徐云)领导的梁伯洪武装部,在中山县取得国民党地方部队番号“抗日第七战区挺进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见中山政协:《中山文史(第62辑)中山九区革命斗争史回顾》)】;又例如民国政府广州市游击队所属部队番号【1938年11月由两位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吴勤和冯君素,从西江八属抗战总指挥、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处取得国民党地方部队番号“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见番禺区委党史研究室:《广游二支队转战番禺》2015-05-19《番禺日报》)】。但珠江纵队从不穿国民革命军的军装或“挺三”制服和“广游”制服,因为着农民装或着市民装甚至着学生装去“打日本鬼”,更能隐蔽窥敌、游击制敌、出奇胜敌。
     所以,离开东江和西江的“鱼水地”转往粤北五岭山区,是华南抗日武装部队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的领导们很抓挠的事儿。
     事实上,中共广东区委确有向中央表示过北上的客观困难,认为:“因时局变化,困难增加,主要是五岭无党的基础,顽军尾追及拦击,经济、粮食无法解决,许多干部战士不愿远离家乡等现象”;故“我们决定迟几天北上”(林平致中央电:《决定迟几天北上》1945年9月8日)。
     尤其是,在珠三角的抗日战场上,国民党的几方面正规军多有缺席,他们大都收缩在广东的北部(张发奎上将的第四战区司令部就迁在粤北的韶关市),这些对中共武装知彼知己的“兄弟”比日军更难对付。
华南部队若欲从“沦陷区”经粤北抵达五岭山区,必然要穿越“国统区”与国民党五六个师的正规军火拼,甚至会被围剿。
      实话实说,我认为广东区党委当时是舍不得弄灭手里这两支火把的。孤注一掷从来不是广东人的第一层思维。
     原中共广东省临委、东江军政委员会及各地区负责人于1944年8月在大鹏半岛土洋村举行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会议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全省抗日游击战争,明确武装斗争是当前的中心工作。其中:
     ——东江纵队创立罗浮山以北,翁源以南,东江、北江之间的根据地,并向东江、韩江之间展开,然后伸展至粤闽边、粤赣湘边、粤桂湘边。
     ——中区(文件没有指明是中区纵队抑或珠江纵队)则求普遍发展,然后向西江、粤桂边及南路推进。
     ——东、西两方面配合,取得对广州包围之势。
    ——主要的打击方向是日伪军,歼灭伪军中最坏最弱的部分,稳固和扩大原有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2月10日,中共广东省临委根据广东全面沦陷的形势,对广东抗日武装斗争作出了与1944年大体相同的决定,同时具体地指出,在南海县、番禺县、顺德县、中山县、三水县、东莞县、宝安县的基础上,构成包围广州的形势。
    当华南部队遵循中共广东省委的部署而积极行动时,中共中央迟至1945年8月16日才复电同意广东省临委的部署。但中央仍指出:现在粤西北最为空虚,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从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
    这样,中共广东省委及其华南部队就要有一个(由包围广州转为北上拓展)的转向思考和实施时间的问题了。
    于1945年7月6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刚成立的中共广东区委(之前为临委),曾在东纵根据地罗浮山召开了历时17天的干部扩大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迅速北进,创立战略根据地”等重要决议。会议的最后一天,区委书记(尹)林平代表广东区党委作了题为《为创造强大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斗争》的总结报告。报告要求华南部队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中心任务是“在一年内创造一个背靠山面向大城市、背靠新四军、进退有据的战略性的根据地”,使之成为“华南敌(日军)后战斗的中心”,成为“粉碎全国内战的一翼”(见《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19.5-1949.11)-1945年篇》)。
    报告的中心在“创造一个背靠山的根据地”、落点在“粉碎全国内战的一翼”。
    这“粉碎”两个字,可见中共广东区委对内战准备不足——不是准备打一场艰苦的残酷的耗能的持久的内战。
    这期间,中共广东区委尹林平,东江纵队曾生、王作尧、杨康华接到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于1945年8月10日24时发出的命令,命令指出: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命令我各部队应立即动员全体军民,开入附近敌占据点,解除日伪武装,维持治安,镇压土匪特务破坏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千金一刻,不得稍有延误。
     于是,中共广东区委于8月14日向华南部队发出紧急指示,坚决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围敌据点,解除敌伪武装和收缴其物资。东江纵队司令部紧急动员,集结主力分几路向沿海、东江沿江、广九路沿线的敌据点推进。同时,在粤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南支部、朝鲜独立同盟华南支部及台湾解放同盟的人员也立即动员起来,混合编队,随东江纵队分赴前线配合进行瓦解日军的工作。各地民兵纷纷要求到前线去收缴敌伪的武装。据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文献:“1945年8月中旬,东江纵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将全面胜利,各级党组织要迅速做好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扩大武装人员,解放中小城市,建立革命政权,接受日、伪军投降的指示,立即进行紧急动员,集结主力,全线出击,向东江两岸、粤汉路、广九沿线和沿海的敌伪据点推进,逼迫敌伪投降,歼灭拒不投降的敌人。先后解放了惠阳、宝安、东莞、博罗、增城、海丰、陆丰等县的中、小城镇,建立革命政权,接收日伪军武器装备。同时在解放区进行政治、经济建设,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恢复家园,改善生活,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个人看法,部署执行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24时发出的命令,或多或少影响了广东区党委执行上述的中央8月11日要求华南部队“仍以最大主力、用极大速度迅向粤北发展”的急电指示。
     针对广东区党委这一状况和外部时局的发展,1945年7月15日,中央军委再次向广东区党委明确华南武装部队当前的任务不是创造一个背靠山面向大城市的根据地,而是“你们要以极大注意力执行北上任务,派往北面的兵力与干部愈多愈好,并必须有强的党、政、军领导人前去”;同时还要求广东党组织立即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取得联系,“加强湘南、赣南、粤北的情报工作,随时将该区敌、伪、友、顽、我的情况电告王震、王首道,协助其顺利南下,并作一切配合行动的部署和部队会合后的各种准备,达到华南全军团结一致,完成党的任务”(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特别是,中央军委在7月15日的电报中还特别提醒广东区党委:“如果这一任务不能完成,那你们在一年之后就将遇到失败”。
     1945年8月4日,中央军委继续急电催促广东区党委:要用极大的速度向粤北发展:“应立即加强北江及小北江各部之兵力及领导,并从东纵派出一有力支队,由一个得力同志率领,附电台及大批地方工作干部,于半月至一个月内到达湘粤边(的)宜章、乐昌地区,准备与二王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电文强调:“一切依靠你们及各区同志自力更生,依靠人民,独立奋斗,发扬创造力,绝对不要依赖外援”;“尤其注意精神准备,要有不怕一切困难之精神”。
    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分别为中央拟稿,致电王震、王首道和广东区党委,指示南下支队:“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同时命令广东区党委:“仍以最大主力、用极大速度迅向粤北发展,以便与湘粤边两周后可能到达之王震部队取得联系,造成我华南制止内战的主要根据地”,并告诫他们,“这是最重要的一着,没有此,你们将无退路”。从这封急电看来,中央已经没有耐心等候了。
    刹时,延安令箭一支接一支,支支皆气急。
    至此,中共广东区委才下决心命令东江纵队(1945年8月15日出发)和珠江纵队(1945年8月23日)立即启程,分东西两线从粤汉铁路两側迅速向粤北推进,打向五岭,争取早日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
   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在南下征程中因遭到国民党军、日军、伪军一再阻挡,曾反复在湘北和鄂南一带周旋,花费了较多精力和时间与国民党军作战。其南下与北返,堪为艰难。
    1944年11月20日,南下支队从陕西省绥德启程东进,于次日到达黄河西岸的螅蜊峪一带,用了两天时间从这里渡过黄河,然后通过山西省离(石)临(县)公路,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吕梁山区,很快逼近日军占据的同蒲铁路。而通过陇海铁路南进时,却遇到了国民党军的阻拦,他们不听南下支队的耐心地劝说并开枪阻拦。逼迫之下,南下支队忍无可忍,奋起反击,从而通过铁路,涉渡洛河,继续向前。
     进入日、伪、顽军纵深区域后,敌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南下支队每到一地都遭到袭击:
      ——在通过平汉铁路时,日军早在许昌、漯河一带集结重兵阻拦,南下支队边打边走,在鲁山县城以南地区和日军进行多次激战,打退了敌人的阻击,胜利通过平汉铁路,于1945年1月徒涉浉河,向豫鄂边境急行,进入中原解放区,于1945年1月27 日到达鄂豫边的大悟山根据地,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师。
    ——在翻过鸡公山东麓,接近湖南礼山县三里城时,南下支队与前来迎接的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协同作战,歼灭了妄图阻挡两军会合的日伪军一个中队后,两军在战场上会师。
       南下支队在大悟山进行了17天休整,派第五大队进入洪湖一带开辟根据地,其余部队于1945年2月14日向预定目标——湘中地区前进。
    ——1945年2月14日,南下支队告别新四军第五师战友向鄂南挺进。前进方向最大的障碍是跨越长江天险。新四军第五师特派第十四旅旅长、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率领两个团一起渡江,挺进鄂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武汉三镇以东的大江两岸,大小城镇都被日伪军占领。国民党军在江北岸大别山一带,有桂系六十五军和鄂东挺进第十六纵队守备。在这些地区,日伪军和国民党军互相穿插,犬牙交错。南下支队南渡长江将不可避免地要同时穿越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占领区。国民党军获悉南下支队要南渡长江,立即调集了三个师的兵力,严密封锁这一带渡口,企图把南下支队消灭在长江北岸。南下支队出其不意,在敌防守最严密的路线:从蕲春的田家镇渡江到新阳地区,并把整个部队分为三批前进。南下支队主力进入国民党军占领区后,沿途不断遭到堵击尾追。
       南下支队在向新四军第五师移交了从延安带来的900余名干部后,于1945年2月19日至23日在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十团、第四十一团配合下,从黄冈以东分批渡过长江。在渡江过程中,又遭到日军的飞机轰炸和快艇巡查。但一个个的困难都被南下支队克服了。
    1945年2月24日拂晓,南下支队全部踏上长江南岸,进入了鄂南。
    鄂南地区东、北、西三面濒临长江,南部与湘赣两省毗邻,整个地区包括武昌、嘉鱼、咸宁、蒲圻、通山、通城、阳新、大冶、鄂城和黄石等11个县市。这一地区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南部大幕山地区,有着发展游击战争的天然有利条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是重要的根据地之一。王震认为,在这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既能巩固中原,威胁武汉,牵制敌人的正面进攻,又可继续向南发展成为对日反攻作战的前哨阵地。他的看法,得到了李先念等新四军五师领导的赞同,因此,南下支队决定以此为出发点,打开南北通道,把中原地区和华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在一起。
      当时,这一地区敌情严重。日伪军不仅占领了11个县市,而且在粤汉铁路和几条公路沿线构筑了大量碉堡工事,建立了许多据点。广大山区和偏僻乡村,大都被汉奸、土匪和国民党顽固派势力所盘踞。为了鼓舞当地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南下支队决定给日军一次沉重打击。
    1945年2月25日,王震率南下支队向大幕山进军,在通过阳新、大冶之间的公路时,突见载有数十名日军的三辆汽车疾驰而来。南下支队一部与敌战斗,击毙日军5名,击伤若干,余敌逃走。第二天,日军五六百名、伪军七八百名和一队日军炮兵,从三溪口方向开来报复。王震指挥部队在大田畈与敌展开激战。南下支队坚守阵地,连续与敌战斗30多小时,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并向敌人连续发起猛烈冲锋,敌人伤亡惨重,最后狼狈溃逃。这一仗共歼灭日军400多名,缴获大炮7门,轻重机枪20余挺以及其他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南下支队战士伤亡30名。南下支队在大冶南的大畈击退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84旅团一部。
    1945年3月2日至6日,南下支队经大田畈一仗后,按照预定计划继续向大幕山地区挺进。3月3日,攻占大幕山的飞鸡墩、陈发贵等地;3月4日,在大源镇、金塘等地击溃国民党鄂南地区保安团。南下支队和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协同作战,给盘踞大幕山地区的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和日伪军以致命打击。
    至此,南下支队占领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为开辟鄂南根据地创造丁良好条件。
    南下支队于1945年3月26日进入湖南省平江县,主要转战在湘东北和湘南各县,
    根据南下支队建议,毛泽东于1945年3月31日复电,同意他们“在湘北工作一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间根据地,然后再南进”。
     据此,南下支队于1945年的3月至6月间,在湘鄂赣边和粤汉铁路两侧进行开辟根据地的作战。王震派出小部队先到湘阴地区开展敌后工作,他们到达后排除当地顽军的干扰,很快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并以桃花山为中心,建立起湘东抗日根据地和湘东军分区;同时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将部队番号“南下支队”改名“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下属各大队全部改为支队,组织领导一概不变。
    1945年3月23日,王震率南下支队主力由水口坳出发,从江西进入湖北,又从湖北进入湖南,一天之中走了三省地界。3月26日,南下支队进入湘北重镇平江县城。当地日伪军慑于我军威势,已于20多天前同时撤走。
     1945年3月27日早晨,南下支队指战员分头到大街小巷刷写标语,公开张贴了《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以此向广大人民群众阐明南下支队的性质和宗旨,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为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团结一切爱国志士仁人,孤立一小撮反共顽固势力。这张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布告,沿用红军时代许多布告的传统规格,文字通俗易懂,对我军的宗旨、任务、大政方针都作了昭告。
    进入湖南省平江城时,经毛泽东批准,南下支队于1945年5月成立了湘鄂赣边区临时区党委、军区和边区行政公署。王震任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任军区副司令员,聂洪钧任行署主任。王震把司令部驻扎在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红五军平江起义的指挥所——天岳书院。
    至此,长江以南、赣北彭泽以西、湘北岳阳以北广大地区除公路、铁路及少数孤立据点外,大部获得解放。南北130公里、东西180公里的湘鄂抗日根据地形成。
    鉴于欧洲战场发生的巨大变化,德国法西斯投降,日本法西斯也行将崩溃的形势,1945年6月,中共中央致电“湘鄂赣边区党委”和“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南下支队,敦促他们南下至湘粤边界,尽快与广东部队连接,创立五岭根据地。
    南下支队在开辟湘鄂赣边区根据地的过程中,反复在湘北和鄂南一带周旋,花费了较多精力和时间与顽军作战。对此,毛泽东早在1945年3月31日的电报中就已提醒南下支队“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
    1945年6月2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拟电中再次告诫南下支队:“不应在干部与战士中灌输专门打顽军或主要打顽军的思想,而应向他们灌输主要打敌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的思想,以提高他们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的认识与情绪”。毛泽东再次强调:“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
    南下支队同国民党军反复周旋,双方一直处于胶着状态。王震于1945年6月下旬率领主力从湘北再次返回鄂南后,大家都在思虑着下一步怎么办。
    在这时,中央及毛泽东在不到十天里接连发来了三份电报。来电肯定他们“数月来在湘鄂边的行动是有成绩的”;同时指示他们的行动方针。中央意见,希望王震和王首道率领主力大部,以三个月左右时间南进到达湘粤边区,与广东部队直接配合,发展南方局面。同时告诉二王,为了执行以上任务,扩大华南解放区,中央军委决定将三五九旅留在延安的部队和延安警备第一旅之一部,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二、三支队,共计6000人作为第二梯队南下,其时已东渡黄河。
    针对南下支队想在湘中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毛泽东分析指出,现在距日寇崩溃时间很短促,在湘中地区“建立解放区,在目前是可能的,(但)在日寇崩溃后,要继续存在坚持,将是很困难的。那时有使我军处于极困难地位,甚至被迫北返之可能,而且不能和广东力量打成一片,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并指出这一打算,“和在延安时我们向你们所说在地区上是不同的”,毛泽东要求南下支队“取道敌顽接合部走‘之’字路”,避免与敌纠缠,尽快到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联接”。
    接此指示后,王震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留下少数部队协同张体学部继续巩固鄂南、发展湘北。王震和王首道率领主力,继续向南挺进。
    南下支队第一梯队3000官兵于1945年7月7日由鄂南咸宁县的茶地铺出发,连续行军十天,到达平江的两开堂和金岗坪,这十天,气温一直在摄氏三十八九度以上,烈日当空,炎热难当,行军途中,每天都有不少官兵掉队,病员逐日增多,中暑晕倒甚至牺牲的事不断发生。
      南下支队第一梯队经蒲圻、崇阳,入湘北的临湘、岳阳、湘阴、平江,于1945年7月20日抵达长沙以北的福临铺。
     1945年7月21日,南下支队从长沙以北的福临铺出发,通过长沙与岳阳之间公路到达吴家段。7月24日晚到25日拂晓,在长沙以北的铜官、下洞子一线西渡湘江,然后在长沙以北向西跨越粤汉铁路、横渡湘江,由西面绕过长沙。又经两日行军,于7月27日进抵宁乡所属之新田湾。此间,南下支队接到毛泽东于7月22日拍发给王震、王首道的电报。
    毛泽东的来电明确告知二王:“你们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完成这个任务将遇到极大困难,但只要内外团结,政策正确,是能够完成任务的。不要希望在浏(阳)、醴(陵)、衡(阳)、宝(庆)一带建立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应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足。此外,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看问题要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现象所迷惑”。
      接到毛泽东又一次催促南下的电报后,南下支队在湖南省宁乡新田湾只停留一天就继续前进了。
     南下支队穿越湘潭和宝庆之间的公路,徒涉涟水,到达湘潭附近的石潭、上桥一线。途中忽遇大雨,眼前一片白茫茫分不清东西南北,脚下泥深路滑,步履艰难。走到宿营地,指战员们全都摔成了泥人。第二天,又下了一天大雨,部队走了十四五里,比平日几乎多费两三倍的时间。
    1945年8月1日,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等和王震、王首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一部份兵力(“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四支队”)留在湘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主力则于8月6日从湘潭与衡山间的龙船港冒雨抢渡,第二次胜利渡过湘江。
      1945年8月10日,部队沿粤汉路南下,刚走到衡山附近的南湾一带时,收到中央当天发来的电报:“苏军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的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日本投降的消息,使南下支队加快了向南挺进的速度。
    南下支队迅速挺进华南,成为国民党心腹之患。
    当南下支队由湘北向湘南急进时,国民党已洞悉了八路军的战略意图,但此时他们仍有相当一部分兵力受制于日军,无法过多分兵;而当日本宣布投降后,就给他们造成了可以用全力对付共产党的条件。
故此,蒋介石电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组成联军,计划从三面包抄夹击,将南下支队消灭在湘粤边境。
    在湘东和赣南,国民党军抽调第九战区的第四军、第四十四军、暂四军、暂五十二军在湘东南的永兴、茶陵、资兴、桂东、汝城及赣西南的莲花、永新、遂川、上犹、崇义、大庾一带布防;在阻截南下支队未成的情况下,立即紧追不舍,并取合围的态势,向南压进。
    在粤北,国民党军抽调第七战区的第一八六师、第一八七师、第一六七师、第一六〇师、第一五二师、第一五三师及地方武装部队在南雄县、始兴县、仁化县、乐昌县、曲江县、翁源县、英德县一带布防;其一部用以阻截东纵和珠纵北上部队,大部向北推进,意欲与第九战区部队一道,将八路军南下支队合围并聚歼于湘粤边界。
      当南下支队穿越到安仁县境时,就遭国民党第四十四军的袭击,因此不得不经常改变行军路线。1945年8月17日,为了摆脱敌人的堵截尾追,南下支队忍着炎热和饥饿,进入桂东以西八面山中。国民党军得知南下支队进入八面山,意图一举将南下支队歼灭在八面山中,即又调动其第四军、暂二军和第四十四军等共八个团的兵力,重重包围,步步进逼,占领了所有的山障、险要的通道,然后派兵前堵后追,南下支队进山后,随身携带的粮食早已吃光,山里渺无人迹,指战员们饿得走不动路,只得采些菌子和野果充饥,受尽煎熬。
      南下支队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文献上有一大段南下支队在八面山的细节描述——
     1945年8月18日,南下支队边走边打,冒雨走了一天,走到一处独立茅棚停下来。王震光着脚板吩咐宿营。他已经两天没有睡觉,双眼都熬红了。他把先到的部队安排好后,走进一间又小又黑的茅屋,在灶台上打开地图,筹思明天的行军路线。不大工夫又走出来,让出房子给战士们休息,自己带着两个警卫员,在茅屋旁边有半截墙的草地上搭起露营的帐篷。看见副参谋长苏鳌带队伍从后面上来,王震笑着说:“你们的'房子'就是对面的大树底下呐。”苏鳌立即把队伍带过去,战士们找了些杉树皮,燃起一堆堆火烤衣服。没有米,没有南瓜,也无处可买。全身曾被穿过八颗子弹的苏鳌,忍痛把自己的马杀掉,分给每人一小块马肉。另外的部队,虽有南瓜,却找不到锅煮,只好生吃,许多人吃生米、生包谷、生豆角……
    南下支队整个部队全在山坡上露营时,突然风雨交加,淋得人直打哆嗦。尽管又冷又饿,大家情绪仍然很高。大雨刚过,王震和王首道来看望战士。战士们正围着一堆堆篝火,有的烤马肉,有的烤衣服。王震走来,询问战士们:“这两天,你们都没搞到饭吃吧?”大家点了点头,都没吭声。有个青年战士轻轻叹了口气,小声说:“人要能够不吃饭,不睡觉就好了。”大家一听都笑了。王震笑着对坐在一边的作家周立波说:“周立波,你日后要写小说,就把我们这些人写成不食人间烟火,这样才有意思。”大家听了,不禁又一起大笑起来(注:周立波于1944年任《解放日报》社副刊部副部长并主编文艺副刊,同年冬任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司令部秘书,随军南征。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四位最著名作家之一)。
    王震回到窝棚,马上召集司令部人员开会。他说,目前我们已处于顽军四面包围当中,敌情异常严重,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大家坚决表示一定要奋勇战斗,突破重围。根据大家建议,马上用王震和王首道的名义向全军发布一道命令。命令写道:“明日(8月19日)4时出发,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你们是全军与东江纵队会合开辟道路的先锋。我们要勇敢地冲出敌人的重围,坚决与东江纵队会合,要宿营,要吃饭,希望生存,希望未来,勇敢前进,冲!冲!冲!杀!杀!杀!毫不犹豫,坚决执行,胜利是我们的,是毛主席的”。
     通讯员送走命令后,王震在文件箱子上打了个盹。8月19日拂晓,他就带领部队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索前进。当天情况更加严重,敌人正从四面八方围过来。站在山顶向南远眺,看见大队国民党军正从资兴开往桂东。为避免敌人发现,部队只能在半山的灌木丛中隐蔽前进。先头部队在前面用马刀开路,主力随后踩着杂草荆棘穿行,每走一步都很艰难。突然又下大雨,越发难走。队伍从横坑经双坑、钧勾寨来到湖洞与下坑之间的一处山口。由于两三天没吃上一顿饱饭,加上日晒雨淋,连续行军,大家全都累得精疲力竭,部队便在一处山坳停下。这里只有几户人家,仍旧搞不到粮食。
     王震在一间茅草屋里打开地图,仔细察看路线。据侦察员报告,五条下山的道路全被敌人封锁。凡是人能走的路都被堵截了,此外只有飞鸟才能飞越的高山。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从八面山突出重围,赶到湘粤边境。王震立即在一个缓坡上冒雨召集各支队长开会。他说,情况十分严重,今晚要冲出去,打出去。命令所有部队,擦拭武器,准备战斗。买到什么就吃什么,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注意群众纪律。烧掉机密文件,减少行李担子和牲口,不论遇到何等险恶的局面,都要坚决地打出去。
     会议开完了,雨越下越大。前卫部队正在一条山沟里集合,王震来了。他头戴一顶斗笠,浑身是水,很久没有剃的胡须滴着水点。他大步走到队伍前面,大声讲道:“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想把我们困死、饿死,消灭在这八面山里,你们说该怎么办?”战士们像春雷般齐声回答:“坚决打出去!”“对,我们要打出去!任何敌人都占不了我们的便宜!”王震举起拳头,沉着而充满感情地说:“多年来,我们这些肩扛七斤半的人,历尽了人间的艰难险阻,牺牲了无数亲爱的同志,我们在走着一条痛苦的血染的路,中国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都集中在我们这支队伍身上。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一句话,就是要使全中国的老百姓翻身!过去的斗争,已证明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哪怕环境再艰险,斗争再残酷,我们也要勇敢地杀出一条血路,我们也要坚持干到底的!”
     讲完,王震就带领部队冒雨前进,亲自在前面摸索路线。一路上,大家看见,每逢遇到困难,他就拿出毛泽东的照片长久地凝视着。前进不久,侦察员在山里找来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大家围起来请求他给部队指一条下山的路。老人当年当过赤卫队员,乍一来弄不清眼前到底是一支什么部队,带着疑虑的神色,他就说“耳背,听不见!”当王震从怀里摸出毛泽东的照片,双手递过去,老人双手捧在手里一看说:“啊!这是毛主席!”就打开了话匣子。先前他在这一带打过游击,红军长征走了,反动派疯狂报复,只得躲进深山,靠打猎为生。老人带着部队走着根本没有路的“路”,异常艰难地走了一个通宵,全是在望不见尽头的悬崖峭壁的山间绕行。遇到陡坡,大家就手脚一齐着地爬上去;看见深沟,大家就双手紧抱两腿滚下去。王震看见掉队的越来越多,心里十分难过。他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你们走得动的,就跟我走。实在走不动的,歇口气再慢慢跟上来。”在坚强的政治工作保证下,部队士气没有受影响,顽强地冲出了八面山。
    1945年8月19日清晨,南下支队的前卫分队在板寮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个排哨。这个排哨属于国民党军第九十师一个团,另两个团布设在五里外的南冲一线。王震当即决定,乘其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王震率左路纵队穿出密林,迅速将敌军击溃;王首道和朱早观率右路纵队也穿出了密林。驻在南冲的国民党军随后分两路向南下支队扑来。王震一面指挥后卫队掩护,一面命令主力从国民党军间隙向前冲上大路,驱散正在烧桥的国民党军,顺利从桥上过了河。俘虏供称,田庄驻有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南下支队从田庄东北绕了过去,冲出包围,当天到达汝城以北开山一带宿营。
    1945年8月21日,南下支队从淇江陇出发,穿行在大山云雾之中,来到汝城通往桂东的大道。据侦察报告,发现左侧有一股国民党军,似第九十师的一个连,他们伪装乡丁活动。王震要侦察队化装“国军”,叫他们带路。路上,侦察队相机缴了这股国民党军的械。
    南下支队过了地汝河后,竟然在山沟里发现国民党军第九战区一个大仓库,里面的大米、面粉、食盐堆积如山。王震命令部队每人带足3天的粮食和3斤盐,其余全部分给了群众。
    1945年8月23日,南下支队到达江西崇文县的文英墟。部队原计划在文英墟休息一天,可是刚刚到达这里,国民党军第九十师一个团就尾追上来了,南下支队后卫的第二支队节节抗击,到文英墟后面占领一道山岗,掩护全军宿营。国民党军气势汹汹逼上来,经过一场激战,将国民党军击溃。不久,国民党军第一○二师又插到文英墟西南,被南下支队第一支队顶住。虽在两面都把国民党军击退,但终因寡众悬殊,南下支队便在当夜1时许撤出战斗,继续南下向粤北挺进。
     南下支队连续作战,疲劳到极点。南方八月炎热的天气,也给行动增加了极大困难。部队官兵经常腹内无食,脚上无鞋,每天都有人中暑晕倒,伤病员日渐增多,连队减员较大。在此紧急时刻,王震也因过度劳累,腰疼的旧病复发。大家硬把他按在担架上,让他得到点休息。见他病了,指战员们都很担心:“情况这样紧张,司令员可不能病倒啊!”有一天,同志们抬着王震在司令部队伍后面走。山路险峻,石头很多,抬担架的后边一个人,绊着石头跌倒了。王震从担架上滚下,后脑碰在石头上,昏过去两分钟。这个消息传到前边,有的人哭了。
    从8月中旬进入八面山,到20日突出敌军重围,南下支队全体指战员在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的情况下,战胜了人数十几倍于我的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四都墟击溃敌军一个团;在田庄经过反复冲杀,从国民党军第九十师的阵地上杀出一条血路,在文英墟击溃第九十师二七○团两个营。
    1945年8月24日,国民党军又从几个方向追了上来。南下支队马上出发,途经梧桐港、聂都墟,最后走到沙村。一夜大雨,把尾追之敌阻隔在30里以外,大家少有地睡了一夜好觉。次日拂晓出发,开始进入大庾岭。
      1945年8月26日,南下支队终于冲上湘粤赣边境五岭山区。为了摆脱尾追的国民党军,尽快地和华南部队会合,南下支队指战员忍受着饥饿和疲惫朝广东方向疾进,在越过五岭山帽子峰进入粤北南雄县境的北乡后,即向党中央报告了进展情况。
    1945年8月27日,南下支队越过五岭进入广东省南雄县,国民党军薛岳所部的追兵和余汉谋的一个军一齐涌来,切断了南下支队与华南部队会师的道路,对南下支队形成了又一次重兵包围。
     处于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紧急情况中,南下支队如何摆脱这一不利态势,是大家都在考虑的问题。王震用探询的眼光看着王首道和王恩茂说:“现在我们的出路,要么上山,要么打出去!”王首道说:“为了保存力量,完成任务,我们还是走小路上山为好。”王恩茂点头同意。王震又和他们全面分析了整个敌情,发现西北方向还没有被敌人封锁。他亲自询问了一个老农,找到了一条从西北上山的小路(注:这三位“王”,1949年全国解放后首个任职是: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兼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首道,湖南省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兼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王恩茂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喀什军区政委)。
    南下支队必须立即突出重围,但此时各支队都正与前堵后追的敌人周旋,一时难以撤离。为了使战斗部队减轻压力,王震决定部队机关和直属的警卫队等首先突围。他们跟随向导从西北方向未被敌人封锁的一条小路上山,很快进入了茂密的山林。天黑了,指战员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突然,山风四起,雷电在山林上空咆哮,暴雨霎时像天河决口似的倾泻下来。南下支队指战员在暴风雨中,浑身透湿,在这不辨方向的漆黑夜里走了一个通宵,才走了24里路。天色微明时,往前又走了20余里,部队停在半山处的小山村休息。
    这个名叫沙坑的小山村,只有几户人家,无法容纳下南下支队各部。于是路边、门前、屋檐下、柴堆上,到处都睡着饥饿疲惫的战士。
     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果南下支队不能在粤北站稳和修整;如果华南部队再不来协战和支援;如果当地中共地下党再不来接应和通情,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将又一次处于危急状况。
    前面说到,中共中央在积极组建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同时,也多次命令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的华南抗日武装部队北上协同行动,创建粤赣湘边境的五岭根据地。
    中共广东区委调动华南抗日武装部队北上协同行动的,是从粤汉铁路东侧北上的东江纵队数部(组成东江纵队北上联合部队),和从粤汉铁路西侧北上的珠江纵队两部(组成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
而另外几支武装部队(琼崖纵队、韩江纵队、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等)则没有北上五岭的任务。
    ——1945年8月15日由粤汉铁路东侧出发
     接到中央1945年7月15日的电报后,中共广东区党委于7月31日做出决定,成立粤北指挥部,指挥东纵主力(西北支队、北江支队、第三支队、第五支队)和珠纵(南海三水独立大队),并(在东纵和珠纵抵达粤北后)成立粤北党政军委员会,统一领导粤赣湘边的地方党和部队的工作。
新成立的粤北指挥部立即组织东江纵队分三批挺进粤北——
     第一批,东线由梁广、王作尧、杨康华率领东江纵队第五支队等部队1200多名官兵(另一部:西线由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机关和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等部队500多名官兵先行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两部的北上部队合约1800多官兵);
     第二批,拟一个月后,以东江纵队的第三支队为主,共1000余人跟进北上;
     第三批,再三个月后,由东江纵队政委林平和司令员曾生再率一个团的1000余名官兵续进。
    以上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有变动。
     但当时被安排在第一批北上的领导人梁广正在西江地区督导中区纵队作战,根本不知此事,也就无法赶到东江纵队带队北上。中共广东区委有人主张“等梁广同志回来后才出发”。
    梁广是中共广东组织和华南武装斗争的领导者之一,其时与尹林平、连贯共同主持工作。1945年6月下旬,尊中央指示向西挺进的(由珠江纵队前身分出主力部队组建的)中区纵队在广宁接连遭到国民党军的围剿追截,局势十分困难。梁广受组织委派前往广宁县,协助西挺的中区纵队改变与敌斗争的策略,多次在绥江河两岸和公路沿线袭击敌人,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中共广东区党委于7月31日做出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决定时,梁广正在粤西北开辟和巩固广(宁县)、四(会县)、清(远县)怀(集县)边区的四个抗日游击区。
    当接连收到中央于8月4日和8月11日的催促电报后,中共广东区委仍有人主张等梁广回来后才出发。这时正在博罗县广东区党委总部开会的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提出,不能再耽误时间,如果主要领导不能带队,自己愿与东江纵队的副司令员王作尧和政治部主任杨康华一同率第一梯队队北上,与八路军南下支队共建五岭根据地。
    由此,1945年8月16日(一说8月15日)至8月18日东江纵队北上联队陆续出发。
    北上指挥机构与东江纵队北上联队的组成:珠纵司令员林锵云、东纵副司令员王作尧、东纵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等组成粤北指挥部,统领东纵第五支队、军政干校两个中队、民运工作队、鲁迅艺术宣传队、“拖拉机”文艺宣传队及东纵政治部部份干部共1200多人。东纵之所以安排了这么多非战斗人员随军北上,是根据1945年8月4日中央军委急电的命令(“广东区党委要用极大的速度向粤北发展,派出有力支队及大批地方工作干部与二王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
    东纵北上联队的第一批部队于8月16日(一说8月15日)从博罗县横河出发。部队踏进粤北山区边缘时,那里的高山峡谷已是凉风飕飕的气候了。在珠江三角洲温暖天气下活动惯了的官兵们仍身穿单衣,禁不住直打哆嗦。
       其实出发前,东江纵队后勤部门正在赶制一批冬衣,但由于北上日程紧迫,部队还没来得及发放冬装就踏上了北上征程。没有冬衣御寒,就会发生非战斗减员,这是北上部队不愿看到的现实。
  当东纵北上主力上到英德县和翁源县山区时,司令员邬强率领的东江纵队北江支队已在这里等候会合。之前几个月,东江纵队北江支队的活动频仍。为站稳脚跟,东江纵队北江支队解放了英德县东部和佛冈县、新丰县、翁源县的一部份地区,成立了粤汉铁路以东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为东纵大部队北上挺进粤赣湘边尊定了基础。
       但是,东纵北上联队沿途遭到国民党第六十三军、第六十五军的层层堵击。其驻扎在粤北的国民党第七战区的第一八六师、第一八七师、第一六七师、第一六〇师、第一五二师、第一五三师及地方武装部队,分别在南雄县、始兴县、仁化县、乐昌县、曲江县、翁源县、英德县一带布防;其一部留在粤汉铁路东西两侧阻截东纵和珠纵的北上部队,大部则向粤赣湘边区推进, 意从南面与正在北面南进的国民党第九战区部队一道,欲将八路军南下支队合围并聚歼于粤赣湘边界。
     按照原定计划,东江纵队北江支队仍留在当地展开游击战,牵制敌人主力。粤北指挥部取得了东江纵队北江支队送上的地图,对当地地理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了躲开敌人的锋芒,东纵北上联队只得专走山路、暗渡江河、加速北上。
    东江纵队北上联队第一批人员自罗浮山东北面的横河圩出发,经龙门县、新丰县、从化县、英德县、翁源县呈“之”字形挺进粤北。8月底,队伍进入到翁源县境内海拔1000多米的天平架山时,被来自曲江县枫湾镇的保安队袭击,东纵一个小分队迂回到设在山顶的敌人哨所后,突然发起攻击,一顿冲锋枪、手档弹,将敌人打得伤的伤、亡的亡,剩下的狼狈逃窜。
    翻过天平架山,就是始兴县境了,这里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扼守在一个叫隘子的地方。粤北指挥部命令先头部队用强攻之势将敌人赶跑后,开始寻找始兴县的中共地下党,探听南下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消息。不久,先头部队在天平架北边的清化地区找到了战斗在这里的中共抗日武装——始兴县人民风度抗日自卫大队。
      风度大队由中共始兴县县委书记吴新民任大队长,周健夫(周耿光)为政委,陈培兴为政治处主任,邓文礼为参谋长。下辖两个主力中队,共500多名官兵。
    1945年2月,日军侵占始兴县,国民党正规军望风而逃,躲进赣南的“三南”地区,国民党县政府也随之逃到山高林密的清化桃树坝。而中共风度大队发动南山和北山的民众抗日武装于7月23日将始兴县城层层包围,日军弃城逃往韶关。风度大队解放了始兴县城。然而,7月24日,国民党正规军一八七师和一六〇师从山高林密的“三南”地区扑出,占领了县城外东北山头制高点,欲向县城发动攻击。
    中共风度大队为保存力量,于7月24日深夜分两路撤出县城。然而国民党正规军没有止步,对驻扎在外营村的风度大队发动了围剿战。风度大队除了第一主力中队杀出敌重围向北山撤退外,在外营村被杀死112人,村庄在熊熊大火中变成废墟。粤北“外营惨案”后,风度大队处于极度危难之中。
      如今,东纵北上联队的到来,风度大队就有了打“牛骨头”(国民党正规军)的主力;而风度大队的及时出现,亦使东纵北上联队如虎添翼。
    粤北指挥部决定,东纵北上联队在风度休整几天,调查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准确位置,以便两军会师。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三位领导日夜守在发报机旁,心焦如焚等待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消息。自8月底进入始兴县、9月初与风度大队会师,多天过去了仍杳无音讯。
       于是,刘建华被粤北指挥部派到南雄县百顺墟,看到那里能不能联络到八路军南下支队。
  刘建华,江西省寻邬县人,中等身材,当年二十八九岁,但他已有多年艰苦斗争的锤炼,十五岁就在中央苏区赣南少共省委工作,曾任白区工作部部长。1935年,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北上抗日,他第一次留下来,担任少共粤赣边特委书记,跟随陈毅、项英、杨尚奎在梅岭和油山坚持游击战争。1937年,中共江西游击部队获国民革命军新四军番号,开赴华东前线抗日,刘建华第二次留下来,带着朱赞珍、李绪龙等十几人,收集到十几支破烂步枪,组织起抗日锄奸工作队,在油山坚持活动。由于国民党的迫害,他们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妻子和孩子失散了。这时,党组织为了保存赣南仅存的几个党员,把他和朱赞珍,李绪龙等接到东江纵队里工作。现在东纵北上联队北上开辟五岭根据地,刘建华他们又回到这块曾战斗过的地方。
  杨康华对刘建华说:“我们派你去的意图是,你是中央苏区出来的,二王部队里可能有熟人,三年游击战争时你又在赣粤边,抗日战争时期你也在那儿呆过,由此看来,你去最合适不过了”。
  刘建华挺起腰杆道:“坚决完成任务”。
  第二天,刘建华和风度大队派来的一位队员一道前往百顺墟。他俩打扮成当地老百姓的模样,绕过始兴县城。太阳快要落山了,他们在离县城约20多里路的江口墟停了下来,等候前来接头的人。
  这时,只见在墟外约一两百米的浈江边,有一对穿着破旧衣服的男女,朝这边走来,他俩按事先约定的联络暗号,与刘建华接上了头。
  在江边的树下,栓着一条小木船,刘建华和风度队男队员坐上小木船后,机警地观察着四周。那女的熟练地解开栓船的绳子,向北岸划去,彼此没有任何言语。后来刘建华才知道那位十八九岁的少女叫华英,是风度大队政工队的队员,那男的叫刘绍明,也在政工队工作。
  在北岸一个叫总甫的村子,风度大队的大队长吴新民、政治处主任陈培兴正等在那里,他们热情地握着刘建华的手,并介绍了去百顺墟的路线和沿途的情况。
第二天早上,刘建华和风度队员打扮成赶墟的人,踏上去百顺墟的路程。这天正逢百顺的墟日,一路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刘建华沿途用当地方言向赶墟的路人询问:“老乡.百顺墟做生意的人多不多?”
    老乡答:“做买卖的人好多啊!”
    刘建华又问:“墟上有没有军队?”
    老乡答:“墟上没有军队,只有一些乡自卫队”。
    旁边有人答腔:“昨天墟上来了好多北方来的红军,今日全部不见了”。
    刘建华还不放心,一直走到离墟场很近的地方,向在田里干活的农民打听。农民停住手中的活儿,说:“红军向北走了,墟上没有红军了”。
  刘建华暗忖,赶墟的人和农民说的话基本一致,这证明二王部队已离开了百顺。于是他和风度队员掉头返总甫村,向风度大队的吴新民、陈培兴介绍了所探听到的情况,并准备星夜渡过浈江,赶回凤度向粤北指挥部汇报。
  吴新民听罢,道:“刚才接到指挥部通知,明天大部队过来,你就不必回风度了”。
  次日下午,由邓文礼、郭招贤率领的风度大队第一主力中队为先头部队,由吴新民、陈培兴率领的风度大队第三中队和第四中队在江边接应东纵北上联队从水南渡口过浈江。
  由于大部队人多,无法用船渡江,只好用几条长缆绳栓在江岸西头,前面派几个熟水性的官兵在前面引路,大多数官兵一个跟着一个地手扶缆绳,走进了水流湍急的江水中,缓缓地向对岸移动。水淹到脖子深,湿透了军毯、衣服,冰凉的江水令大家直打哆嗦,急流打着漩涡象一双双无形的大手,使劲地将他们往下游推。官兵们咬紧牙关,一边死死抓住缆绳,一边紧紧护着身上的武器,一步步地往前挪去。一千多人的队伍,在天色微明前安全地渡过了浈江。
    东纵北上联队过浈江后,从南雄百顺回来的刘建华立即找到粤北指挥部,向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汇报去百顺的情况。杨康华听后说:“你走后,我们就接到电报,二王部队已北返,会师任务取消”。
东江纵队北上联队渡过浈江的这天,部队在总甫村隐蔽下来,直到傍晚才出发,经水口进入始兴县的宝峰。进入宝峰后部队进行了短暂休整。
    9月中旬,粤北指挥部率领的东江纵队北上联队在始兴县宝峰一带活动时遭到国民党第六十五军第一六〇师的袭击,部队即向仁化县扶溪转移,并将30多名伤病员留在始兴县奇心洞治疗。主力部队一走,奇心洞治疗区旋即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仅有的十多名保卫人员奋起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30多名伤病员惨遭国民党军队杀害。
    关于此处的东江纵队北上联队30多名伤员留在始兴县奇心洞治疗期间被国名党军全部杀害的记载,与下文的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70多名伤员也在始兴县奇心洞治疗期间被国名党军全部杀害的记载,似有重叠或错记之疑,待核对。
    在1945年中秋节的晚上,粤北指挥部率东江纵队北上联队到达帽子峰的大小流坑,出乎意料地接到中央关于八路军南下支队已经回师北返的电报,并勖勉粤北指挥部率部属独立作战、单边开创五岭根据地。
     但是,现在问题是东江纵队第一批北上部队——只有东江纵队第五支队到达粤北,其它北上的华南部队还没有取得联系,粤北指挥部既不知道东江纵队西北支队和东江纵队第三支队到了哪里,也不知道由西线北上的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的情况如何了。而且,已经到达粤北的东纵第一批部队中还有两三百名非战斗人员。
    此时,国民党军的情况是,原来还驻扎在粤赣的国民党正规军大部队已从“三南地区”(江西省的龙南县、虔南县、定南县)下山,急于到广东各要地接收日伪“移交”的城市。这些国民党军队一出山南下,必然会与正在北上的华南武装部队相遇相交相扑相打。
    这时,在江西省龙南县境内九连山的东江纵队第三支队还未与粤北指挥部联络上。
    为了打通与九连山的交通线,并与其它几个失联部队取得联系,东纵副司令员王作尧派邱特、张江明率领武工队,从座落粤赣三县的油山摸到江西省龙南县境内九连山,在历尽艰辛后终于找到司令员彭沃率领的东江纵队第三支队。
    之后,粤北指挥部陆续与东纵的几支北上部队取得联系,各部队的指挥员也先后到达油山聚会。
    ——1945年8月23日由粤汉铁路西侧出发
    与粤北指挥部直接率领东江纵队北上联队同期北上的,是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一说北挺临时联合支队)。
    珠纵北上临时支队除了有珠江纵队两个部队外,还包含了东江纵队的两个部队——东纵西北支队和东纵北江支队第一独立大队。
     珠纵北上临时支队是在北上途中到达英德县倒洞时才组合成立的。
    北上出发前的1945年8月初,华南抗日武装部队的另一支主力——游击于粤汉铁路西侧南海县、三水县的珠纵南三独立大队(曾用番号珠纵独立第三大队)已经派出曾在北江地区工作过的两名干部先行北上去联系东纵北江支队、东纵西北支队,以确定三部北上时的行军路线。先行干部的其中一位是杜福,时任南三独立大队大鹏队副指导员。
    1945年8月23日(一说22日,还有说25日)晚上,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480余人,以及珠江纵队第二支队留南三人员的二三十人紧急集合,开了誓师大会后立即于当晚启程北上。
    时任南三独立大队的大队部指导员戴甦回忆,部队之所以仓促北上,是“张华同志及时来到南三,代表上级催军北挺”。我留意到戴甦的“催军北挺”这四个字。张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西江特委副书记,他当时应是参加省委会议后奉特别指示从罗浮山赶来三水县传达命令的。
   于是这支500多名官兵的部队由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郑少康、珠江纵队南三大队大队长梅易辰(梅奕辰)、副大队长潘恩隆、副教导员何干成(一说教导员)率队,匆匆从广东省三水县源潭乡集结出发经花县北上。我父亲徐云也临时被安排进这支部队北上了——“这时戴耀和徐云也由禺南来到独三大队参加了大队的领导”(南三独立大队大队部指导员戴甦的回忆)。戴耀,时任珠江纵队第二支队原番禺大队大队长;徐云,时任番禺县和顺德县抗日战争红色政权县长,当时率珠纵手枪队干部途径三水县前往广宁县的纵队司令部接受新任务。
    有一个细节。部队急行军时是冒用“国民党(第)六十三军先遣大队”和“挺进大队”等假番号北上的,“颇顺利通行”,这是曾任珠纵南三独立大队政委的叶向荣、大队长的林峰撰文回忆。
     时任珠纵南山大队海燕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的我母亲冯坤回忆,出发前大队部下了一道命令:所有指战员必须轻装行军,只背枪支、弹带和米袋。出发后天公不作美,连续数天都下雨,指战员们被淋得像个落汤鸡,装粮食的袋子全湿透,负荷越来越重。于是,身背三条米袋的指战员先交出一条去做饭,逐步减少负荷。后来,自带粮食吃完了,就用钱向途经的老百姓买。后来部队进入深山野岭没有人烟的地方,无法买到粮食,饿了,就以草根、树叶、野果充饥。为避免与伪团、乡丁发生冲突而延误急行军,南三大队经常是避开乡村大道,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但是,尽管路途艰辛,海燕队指战员的情绪都非常饱满,意志坚定如初,信心十足,坚信一定能够北上与王震部队会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时任南三独立大队的大队部指导员戴甦回忆:“战士除携带武器弹药外,每人还领了一套新衣,一双胶鞋或麻绳草鞋,一个铜制口盅,每人还要背上二至三条满装米粮的长形布米袋。大约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北挺部队集中于三水源潭整装起程,浩浩荡荡,经花县白泥,入清远,涉过一河,到达清远文洞。每日行军六七十里。在山区白天行军时政工队(即海燕队)沿途打竹板数来宝,战士歌唱,歌声此起彼落,士气高昂,精神振奋”。
    行军时,海燕队是各部队最受欢迎的。北上时的海燕队是一支有三四十名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工队伍,指战员们多是大学生和中学生,负责部队宣传文化工作。这些来自城市的年轻官兵,把从香港、广州等沿海城市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带进部队里来,与部队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漫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我母亲冯坤回忆,每次攻打敌、伪、顽或匪霸取得胜利后,海燕队一定会紧接着编剧演出进行宣传,而且往往是早上排演,晚上就演出,整个作业日程安排是很紧凑的;海燕队平时的生活也紧张,每天晨跑、基本军事训练、背念台词、还要练音、唱歌,当时队里有个大学生叫钱玉芝(她又有另一名字叫钱桥,因而人们多称之为钱Q),是专教队员们练音唱歌的,她对教学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我母亲犹记得出发不久的一天,行军到一座有几户山民居住的大山里,天色渐暗,部队停下来休息。只要没有敌情,海燕队的男男女女,就分散到各武装连去做文娱宣传工作,到处歌声嘹亮、笑语连片,整个驻地都活跃起来,有讲长征故事的,有帮小战士洗衣服的,有卫生员背着红十字箱来看病的,有为战士挑脚底水泡的,有为战士端来热水泡脚的……。已到晚间休息的时候了,全体指战员又以蓝天当被,大地当床,分排分班,男女划清界线露宿,共同吸吮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可是,随着行军至国民党军的严控地区,小资和浪漫就被战斗和战火湮没了。
     珠纵北上部队经三水县范湖,经花县白泥、巴水、国泰,经清远县洲心、龙塘,于9月3日夜渡北江飞来峡,到达旧横石镇附近的山沟时,突然前头传来密集的枪声,戴耀带着先头部队冲上前,原来是我侦察小分队与驻清远的国民党军一个连遭遇上了,这个连配置了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双方枪战持续了20多分钟,敌人很快就败下阵来,此仗歼敌20余名,缴获机枪一挺,步枪20多支。北上首仗告捷,军心大振。但国名党军从而侦悉了南三独立大队的行踪。于是敌军尾追不舍,我军急行不怠。
    可是珠纵的官兵毕竟大多数生长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些“水鸭子”一离开河汊水网,踏进这野牛出没,山猪嗥叫的山岳丛林里,两条腿仿佛不听使唤似的,有的走不了几天,脚板打满了血泡,几天不洗澡,浑身就麻麻痒痒的,甚至长出了湿疹,但他们没有吭声,咬着牙往前赶。
     途中,打前站的白头黎和朱阳明传回消息:国民党军已从四面八方部署了兵力要与共军打内战,东纵西北支队的北上已受阻,珠纵南三大队也即将遭到国民党军属下师团的围攻。
      踏入英德县境内时,形势陡然紧张,国民党驻英德的正规军获悉珠江纵队北上,已在此地派出重兵把守,企图将珠纵的这支北上部队消灭在英德。部队在英德的丘陵峡谷里转了好几天后,摆出迷魂阵,然后以一支小分队首先开枪引开敌主力,大队人马则突然冲出敌军封锁线,翻山越岭自东掉头北上,当敌军如梦初醒时,我主力已离开此地一两小时了。
    此间,在英德县境内的东江纵队西北支队已派出便衣来找珠江纵队。原来,东江纵队西北支队早已在北江西岸清远与英德地区活动,并接到要配合珠江纵队的北上部队到粤赣湘边的命令。于是在支队政委邓楚白率领下北上到曲江县樟树,途中曾与国民党地方部队遭遇激战,于8月底才转向英德县沙口附近渡过北江河,与同是东江纵队的兄弟部队北江支队会合,然后一起到达英德县东部的鱼湾倒洞。
    东江纵队北江支队独立第一大队(何通任大队长)在北上至曲江县马坝附近,与国民党军的一个团在途中遭遇战。摆脱敌军围剿后,得知日本已投降并探知北江西岸的樟树有我军部队北上,该大队便渡过北江到达樟树,又沿东江纵队西北支队走过的路线,从英德沙口附近再次渡过北江到达鱼湾倒洞。
    同时,清远县人民抗日同盟军何俊才大队也来到鱼湾倒洞。
    也是这时,珠江纵队南三大队在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郑少康的率领下,也于8月底到达鱼湾倒洞。
    9月初,位于坝仔墟的国民党军的一个团得知中共华南部队有几支北上的部队正在英德东部的湾倒洞会合,遂向倒洞方向围攻。东纵北江支队独立第一大队、东纵西北支队、清远县人民抗日同盟军何俊才大队率先在风门坳并肩阻击敌人进攻,激战数日,击退了敌军进攻,保障了北上各部队在倒洞会合。
西线北上部队在倒洞会合后,各部领导人于英德县东乡召开紧急会商,决定:
   (一)珠纵第二支队留南三人员、珠纵南三大队、东纵西北支队、东纵北江支队独立第一大队、东纵北江支队黄洪中队以及部分政工人员、清远县人民抗日同盟军何俊才大队,共同组成“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一说“北挺临时联合支队”),共同执行由西向北的北上任务,一起向五岭挺进。
    (二)成立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指挥部,由(原东江纵队北江支队政委)李东明任政委、(原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郑少康任支队长、(原东江纵队西北支队政委)邓楚白任副政委、(原东江纵队北江支队支队长)邬强和(原东江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蔡国梁任副支队长、(原东江纵队第三支队政委)陈志强任政治处主任;此外还在各队抽调了部份大队(级)的领导干部到支队部工作,比如(原东江纵队西北支队参谋兼短枪队队长)刘锦进(即刘黑仔)任通讯参谋,(原珠江纵队第二支队番禺大队大队长)戴耀任作战参谋,以及珠纵南三独立大队的领导干部。
    (三)会后各部队当晚即离开倒洞集合北上。
     编入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的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仍由大队长梅易辰、副大队长潘恩隆、副教导员何干成(一说教导员)以及珠江纵队第二支队原番禺大队大队长戴耀率队。而我父亲徐云,被珠纵北上临时支队任命为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教导员,他是属于北上行军途中任命的南三独立大队的大队领导干部。
    1936年于香港入党的我父亲徐云,经历了1940年至1944年党内磨难和隔离审查后带着“犯过错误”复出调入珠江纵队,回到他当年部下的那里做部下,他忍辱负重,从基层干部做起:支队宣传干事、宣传股股长、手枪队副队长、广东省番(禺县)顺(德县)行政督导处主任。在禺南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日子里,徐云与留守在番禺顺德党政军机构的黄友涯、李冲、吴声涛、戴耀等战友们于反围剿(日伪军称“万人扫荡”)的大石-南村-官塘-云路山战斗中取得连连胜利。7月至8月间我父亲受命带一批手枪队的干部从番禺经广州伍仙桥到广宁,准备接受纵队司令部的新任务。途中经过珠纵南三大队驻地等候交通员接送时,参与了珠江纵队南三大队紧急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战斗任务,并与他的新婚妻子、我母亲冯坤开始了他俩和战友们奔赴粤赣湘边境开辟五岭根据地的艰难岁月(关于对抗日战争时期辖管中山、顺德、番禺、澳门的中山中心县委的“错误”平反,见省委《关于纠正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有关中山县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问题的批复》粤函字【1985】232号)。
      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在北上途中,沿途一直遭到国民党第六十五军驻翁源的第一五三师、驻曲江的第一八七师、驻始兴的第一六〇师等正规军的密集截击、反复堵截和不懈追击。其过程,与八路军南下支队进入粤赣湘边境时遭遇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围击程度多有相似。
    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从启程始就与总部失联
    由于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没有来得及配备电台就紧急出发北上了,所以一直不知道八路军南下支队已北返,也不知道粤北指挥部有何动态。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按既定计划继续由粤汉铁路西侧越过铁路,抵达在粤汉铁路东侧的始兴县。
    在北山奇心洞留下70多名伤病员大部殉难
    1945年9月中旬,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抵达始兴县,旋即遭到国民党第六十五军属下师团的包围,北上临时支队在司前坳头突围中牺牲了28名官兵。
    渡过浈江后抵达濂滩,由于多支部队聚集在一起呈长线、多段行军,加之人数众多、急于赶路,粮食成了大问题。往往是,先头部队向沿途民众买完粮食,全军殿后的南三独立大队经常缺粮甚至无粮。而二十多天的山岖急行军,伤病员不断增加,南三独立大队决定将伤病员70余人留下,安置在前行的东纵部队建立并留下的北山奇心洞医疗站里。
    9月18日(19日?),北山奇心洞医疗站被国民党第六十五军围袭,70多名伤病员大部殉难。
    行军北上期间,我母亲冯坤也多次遇到差点牺牲的“机会”:其中一次是行军至翁源与始兴县之间时,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把敌人甩掉后,进入了另一个大山区,沿着深山野岭往北前进。由于一天都没有吃过东西,且时已半夜,派出的侦察兵回来报告未发现敌人,指战员们实在太疲劳了,南三大队的领导相议后决定在此山休息。
    “我布置了哨兵放哨之后,命令指战员就地宿营,大家就地一躺就睡着了。第二天大约早晨五时左右,我一觉醒来,透过层林缝隙,发现在我部队后方不到三四十米远的山岗上似乎有人,由于天未亮和树木多看不清楚,后再细心观看,确实有动的影子。当时我想,我们南三独立大队是整个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的殿后部队,怎么会还有部队在后面呢,是东纵的兄弟部队还是国民党的军队呢?于是,我大声要他们回答口令,他们回答不出来,反而有一个人转身往后走。我此时看清楚了,是三个敌人。我当即要同志们去向大队部报告后面有敌人。当我第二次问口令时,敌人举起手榴弹就掷了过来,我迅速闪躲在身旁的大树后面,没有受伤。可是,站在大树另一边的一位戴眼镜的男同志来不及躲避受伤了,弹片炸得他血流满面,眼镜和眼睛被敌人的手榴弹炸坏了。后面的一位大个子共产党员立即冲上来无声地把这位伤员背走”,我母亲冯坤回忆。
海燕队打退敌军多次冲锋
     在始兴县境内的龙头山(一说是曲江县境内的龙头石山),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又遇到了前来围堵的国民党军,又一场恶战开打了。
    “战斗故事”是这样开始的:1945年9月20日,正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的晚上,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入始兴县境内,在向龙头山进发前宿营在一个无名地。
       那天的凌晨三时,殿后的珠纵南三大队紧急集合,支队长郑少康通知各部吃完饭之后再带上一口盅饭行军,饭后要攀登大山,全天行军不作大休息,估计入夜之后才能到达预定的目的地。早晨四时准点出发,队伍向着黑朦朦的大山行进。
     这座山非常高,下半山是丛林,上半山全是荒草,山高林密草深,树上有百鸟盘居,草下有山鸡和各种小动物不时窜来窜去。上到山顶要四个小时,大队部的领导干部传下话来:“大家肃静,注意不要惊动飞鸟”。我母亲冯坤回忆,当队伍攀登到山巅时,太阳已经火辣辣,而每个指战员的衣服,被汗水加露水全湿透了,炽热的太阳不一会就把我们的湿衣服烤干。高山的气候变化无常,太阳还未来得及收住笑面,无情的阵雨就迎面袭来。就这样,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指战员们很快便惹来周身吸血的旱蚂蟥。
     队伍在山峦重叠的崇山峻岭上行进。大约下午三时左右,队伍向着东北方向开始下山,有些战士窃窃私语,说可能不到天黑之前就可以到达预定目的地,大家欢悦到忘记了一天行军疲劳。我母亲冯坤回忆,当队伍沿山腰草地做7字形转弯时,也就是队伍有一部份不可避免地暴露在空旷的草山那边,就在这时,突然敌人的机关枪向我们后卫队伍左前方猛烈地扫射过来。支队长郑少康和大队长梅奕辰立即下命令要各部队跑步去抢制高点,占领对面的山顶,掩蔽非武装人员攀登制高点。当时队伍很多非武装人员,有搞宣传文化工作的海燕队,还有机关部门的油印员、地图员、文书员、交通员、卫生员、财务员、管理员、炊事员,还有一队随军学习班几十人。为了消灭敌人、北上会师,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所有指战员都勇敢地迎着敌人射过来的枪弹,飞快跑向正前方迅速往制高点顶峰攀登,但山陡无路,也无树木可攀,完全暴露在敌人射程之内,不能直上,只能迂廻曲折往上爬。在山陂上,油印员黄坚同志受伤了,他伤在大腿上,不能用力登山,油印室负责人苏文哲同志半背半拖地把他往上拉,结果黄坚同志又中一弹牺牲了!苏文哲同志抱着他死死不放,大声的千呼万唤他的名字,也没有喊醒黄坚同志。这位年仅十五岁战士,牺牲时仍背着腊版、纸、笔等文具!
   “我是海燕队的政治指导员,党内支部书记。分工为队长罗郁同志在我队前头,我押后。海燕队绝大部份战士是文化兵,来自大后方的大、中院校,其中一位叫陈允的,人很精灵,通晓外语,能讲会写,胖乎乎的矮个子,平时行军都很吃力,这次在战斗中抢占制高点就更吃力了,上几步有时会滑下来,很是危险,我只好用手大力顶住她屁股才能往前进,我们终于到达山顶了”,海燕队往上冲的半路中已牺牲了几名战士。海燕队杀上山顶后,我母亲冯坤说她看见正在指挥作战的支队长郑少康和大队长梅易辰,而飞熊队(一说大鹏队)也在这个山顶还击敌人。支队长郑少康命令我母亲冯坤带领海燕队钉死在山顶,狠狠打击冲上来的敌军冲锋连,掩护大部队撤退,没有接到他的命令不准撤下战场。
     我母亲冯坤回忆:“给我下命令后,支队长郑少康带上一部份人员撤退了。我接到命令后,放眼四看,原来飞熊队的副指导员杜福和几个战士已经牺牲在阵地左右两侧。不见则已,一见这么多战友牺牲,复仇的烈焰骤然在心中燃烧,我当即指挥阵地上的机关枪手向敌人发出仇恨子弹。但我突然醒悟,记起首长要我们不能凭感情用事,要做到有勇有谋。于是,我开始冷静观察敌人火力分布,我要知道我方有那几个自卫反击点部置,考虑如何配合兄弟部队和使用自己的兵力。我重点掌控机关枪,采用麻雀跳跃打法,即打一阵就转移,使敌人摸不到我方机关枪和步枪的位置,藉此减少伤亡。不是反冲锋时,我采用时而点射、时而吊射、时而排射,但敌军人多势大,来势汹汹,我们的机关枪打到枪管发红了,找不到水,那时是不分男女了,谁有尿就快向机关枪淋。那天太阳火辣,指战员们大汗淋漓,战场上硝烟冲喉,战斗了半天也找不到水,怎么办?只好喝自己的尿。正当机枪班的陈机长把淋过尿的机关枪扛起来时,突然,罪恶的子弹射来,夺去了陈机长这位勇猛杀敌的青年战士的生命。指战员非常愤怒,一阵暴雨般的枪声,带着指战员对敌人的仇恨和怒火,射向正前方恶魔的阵地,为牺牲的战友复仇。而敌人很狡猾,他们用机关枪引诱我方,然后用六〇炮射击我军的机关枪位置。幸而我军在山顶,敌军在山下,也幸而敌人发炮不准确,不然,就不是当时的局面了。两军激烈战斗至夜幕来临,这时支队长郑少康派来的通讯员通知我作佯攻后即带队撤退”。
       这天与我军对战的,是国民党军第一八七师的一个营。
飞熊队在汤湖再遇遭遇战
  珠纵南三大队飞熊队(一说大鹏队,亦有说杜福中队)迅速转移到始兴县的隘子,汇合打散了的官兵,由一位当地瑶民带路,直奔华南北上部队的粤北指挥部驻地汤湖。而这时,粤北指挥部已离开汤湖。无奈之下,带队的戴耀只好命令飞熊队就地休息,打算吃完饭后再下山。可是还未待他们将饭吃完,大批敌军已经静悄悄地围追过来了。幸好飞熊队的哨兵及时发现了敌情,他机警地鸣枪报警,使飞熊队及时抢占山头,然后边打边退,冲出了敌军包围圈。
    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兵分多路
      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冲出敌军在龙头山的阻击后,进入始兴县的椒子岭,与中共始兴县风度大队取得联系。这时,珠纵北上临时支队召开了支队部会议,认为大部队行军难以摆脱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决定兵分两路:由政委李东明、支队长郑少康共同率领一小部进入大瑶山;另一大部由大队长梅易辰、教导员徐云、副大队长潘恩隆、副教导员何干成(一说教导员)、珠纵原番禺大队大队长戴耀共同率领珠江纵队南三大队继续北上。两部约好,分头去粤赣湘边境寻找粤北指挥部,完成北迎八路军南下支队、开辟五岭根据地的任务。
    三天后,李东明、郑少康这一部又分为两小部份各自北上:
    ——李东明部。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政委李东明率东纵北江支队独立第一大队(何通大队),乘敌空隙,在始兴县风度大队的配合下从大瑶山向东进军到澄江,拟经南雄和始兴的边境渡过浈江。1945年11月下旬,李东明部终于渡过浈江到达南雄县,与先期到达的东江纵队第五支队会师。李东明抵粤北指挥部报到后,又奉命率东纵独立第一大队回师始兴县,统率清远县人民抗日同盟军何俊才大队及始兴县人民风度抗日自卫大队这三支部队,在粤赣湘边境的南雄县、始兴县、翁源县等地坚持武装斗争。
    ——郑少康部(前)。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支队长郑少康率领的珠纵第二支队留南三人员、东纵西北支队和珠纵南三大队,在与李东明部分开后不久,在汤湖等地被国民党第六十五军第一六〇师围袭,损失严重。
   “神仙肚、钢铁腿”
   “敌军一直尾随追击我军,不断打仗,极少没有枪声之日。为了甩掉老是尾随追击或路上伏击的敌人,我们南三独立大队专门在山峦丛中急行军,在那些没有山民的地方是找不到吃的,那时真正做到了神仙肚、钢铁腿,怀着实现革命理想勇往直”,我母亲冯坤回忆,当时大多数指战员都已没有鞋子穿了,光着脚板闯山路。我不小心,一脚踩中被砍过的竹根插穿脚板,痛到声音都发不出来,全身发颤。把脚拔出来,血流不止,就地摘些草药敷上,我又一拐一拐地拼命追随队伍前进。
    我母亲冯坤继续回忆——
    在我们平常人的观念里,有山便有水,山水相连嘛。但是,当我们在重山叠岭急行军中,偶有一两天真找不到水,又遇到烈火的太阳,大汗流小汗落,口苦舌涩,用手指点一点汗水润舌头,汗水是咸到发苦的。饥饿固然难受,但缺水比饥饿更难受!尽管队伍前头传来已经发现一棵野李子很酸很酸的,叫大家迅速前进去尝一尝。当时能呼唤出一点口水,可很快舌头又干了。我试着含块小石头,当时也能引出一点口水,大家照样做了,不一会,不但没有口水,小石子在口腔里发热。饮自己的尿吧,没吃没喝的那来的尿?想要拉尿了,快快找来口盅接上。喝过的人苦着口面,说很咸很咸的。“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咸也得喝下去”,我没办法,闭上眼睛,一饮而尽。
    有一天,敌人又跟上来了,没有办法生火,只好把生芋头发给每个人一至二个随身带着。甩不掉敌人,无法休息,肠饿喉苦,实在难于忍耐,有人提出吃生芋头充饥,又怕吃下去肠胃发痒。我想,自己是个指导员,应勇敢地做个试验,拿着生芋头也没有水洗,只把芋头在衣服上擦了擦就连皮吃下去,肠胃倒不痒,而口腔、舌头和食道管越来越痒,痒到无法形容那么痒。舌头逐渐红肿,讲话发生障碍。有人说盐能止痒,那来的盐?部队断盐已经好些时间了,后来到晚上休息,生了一堆火,口腔对着火苗烧才解决了问题。
    为迷惑敌人,现在改为天天穿行于山岭之间的水坑了,沿山坑水上山,沿山坑水下山。“原地休息”的命令一下,所有指战员,有的原地坐下清清的流水之中,有的躺在水坑之中,让清水流过出汗未干发热的躯体。你一言我一语,赞美水给人以“深感舒服”,然而,很多人不很久便深感不舒服了——骨头发痛。我的关节炎,也是由此而产生的。
    在一次夜战中,山高月黑。由于部队经常断粮缺油,当时许多指战员都患“发鸡盲”,我也一样患鸡盲症,在黑夜里分不清地面那里高那里低,在战斗中一脚踩空,从高山跌下一个小山沟上,我腰骨断裂受伤了。但在那生死存亡时刻,没有游击队的地盘,没有后方,路上受伤,不管轻重,也得要紧跟自己部队行进,否则,就会落到敌军手里当俘虏。特别是我们女战士,宁死不肯被敌人捉去。所以,我虽然受伤,拼死命也紧跟部队行进,就这样天天发烧也不敢落后一步。
珠纵北上临时支队再次分开北上
   1945年9月下旬,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到达始兴县,先后在汤湖和东八岭遭到国民党军第一〇六师的围袭,部队损失很大,铁鹰队被打散,丢了三挺机枪。
部队撤到左右拔水瑶山,国民党军立即将瑶山所有通道严加封锁,意图将珠纵北上部队困死、饿死。
   “我们不能在山上坐以待毙,我们要主动出击,寻找东纵北上部队”,在党员大会上珠纵北上临时支队支队长郑少康说。
   会议决定,再一次兵分两路:
    一路由郑少康率珠江纵队第二支队留南三人员、东江纵队西北支队,坚持在瑶山活动,伺机与粤北指挥部取得联系,继续北上。该部简称郑少康部(后)。
       另一路由珠纵南三独立大队的大队长梅易辰、教导员徐云、副教导员何干成(一说教导员)、珠纵第二支队原番禺大队大队长戴耀率队冲出包围圈,掩护郑少康部(后)北上,本部则待机北上。该部简称梅易辰部。
穿越始兴县的清化、风度、隘子等地,梅易辰部与始兴风度大队的部份队伍会合了。但在一次战斗结束后,两部因意见不合又分开了活动。
     珠纵南三大队再丢三挺机枪
    1945年11月上旬的一个晚上,珠纵梅易辰部越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潜伏到始兴县司前墟附近的坳背村宿营。部队刚刚驻下,忽闻哨兵鸣枪报警,我军已落入敌军的包围之中。
    事发前一天,国民党军已获悉我军宿营地点,于是调集优势兵力,企图将珠纵南三大队一举歼灭。翌日下午5时左右,国民党军完成了三面包围之后,向梅易辰部发起了突然袭击,敌我力量悬殊,情况十分危急。部队立即分几路往后山撤退,并迅速抢占山头作掩护。然而敌军的机枪、冲锋枪形成了一道火网,将梅易辰部的退路封得严严实实,梅易辰部就用手榴弹炸开一条血路,大部分官兵从敌军的枪林弹雨中冲了出来。
    警卫连的黎勤副小队长兼政治服务员奉命掩护部队向后山撤退。黎勤小队用机枪、手榴弹,冒着国民党军的三面交叉火力,硬是将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压了下去。敌人见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便集中火力向黎勤的阵地扫射,在弹雨之下,黎勤和另一名“小鬼”陆樵不幸中弹牺牲。中队副指导员冯庆场在接过黎勤牺牲时手握的机枪向敌军扫射,也不幸饮弹牺牲。原宣传队指导员大梁(李长松)在敌军密集猛烈的弹雨中负伤滚落山下,被敌军杀害……
垇背战斗,珠纵梅易辰部有36名(一说35名)官兵英勇牺牲在半山腰上,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北上部队的安全撤退。
     这一仗,珠纵梅易辰部再丢三挺机枪。
    时光飞流逝,六十九年过去了。不久前,采访坳背战斗的《韶关日报》记者来到“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的战地,曾嵌满弹洞的坳背村已踪迹难觅,当年的战场已被茂密的森林遮掩,山林间怒放着一丛丛鲜红的杜鹃,已成为今日的“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坳背口的车八岭小学,《韶关日报》记者见到了镶嵌在墙上、由始兴县委县政府于2001年刻立的《珠江纵队挺进粤北部队坳背突围战略记》碑。碑文记述了坳背突围战中,“副指导员冯庆(场)、机枪手黎勤等35人,在掩护主力突围的激战中壮烈牺牲;突围后又有杨忠等人因伤病无药治疗而牺牲……。英雄们从此长眠于始兴大地,许多人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以“日宿夜游”方式继续北上
    坳背村之战失利后敌军并未停止追剿,珠纵梅易辰部只有采取“日宿夜游”的办法寻找铁桶空隙。官兵们白天躲在山洞里,晚间出来找些番薯、野菜充饥,甚至饮一点冬瓜汤维持生命。战士们个个面黄饥瘦,有的患了夜盲症;女同志衣不蔽体,男同志就撕下自己的裤筒给她们缝补;为了御寒,大家将缴获到的军用棉被剪成四块,中间开一个孔,当作棉袄穿。
    再与敌军的几场遭遇战又使珠纵梅易辰部损失很大,队伍被冲散,很长时间才陆续集合起来。由于长期以杂粮、野菜、野果为主食,没有油盐,很多人患上夜盲症、疟疾、黄疸、全身浮肿等疾病,部队缺医少药,不少人只能在饥饿和疾病中挣扎。进入瑶山后,部队减员近三分之一。
   “在油白水坑,我们部队又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党委决定,留下伤病员,其余的想办法冲出去。我被留下了”,我母亲冯坤回忆——
     在又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大队长梅易辰将有战斗力的人员组成一支80人的武装中队,准备轻装突围,伺机渡过浈江河;而留下的几十名伤病员和女官兵则继续隐蔽,等待接应。我在连续战斗中患了高烧,多天不退,已经无法指挥海燕队随大队主力行动,也被安排在伤病员中等待接应。
     离开战斗部队留下在伤病员队的日子更困难,敌人经常来扫荡,我们伤病员手无寸铁,只好到处去躲避、去掩蔽。粤北的冬天是下雪的,纷纷扬扬飘雪粉,而我们仍然穿着珠江三角洲的土特产纱绸衣裤。饥寒交迫,病伤疼痛,高烧低寒,无医无药,无米无炊,自生自灭。在没有敌情时,缩成一团,不像人样。只是在敌人来搜山时,敌人机枪一响,这一团一团的,在“保存自己是为消灭更多敌人”的思想指导下,又以战斗员姿态展开与敌人在深山野岭捉迷藏。为了减少伤亡,一有敌情,分散掩蔽,个别行动,敌退后才集中。伤病员无力走路,上山时身贴山坡,手脚并举往上爬;下山时,利用地形一段一段往下滑,有些重伤病员不能自持的直往下滚,昏晕过去了!何时醒来,何时再爬再滑再滚。
    从总体来说,不管怎么说,重伤病员对轻伤病员队伍拖累是大的。
    我们听说有个包谷山,山上有个茅寮,离战斗过的山区很远,说那里较安全。于是何指导员(注:似是铁鹰队指导员何洪)带队前去。当时我受伤之后发着高烧,也跟着何指导员去。伤病员队伍从早上四时左右出发,足足爬了十几小时,直到月亮出来才到达包谷山,找到了那两间茅寮。月光下的包谷山,四面是山,没有树木竹林可掩蔽,找不到水源,更没有山民住宅,只有一条山路从山顶直穿过这间茅寮绕山中而过。
    我被高烧所折磨,口干舌涩、饥饿疲劳,昏昏沉沉又晕过去了。经过一夜休息似乎退烧一些。可是,第二天早上有六个战友已永远叫不醒了!包括(伤病员队)负责人何指导员在内都与我们永别了!。当时,真是叫喊无声、哭无眼泪!。此地再也住不下去了,我带领十多个死剩的战友,艰难地翻爬跪滚,往一个山岭接一个山岭前进,终于找到伤兵站。这里虽然没有医药,也没有卫生员,但在没有敌情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天有一碗稀饭下肚。在当时,无盐、无油、连青菜也没有,就是这一碗稀饭都深感满意的了。就是靠这一碗稀饭,使伤残病员们身体逐步恢复健康。伤病员队在苦盼和苦熬中,由粤北指挥部派来的东纵第五支队叶镜大队找到了我们,绝大部份伤病指战员又回到战斗部队去了。
    我母亲描述包谷山“死去活来”的回忆多年来成为我心底里的一个伤悲,想起母亲及她的战友们这般苦难,心里就难过。最近我在一位粤北韶关博客作者那看到一组柑梓园照片和文字,不知道是不是与我母亲冯坤说的是同一个地方——包谷山。这位粤北韶关博客作者描述:“这里是革命老区,山顶有一座烈士墓,东江纵队6名无名烈士和珠江纵队南三大队14名(其中2名女游击队员)以及6名革命群众在此长眠地下。柑梓园这个小山村为中国人民的抗日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与贡献,这段历史,尽管有些凝重,但是却为这座村庄涂抹了一笔亮丽的色彩。眼前的这座村庄,已经杂草丛生,荒无人烟,残垣断壁,像是劫后余生的战场。在废墟中转悠,转悠,许久,许久,空山无语,不见人影。但这是我预料中的”。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若只读这诗的两句,已让人心颤不已,但若知道诗的背景故事,更是令人唏嘘有加。这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外语系学生、烈士缪弘的留世之诗。

         照片:柑梓园山顶这座烈士墓,有东江纵队6名无名烈士和珠江纵队南山独立大队大队14名(其中2名是女游击队员)以及6名革命群众在此长眠地下。这个柑梓园,不知道是否就是我母亲说的北上经过的那个“包谷山”;这几处残壁,不知是否我母亲和二十多位伤病员爬了十几小时才来到的“两间茅寮”?
       敌军围剿伤病员,白黎头英勇救全队
      连续的遭遇战后,珠江纵队南三大队损失惨重。铁鹰队被打散了,何洪等一些干部相继病死。而且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还丢失了多挺机枪!不少战士郁郁寡欢,两眼茫茫,既找不到粤北指挥部,又没有带路人带队离开险境,每天只有躲在树林里,处处落入敌人的围追堵截。没有粮食,只有摘野菜、野果充饥。有的同志生病了,缺医缺药,只能眼睁睁地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有可能导致身亡。有一个机枪手饥饿难熬误食了山上的毒野果而中毒死亡……。这时,珠江纵队南三大队教导员徐云、副教导员何干成(一说教导员)分头向官兵们作战斗动员、鼓舞部队士气,鼓动党员干部身先卒士、冲锋在前。
    “在油白水坑,我们部队又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党委决定,留下伤病员,其余的想办法冲出去。我被留下了”,这是我母亲冯坤每次向我们讲述她放不下的一件心头事的开头语,她是要我们永远记住白头黎,一位勇敢无私、宁死不屈的战友被捕的过程——
    在珠纵梅易辰部进入始兴县瑶区大南山的一天下午,发现右山侧有两个团的国民党军尾随而来,伺机进攻我部。南三大队立即转移到高山重叠、杉树成荫的油白水坑(一说游白水坑)。凌晨三四点钟时,大队教导员徐云向部队传达命令,部队将轻装突围大南山,命令所有女同志和伤病员全部留下隐蔽,只留下两支手枪给两位负责人邓展民和林科,并告知日后将由留在大南山的另一支武装连队联系我们这支隐蔽队伍。
    留下来的伤病员隐蔽在水坑附近。水坑周围高山重叠,灌木丛生。深秋的瑶岭,早晚已是凉风剌骨。寒气逼人。长时间的跋山涉水,战士们的衣服都被树枝、藤条勾破,划伤的手脚留下道道发紫的血痕,不少人连鞋也丢失,冻得直发抖。我母亲冯坤对我说过,她双腿的风湿性关节炎就是当年在大南山水坑隐蔽期间造成的。
      连日来,因为敌人进山骚扰,部队已两三天没能生火煮食,伤病员们早已饿得眼冒金星,双腿发软。进入瑶山以来,南三独立大队的指战员们最多也只是在天亮前天黑后吃两餐酸笋加山芋煮的稀粥,如果碰上紧急情况,就连稀粥也顾不上。有的人忍不住啃几口带在身上的生芋头,但食后不久,只觉得舌头肿胀,喉咙又麻痒,非常难受。如果这个时候可以生一堆火、煮一锅热粥、烤几个芋头该多好啊。但是,在林间生火,一冒烟就会引起搜山的敌军注意,这是十分危险的。
    天快黑了,如果敌人已经下山,伤病员们就可以解下背包,燃起篝火,就地露营了。可当时每个伤病员都显得疲惫无力,双腿就象灌了铅一样的沉,留守隐蔽的负责人邓展明和林科正在考虑,该派谁到坑口外的山间小路上去侦察敌情呢?
    这时,默默无语的白头黎艰难地站起身来。
    我母亲冯坤回忆,我们几十个人目送他离去,热切地希望没有敌情,默祝他平安归来。大家静静地坐着等候,侧耳细听着可能出现的情况。突然,枪响了!枪声就是敌情,同志们飞快地跑上高山隐蔽,我也跟着同志们一起撤去。但由于我仍在发高烧,跑不快,跑到半山腰就跑不动了。我听到敌人的追骂声。白头黎同志没有枪无法枪击敌人,只能奔跑,不一会就见到四个敌兵追到白头黎。我见势不妙,就地躺在密林下。我透过密林的缝隙看到白头黎跑到原先的集中地,他再也不往这边跑了,他停下来环视周围的山头,立即开步往侧面无人的大山跑去。很明显,白头黎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想把敌兵引到相反方向去,使我们隐蔽的地方免遭敌兵来搜山。在众多敌兵的包围下,白头黎同志终于被抓住了。但他奋力反抗,与敌兵展开搏斗,不让敌兵捆绑他。敌兵用脚踢他,用枪托打他,他蹲在地上两手死死抱胸,强忍疼痛一声不吭。他是怕同志们难过,怕同志们为自己冲出来,怕革命队伍受到更大损失!后面来了更多敌兵,开始审问:共匪有多少人?有多少枪?藏在哪个山头?然而,任由敌兵凶残打骂,白头黎同志躺在地上就是不开口,一直坚持到黑夜来临。山口外面的敌军吹集合哨了,后来又吹紧急集合哨。敌兵最怕黑夜遭到我军袭击,于是连拖带打把白头黎同志押往山口去了。
   “敌人把我们的同志拉走了,实是抽心之痛,愤恨之极,恨不得一枪一个把敌人全部消灭,可我自己已没有枪,而且还在发高烧之中,无能为力。看着,看着,我满眼满面都是泪水了,逐渐看不清了。白头黎同志!你被押往哪里?后来又怎么样!?坚强勇敢的白头黎同志呀,我们深深怀念你!”——我母亲冯坤于1982年11月写信给广东省三水县党史办,详细介绍白头黎被捕过程。当时因为部队紧急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根据1945年8月4日中央军委急电的命令:“广东区党委要用极大的速度向粤北发展,派出有力支队及大批地方工作干部与二王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所以南三独立大队集中了许许多多不同单位的地方干部一起北上。我母亲还未熟悉来自各地的所有战友的姓名,只能跟着大家叫这位陌生战友的外号:白头黎。我母亲在这封信里说:“据我估计,白头黎同志当时没有叛变,如果是叛变,我们几十人不可能在第二天平安地集体撤出大南山水坑”。
     我母亲于1982年11月写的这封长信时,是在广东省人民医院东病区115室里写的,当时我就站在旁边,看到母亲一边写一边流泪,这过程我递了几次纸巾给母亲。她希望能得知白头黎被捕后的情形,如果白头黎牺牲了,她也希望曾一起北上的战友并救了她的白头黎能够被组织上追认为革命烈士。
    不久前,我在阅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海量资讯里,我看到了很详细的文字,报道这位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华南武装战士的情况——
    白头黎原名黎锡麟,参加革命后才改名黎定中。因为他未到中年,却已是满头白发,大家都叫他白头黎。黎定中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性格开朗大方,深得同志们敬重。早在广州读书时,他参加过广州起义。抗战爆发后,奉调粤北,从事抗日救亡工
作。 
      1944年11月,中共北江特委抽调一批党员到珠江纵队学习军事,培训结束后黎定中留在了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北上以前,因为他在我军驻南三边境的黎边村临时交通站当过交通员,收集过情报和接待过往来人员,因此北上时他被调到大队部协助安排部队行军路线,途中受了伤,他也和伤病员们留了下来。
    那天天快黑了,为使伤病员们就可以解下背包,燃起篝火,煮些熟食充饥后就可宿营了。该派谁到坑口外去侦察敌情呢?
  这时黎定中走了出来,只见他中等身材,穿一件黄白色的夏布衫,布衫的肩膀部分,被树枝和荆棘勾破了几个洞。由于长时间的缺衣少食,营养不良,他的眼窝深深地陷入了进去,本来充满生气的脸庞也变得又黄又瘦,格外憔悴。他领会了指挥员的意图,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友好地对大家微笑一下,算是告别。同志们虽然知道前面危机四伏,又有谁会料到黎定中竟会一去不复还呢?
  正当大家为黎定中的安全担心,盼着他快点平安回来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几声枪响。枪声就是敌情,大家匆忙撤退到附近的密林中隐蔽。
  原来,黎定中出了坑口,横过小路,爬上山顶时,猛然看到一队国民党兵从山那边转了过来。情况十分紧急,战友们的安全受到威胁,容不得半点迟疑,必须尽快通报敌情。黎定中不顾伤痛,拔腿就往山下跑。敌人发现黎定中立即开枪射击。当他冒着呼啸而来的子弹,迂回跑返坑口时,看到同志们已经隐蔽到附近的林中,黎定中紧绷的心弦放松下来,他稍一停顿,环视四周的山头,立即往侧面的大山跑,想把敌人引开。这时,四个敌人追了上来,把黎定中团团围住。他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终于寡不敌众,被敌人捉住。敌人用枪托打他,逼他讲游击队的藏身之地,黎定中蹲在地上,忍住疼痛,就是不出声。此时此刻,他最为担心的是隐蔽在附近的同志们的安全。
    天越来越黑了,山谷越来越阴森静寂。敌人怕遭游击队袭击,不敢搜山。隐蔽在树林中的同志,眼看着敌人把黎定中押下山去,痛苦得泣不成声……。
     黎定中为掩护北上战友被捕后,被解押到连县监狱。在狱中,他受尽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身上肌肤无一处完好,但他还是以坚强的意志,忍受着肉体的痛苦,毫不屈服。当时,最令他梦绕魂牵的是,困守在瑶山的战友们能否突破重围北上会师?其实当时南三大队与粤北指挥部派来的部队取得了联系,收回了疏散隐蔽的同志,调整队伍继续北上。部队经柑子园沿始兴县城南部的山区,穿过沈所、黄所之间,出江口,渡浈江,经南雄百顺、白云,终于在1945年12月上旬到达江西省大庾县同南雄交界的天井洞,与东纵北上部队胜利会师。可惜,这一切黎定中都无法知道。
  “黎定中被俘时原已负伤,在解押途中带病乘船赶路,还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精神上的折磨,身体已衰弱不堪。在监狱中熬不过寒冬,于1946年2月病逝。他的遗体被搬出临仓时,仍戴着脚镣手铐,一头的白发,染着斑斑的血迹……。黎定中同志牺牲了,他的平生热血、一瓣心香,无私地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位叫李茂清的后人,用以上文字,满怀深情地写下了《平生热血   一瓣心香——记黎定中烈士》。谢谢李茂清!
     珠纵南三独立大队找到了粤北指挥部
     11月初,珠纵郑少康部(后)冲出瑶山,突围到江口北渡浈江,穿过始兴县西北地区,到达南雄县白云镇,与东江纵队第五支队会师。东纵第五支队是粤北指挥部的直属部队,找到第五支队就能找到粤北指挥部。
      而留置伤病员后再出发的珠纵梅易辰部(八十名战斗人员新组成的中队),与风度大队一起转移到始兴县西南部清化区活动,吸引国民党军的注意力,掩护郑少康部(后)北上。叶向荣和林锋回忆:“为了使部队的战斗力更好发挥,梅易辰部将精干人员组成一支80人的武装中队,由戴甦任指导员、霍桐任中队长(另,我看过一篇博文,内提到霍桐1946年随华南武装部队北撤后,担任华东野战军两广纵队第一团第一营机炮连连长,在参加淮海战役中壮烈牺牲)”。
    精简缩编后的珠纵梅易辰部,在敌军的追击堵截下,部队转移频繁,仍不能摆脱敌军的追击和围剿。叶向荣和林锋回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支队伍(依然)坚持每天上政治课或者开讨论会。由徐云、何干成等负责人亲自讲课,着重克服怕苦、怕饿、怕病、怕死等悲观情绪,振奋革命精神,鼓舞战士斗志”。
    部队有这样坚强的党组织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濒临丧失战斗力的珠纵梅易辰部全体指战员终能忍饥挨饿、日宿夜行、冒寒顶冻、夏装上阵,突破了国民党第六十五军的三个正规师(主打翁源的第一五四师、主打曲江的第一八七师、主打始兴的第一六〇师)的围追。
    特别是副教导员何干成(一说教导员)在部队被围困在火烧山北面的高山时,他带着两名战士在夜里冒着危险爬过崎岖峰峦,找到一条逃生之路,使部队跳出敌军包围,从柑梓园行军到了下北山,于1945年12月上旬辗转到达粤北南雄县白云乡,并安全进入赣南大庾县河洞乡长炉村的天井洞,与先期到达的东江纵队第五支队会师(前面说到,东纵第五支队是粤北指挥部的直属部队)。两支兄弟部队的战友紧紧拥抱。时值寒冬腊月,北风狂啸,东纵第五支队的战友看到珠纵南三独立大队的战友仍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纷纷打开自己的包袱取出衣服,套在他们身上。
     出发时配备九挺机枪的珠纵南三独立大队,北上途中经历了几个月反围剿的残酷战斗,牺牲了不少官兵。因伤亡惨重,部队由当初的500多人减至100多人(一说不足90多人);而原本有60名女官兵,到达廖地村粤北指挥部驻地时只剩下不到10名(其中有我母亲冯坤!)。尤其是在始兴的瑶山上,珠纵南三大队被敌军几个师的兵力像梳子一样反复围剿,以所谓“梳篦”战术扫荡,不说战死沙场的,光是饿死、病死和跌下悬崖而死伤的就有五六十人……。抵达粤赣边境后,他们面黄肌瘦、脚无完鞋、衣不遮体,被兄弟部队笑称为“烂衫队”—— 官兵们因战斗惨烈和长途跋山涉水而衣破鞋烂。
     但是,当活着打到五岭的珠纵南三大队北上官兵们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手持武器、整齐列队向粤北指挥部致军礼时,他们在那股北风穿透烂装破衣仍坚强挺立的猎猎英姿,他们在那种躯瘦体弱下仍从骨子里发出的鼎烈气势,深深地感动了所有在场的指挥员。多年以后,我和父母去位于广州东山的农林上路五横路,拜访原珠江纵队司令员“林叔”(全纵队对林锵云的尊称),来访的大人们热烈谈说当年北上战斗的经历,林司令员对我父母说:“南三大队列队向指挥部报到时,我们都流泪了,尤其是看到队列里还有你们这对新婚夫妇站在队列前,啊更止不住了!”
    北上临时支队的李东明部 “比较顺利”
    在英德县东部的鱼湾倒洞成立的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里,东纵李东明部相对珠纵梅易辰部的艰难北上之路还“比较顺利”。
    李东明政委率领的是东纵独一大队等部。李部经历在北上途经翁源、曲江、始兴时的几次恶战后进入瑶山。在瑶山中又遭国民党重兵围困。东纵指战员善战能打,以小咬大,历经艰难战斗,先后分别突出重围,辗战到达南雄油山,终于找到粤北指挥部。
   路书:《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北上路事简述》
    当下的文献资料,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北上路线和事件多有不统一的时间、地点及事件,我在综合这些交叉重叠的信息基础上,以林峰和叶向荣(他俩曾任珠纵南山独立大队的大队长和政委)的回忆文章作路线蓝本(也非很准确,因为他俩没有随队参加北上五岭),简表描述珠纵南山独立大队1945年北上的路况——
 
      附:东纵西北支队
      附:东纵北江支队
       附:其他部
 
8月23日晚
        珠纵南三大队在三水县源潭墟召开北挺誓师大会后立即在当夜出发。
   
8月
        在初始的平原及丘陵路途,珠纵南三大队只在夜里行军,经三水县范湖;花县巴水、国泰;清远县洲心、龙塘、飞来峡、西渡北江、黄金㘵、江步墟、文洞,但此时东纵西北支队已离开文洞驻地先行北上了。部队继续跟随东纵西北支队的北上行踪,前进至英德县白芒、南坑、东渡北江。
      自文洞始已进入山区,部队改为昼行夜宿。
        东纵西北支队离开文洞驻地先行北上
  
9月上旬
       珠纵南三大队抵达英德县倒洞,与东纵西北支队、东纵北江支队会师等部队联合成立北上临时支队。
      东纵西北支队抵达英德县倒洞,加入珠纵北上临时支队。
      东纵北江支队抵达英德县倒洞,加入珠纵北上临时支队。
      东纵独立第一大队、清远县人民抗日同盟军何俊才大队抵达英德县倒洞,加入珠纵北上临时支队。
 
9月20日
      珠纵南三大队在曲江县上洞乡又被一支国民党军在龙头石山阻击,部队反击后转移到始兴县椒子岭;北上临时支队召开会议,认为大部队行军难以摆脱国民党军前堵后追,决定分开行动:李东明带何通大队北上深度水,南三大队与东纵西北支队一起北上。
       东纵西北支队与南三大队一起北上。
      李东明带东纵独立第一大队(何通大队)北上深度水。
 
9月末
        珠纵南三大队北上至汤湖峯村,被国民党军袭击,铁鹰队损失最大,队伍被打散,丢失三挺机枪;部队进入左右拔水瑶山后,即被国民党军包围,南山大队分出两部份,“小部份由郑少康率领(称郑少康部)与(东纵)西北支队留在左右拔水一带,伺机突围北上,寻找粤北指挥部;大部份兵力由梅易辰、徐云、何干成、戴耀率领(称梅易辰部),与风度大队转移到始兴县西南部清化区活动,吸引国民党军注意力,掩护郑少康部北上”(叶、林的回忆)。
珠纵梅易辰部在此地被围困了一个多月。
       珠纵郑少康部与东纵西北支队留在左右拔水一带,伺机突围北上,
  
10月下旬
       珠纵梅易辰部与始兴县风度大队在司前西北部中村一带周旋,国民党军对此无可奈何。
       始兴县风度大队因无北上任务,在司前附近与梅易辰部分开,返回清化区活动。
 
11月初
        珠纵郑少康部与东纵西北支队乘机从江口北渡浈江突围,穿过始兴县西北地区,到达南雄县白云镇,与东纵第五支队会师。
  
11月上旬
       珠纵梅易辰部转向始兴县东部,在离司前墟三十里远的茶柏岭附近的垇背村作短暂休息,突然国民党军从三座山头向村里的部队猛烈袭击,部队牺牲了35名官兵,丢失3挺机枪和一批步枪。此役是珠纵北上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11月底-12月初
       粤北指挥部派叶镜大队找到珠纵梅易辰部;梅易辰部也及时收回已疏散的战士。部队由柑子园沿始兴县城南部山区,穿过沈所、黄所之间,出江口,渡浈江,经南雄县百顺、白云
   
12月上旬
       珠纵梅易辰部到达江西省大庾县天井洞——粤北指挥部驻地,与东纵第五支队会师。
   
(制表:钮海津)
     我根据1988年11月中共南海县委党史办公室和中共三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的《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史》(第三稿)中的南三独立大队北上五岭的地图,对原黑色点线加红色标向,以利视觉——
(1)

 
 
(2)
     珠纵北上临时支队合编为“东江纵队粤北支队”
     1945年12月中旬,南三独立大队在对北上战役进行了总结后,粤北指挥部将北上途中组建的珠江纵队北上临时支队与东纵第五支队合编为“东江纵队粤北支队”,由(原东纵第五支队支队长)刘培任支队长、(原东纵第五支队政委)黄业任政委、(原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郑少康任副支队长。
      至此,驻扎五岭的粤北指挥部旗下有东纵粤北支队、东纵北江支队、东纵西北支队等支队级的主力武装。
      同时编入“东江纵队粤北支队”的原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由教导员徐云、副教导员何干成(一说教导员)负责新编“东江纵队粤北支队南三独立大队”的工作。由是,我父母和何干成等一批战友因此成为1946年既是珠江纵队编制又是东江纵队编制的第二批“两纵人”。此时的半年前,1945年珠江纵队第一支队500多名官兵东渡珠江,遵省委指示编入东江纵队战斗序列,成为首批“两纵人”。
     对北上战役进行了总结后,粤北指挥部安排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原大队长梅易辰、前番禺大队大队长戴耀等人组成手枪队,派往赣南活动;不久,粤北指挥部又将原南三独立大队的部份人员与原南雄县第十二支队合编为“东纵粤北支队南雄大队”,戴耀任大队长。
     之后,这支被粤北指挥部编制为“东纵粤北支队南三独立大队”以及“东纵粤北支队南雄大队”,或没有,或极少,或不完整地记载于中共华南武装部队的战斗序列里。
     北上五岭的华南部队不少干部被调往香港潜伏
     1945年底至1946年初,赴缅甸抗战回粤的国民党最悍之师——新一军横扫广东,所到之处谓之“填空格”,各解放区的华南武装部队多有损失。中共广东省委对华南部队在粤赣湘边的粤北指挥部进行缩编,部队政工干部多有调往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和香港市委机关以及社团做地下党工作的。
    此际,东江纵队的政委和司令员及一些主要领导人已转移到香港(岛),电台也已转移到九龙、新界。
    接到中共省委的调动通知,我父亲徐云由粤北指挥部的珠纵司令员林锵云亲自陪同下山至敌占区北江码头,从粤北战场潜伏回香港找一位叫“蒲特”的人接头,然后由“蒲特”带他向中共广东省委报到。我父亲徐云被省委分配在香港市委做职工运动工作(上级是主管职工运动的省委副书记梁广),并住在省委机关里参与编辑中共报纸《正报》(上级是省委宣传部部长饶彰风,即“蒲特”)和在《华商报》主编《工人周刊》(《采编负责人是《华商报》副主编廖沫沙),对外公开职务是香港汽车摩托车工会书记(联系上级是主管职工运动的省委副书记梁广和市委委员黄施民)。
    之后,我母亲冯坤也从另一条交通路线自粤北战场抵达香港,以香港岭英学校教师的身份潜伏,和我父亲一起住在省委机关里。我父母说,他们在香港遇见了许多曾一同于1945年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时的大队长梅易辰、中队指导员麦君素等华南武装各部的战友。
    加多一点资讯,是这一章节一年以后的事了。由于1946年上半年中共广东省委、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的的许多干部转移到香港,且这些干部有很多是夫妻团聚共同潜伏在香港工作的,所以那段时间后的近一年,在香港出生了很多两纵的“香港仔”,以及北撤山东后出生了很多两纵的“山东仔”。我的哥哥钮海林就是孕育于香港,出生于华东野战军烟台军分区医院的“山东仔”。下图的娃娃很多都是孕育于香港、生在烟台的“山东仔”——

      照片:华南部队北撤山东后,一批在山东出生的“山东仔”在解放军两广纵队托儿所准备跟随父母南下解放广东。
    当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于1945年8月间以“之”字路线,由湖南省的桂东西面的四都墟进入桂东、资兴、汝城三县交界的八面山之前,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此时,进入八面山后,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在广东境内由仁化进至南雄(部份兵力还深入到乐昌、曲江、始兴等县),途经之处找不到地下党,见不到任何接应联络人员,不明北上接应部队的方位和地点,而且始终没能与广东地方党的电台接通。
    这样,已经抵达粤北南雄的南下支队第一梯队由于不了解当地情况,眼前一抹黑,无法确定坚持斗争的行动方案。
    况且,粤北山民聚寨而居,多以砖石修筑坚固的碉堡寨墙;由于当地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他们缺乏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有的因受落后思想的影响,还把南下支队当做“外乡人”排斥,致使各地寨门紧闭,部队无法宿营;加上部队无人懂得当地语言,无法开展工作,搞不到粮食,找不到向导。此时部队大部分人连草鞋都没有,但在顽军的围追堵截下,却要连日行军,无法休整,部队处在极度的饥饿和疲惫之中。
    就在此时,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从多方面获得的情报得知,眼下全军已再次陷入敌重兵的合围之中。
    其实,早在南下支队由湘北向湘南急进时,国民党已洞悉了八路军的战略意图,但此时他们仍有相当一部分兵力受制于日军,无法过多分兵;而当日本投降后,就给他们造成了可以用全力对付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条件。
故此,日本刚刚宣布无条件投降刚刚结束,国民党立即部署第九战区在五岭以北、第七战区在五岭以南合围八路军南下支队:
    五岭以北——抽调第九战区的第四军、第四十四军、暂四军、暂五十二军在湘东南的永兴、茶陵、资兴、桂东、汝城及赣西南的莲花、永新、遂川、上犹、崇义、大庾一带布防;在阻截南下支队未成的情况下,立即紧追不舍,并取合围的态势——向南压进。
    五岭以南——抽调第七战区的第一八六师、第一八七师、第一六七师、第一六〇师、第一五二师、第一五三师及地方部队在粤北的南雄、始兴、仁化、乐昌、曲江、翁源、英德一带布防;其一部份军力用以阻截东纵和珠纵北上部队,大部份军力——向北推进。
   很显然,第七战区部队意欲与第九战区部队一道,以南北夹势合围八路军南下支队并聚歼于湘粤边界。
   1945年8月20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冲出八面山后,原拟向西南穿越湘粤边的宜章、乐昌地区,或向正南进至汝城、仁化地区;但由于国民党军的堵截,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只好改向东行,于8月22日进入赣南崇义县的丰洲附近时,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于   1945年8月22日致电毛泽东并告新四军五师李先念等人,汇报了突破顽军重围的情况,并提出了“时局变换,请指示”的建议。
    8月25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翻越大庾岭,进入广东省仁化县。
    8月26日,南下支队抵达广东省南雄县的北乡。就在这一天,南下支队致电毛泽东并告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决定:“拟直奔罗浮山,与林平会合”,继续贯彻既定方针(注:距南雄县有两百公里路程的罗浮山,位于广东省博罗县西北境内的东江之滨,山区广大,峻拔奇峭,有432座峭壁危崖的山峰。1945年春夏间,中共广东区党委、广东军政委员会和东江纵队司令部均设在罗浮山);也是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拟稿,致电王震、王首道,盛赞了他们的艰苦行军,表示对他们甚为怀念,要求他们依三省大山边休整待命,并要他们“对今后方针,望提出意见”。
   但南下支队很快就发现,客观条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国民党军的合围态势正在形成之中,如稍有不慎,即可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就此,南下支队军政委员会于1945年8月28日在广东省南雄县百顺地区的沙坑村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研究中央指示以及分析敌情和时局,认为目前建立五岭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已无法实现,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避敌锋芒,保存力量;与会者一致认为,部队应向鄂豫边的新四军五师靠拢。鉴于中央尚未取消建立五岭根据地的决策,南下支队决定,部队先沿江西西部北上,到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去待命。这一路线的有利条件是:“⑴行军路线较安全;⑵井冈山地形和群众条件较好,宜于部队隐蔽、休整;⑶该地理位置适宜,是待命而动的理想区域”。
    1945年8月29日,南下支队将上述决定电告中央,并先行紧急撤离广东,主力沿江西省的大庾、崇义、上犹一带转移,各部于1945年9月2日在上犹的黄沙坑会合,同道北返,在湘南赣西、粤北地区及井冈山周围,一路上部队减员甚大,许多官兵壮烈牺牲,不少伤病员忍痛跟随部队徒步行军,历尽艰难困苦。
    1945年9月4日,南下支队北返到达遂川西部的七岭地区。此时,南下支队终于接到中央军委9月4日的复电:“日本投降,引起了时局的迅速变化,过去中央给你们的任务难以完成。今天的新任务是如何战胜顽军之追击、堵击、截击,达到保存自己,站稳脚”。
    接此复电,二王总算解脱了“未奏先斩”的包袱(即“南下支队军政委员会认为,目前只有北返才有可能实现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 1945年8月29日南下支队将北返决定电告中央》里的一句),以及于1945年8月29日将电报一发就先行撤离。
    现在有上峰批准,二王遂放开脚步率部队离开赣南继续向北转移。
    自1945年8月29日始,南下支队掉头北返的粤赣湘路段比南下时更艰难,他们在突破重重包围后,经过两天一夜的强行军,摆脱了尾追之敌由粤北进入赣南,然后急进赣中,部队每天以百余里的惊人速度急行军于当年的中央苏区,沿着兴国、永新、莲花、萍乡进入湖南的浏阳、平江。尤其是翻越浏阳、平江两县交界处的九岭山时,两天一夜走了100多公里的山路。9月15日,部队北返回到湘北,经平江县长寿街越过汨罗江才得以宿营吃饭。之后又从平江强行军50多公里进到湖北省通城,北渡长江取道湖北省黄安县庙基湾,与中原军区及新四军第五师会师。
    在北返的这头四十多天里,南下支队第一梯队连续行军打仗,几乎没有吃过一次饱饭,睡过一个好觉,后勤供给人员更加辛苦,常因疲劳过度而掉队。
     1945年10月10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复名“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编入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序列,王震调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鹏任旅长,王恩茂任政委,继而转战鄂北、豫南。
     又将近一年后,1946年8月29日,已复名“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南下支队继续北返,与接应部队会师,于9月2日进入陕甘宁边区南线要塞驿马关。
    为保障三五九旅能够冲破围追堵截胜利北返回,毛泽东曾九次写信给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历史做了这样的安排:毛泽东送出这支南下远征的部队,习仲勋迎回了这支北返征战的部队”,最近有作者及时地使用了这句与时俱进的断句。
    1946年9月15日,有关部门组织了在四十里外军民欢迎的队伍,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重新回到出发原点——延安。
     小结一下,南下支队第一梯队自1944年11月9日从延安出发,至1946年8月29日北返陕甘宁地区,历时659天,历经横渡长江、黄河、湘江、赣江等大江名川,翻越伏牛、大别、五岭、罗霄等崇山峻岭,跨越同蒲、陇海、平汉、粤汉、浙赣等铁路干线,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共七个省份,穿越100多个县,冲过敌人100多条封锁线,大小战斗300余次,平均每两天打一次仗,其中较大的战斗共有74次,歼敌3000余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2月26日,南下支队与日军在湖北阳新县三溪口的大畈战斗,全歼来敌,敌遗尸400余具,缴获小炮7门,轻重机枪25挺,步枪300余支。南下支队还于北返途中的1946年6月23日参加了中原解放区的突围战。
  “南下北返”,南下支队的总计行程达1.35万公里(一说行程7900余公里),即长途行军两万七千里(十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两万五千里)。此次行动,八路军总司令员朱德把这次行动称为“第二次长征”。
毛泽东的评价是:“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人们不会忘记这个事实,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出发时是有5000多官兵的,重返延安时只余1414人。南下支队第一梯队的官兵以鲜血和生命进行了一次艰苦卓绝的南下北返。
我注意到,八路军南下支队出发和北返的这两个人数,几乎和珠江纵队北上部队出发和到达的那两个人数比例相同!
     还有一个事实是,南北两军“五岭会师”的战略计划没有实现。
    前述,直至接到1945年9月7日中央军委给曾生、王作尧、尹林平的电报,东江纵队始知八路军南下支队已北返,始知此行北上已经不可能“南北会师”了。
   194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再电:根据八路军南下支队北返、创建五岭根据地已不可能的情况,指示东江纵队分散坚持、保存干部,迅速讨论确定分散坚持的办法。
    而此时,还在西线行进的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等部队,却对上述情况一无所知,继续往“国统区”的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线和包围圈里寻找突破口、艰难北上。
    前章我提到,八路军南下支队是1945年8月29日因未能与华南部队接上头诸原因而匆匆北返的。其时,东江纵队先头部队已于8月26日抵达始兴县清化地区隘子,这里与八路军南下支队抵达的南雄县北乡,两地之间相距只有一天的路程。
    南北两军相距只有一天的路程!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在回忆录中深深地表达了仅差这一天的路程使得南北两军未能胜利会师的遗憾:“虽然由于日本投降,时局发生急剧变化,八路军南下支队奉命北返,但是我们未能赶上与老大哥会师,我觉得是件很大的憾事”。
   粤北指挥部是在北上途中的中秋节晚上才接到中央告知“八路军南下支队已经回师北返”的来电的。
中央的来电还勖勉广东方面:独立作战、开创五岭根据地。
   粤北指挥部的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和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等人经开会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自身的条件,一致表达决心:“自己干!”
    其时,北上的各部队还没有完全取得联系,尤其是珠纵南三大队没有消息,东纵西北支队也不知道到了哪里,东纵第三支队有没有抵达九莲山?而且,东纵第一批到达粤北的部队还中有两三百个非战斗人员。在五岭坚持“自己干”,应该怎样部署?
    粤北指挥部决定,由司令员刘培、政委黄业率领的东江纵队第五支队以帽子峰为中心,在广东的南雄县与江西的大庾县交界处北山一带活动,寻机打击反动势力。
    北山首战就是镇压横行四乡、鱼肉百姓、奸淫掳掠的大土匪大恶霸——南雄县百顺区的日伪区长邬锡金,老百姓称他为“东北虎”。
    东江纵队第五支队的叶昌大队首先打开局面。该部用炸药崩开了邬锡金在油山的炮楼。炮声一响,就把“东北虎”轰跑了。于是,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带着东纵干校的人员以及一个大队来到油山,把粤北指挥部设在这里,并组织了几支短枪队,在南雄县信丰公路的重要交通线上设立税站、没收过往的日伪军事物资、打击反动武装首恶分子、为民除害。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华南武装的第一批北上部队在五岭山区扎下了根。
    在决定“自己干”的初始,粤北指挥部在粤北的部队,除了直属指挥部的东纵第五支队,还没有一条与各北上部队的联系枢纽。因此粤北指挥部派出一支武工队联络各北上部队,经过艰苦跋涉和不断寻找,与全部北上部队联系上,建立了以油山为根据地的聚会联络中心。
    而在南雄油山根据地仅休整了数天的珠纵北上临时支队李东明部,按粤北指挥部的指示,由李东明率领东纵北江支队独立第一大队,赴始兴山区与风度大队一起开展浈江以南的游击战。
    李东明部在始兴山区打退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终于建立了以澄江为中心的根据地。游击区扩大到始兴县以南大部地区,以及南雄县和江西省的龙南县、虔南县边境地区。
    澄江根据地成为连结南雄粤北指挥部和九连山东纵第三支队以及东江北江支队的一个纽带。华南武装的西线北上各部里,李东明部应是较完整地实施了“北上”和“建地”任务的一支华南武装部队。
    鉴于日伪投降后,国民党军主力从江西南部全线南下,对在粤北的中共华南武装的北上部队反复截击、重重围剿;也鉴于原在水乡丘陵游击区远道而来,部队对粤北情况不熟,立脚未稳,经济困难,部队经常是南瓜野菜充饥,伤病员增多,药物匮乏;还鉴于我军曾在敌人进攻下,位于瑶山、奇心洞等地的临时医院的伤病员、非战斗人员及一些战斗部队受到损失,使我军处境相当困难——因此粤北指挥部采取了三个办法。
    前东纵独立第一大队大队长、原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参谋长何通大校回忆,粤北指挥部首先是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学习中央指示,明确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和任务,统一思想,加强信心;二是在地方党组织及群众支持下,部队分片活动,经营山区根据地,组织武工队下山活动,打击反革命恶霸;三是控制水陆交通线,打击国民党军的运输车队,解决经济问题。
   经过几个月努力奋战,粤北指挥部领导各部打败了国民党军对我军在始兴和南雄一带建立的新根据地。何通回忆说,粤北指挥部“还派部队伸到赣南活动。我也带领部队到过虞南、龙南一带活动,宣传群众,打击敌人。东纵第三支队在九连山、东纵北江支队在英德、翁源、新丰、佛岗也有很大发展。粤北部队在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时完成了战略展开,做到了进退有据,也牵制了国民党对东江老区的进攻,使国民党无可奈何,为1946年6月的和平谈判、北撤山东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解放战争中广东武装斗争的辉煌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东江纵队史略》这样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岭战略根据地的决定,虽然由于形势突变未能实现,但是当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大批涌向东江解放区,企图消灭东江纵队时,(北上部队)挺进粤北的仁化、南雄、始兴、和平、连平和江西省大余、全南、龙南、定南以及湖南省的汝城等县的部队完成了战略展开,开始了创建粤赣湘边根据地的斗争。
     北上部队的“自己干”,在粤赣湘边境的五岭山区开展了整整10个月的游击战,一直坚持至接到中共广东省委发来的迅速南下葵涌墟沙渔涌上船北撤的命令。
     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华南武装部队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战斗力最强的东江纵队已发展到1.1万多人、珠江纵队已发展到近3000人。对此,国民党军除了继续以第六十三军和第六十五军进攻中共华南武装部队的根据地外,还从滇西调来全副美式装备的“王牌远征军”新一军以及新六军和第五十四军、第六十四军,组织六个正规军的强大兵力企图一举歼灭在广东的中共华南武装部队。
      形势对华南武装部队十分不利。
     1945年10月10日,毛蒋的国共重庆谈判结束,按照两党《双十协定》,中共同意让出八个解放区,即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省区的中共解放区和武装部队根据地。中共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国民党军)无论如何也要来争”(毛泽东语)。
    1946年初,军调部派出第八执行小组到广州沙面的苏联领事馆,就中共广东武装部队北撤事宜进行谈判。执行小组的三方代表分别是美方代表米勒、国民党代表黄维勤和中共代表方方。除方方外,主导和参与广东的中共解放区和武装部队根据地谈判的,还有廖承志(中共南方局委员、军调部重庆三人小组的中共代表)、林平(尹林平,东江纵队少将政治委员)、曾生(东江纵队少将司令员)。
    其时,因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等原因,中共华南武装部队在粤、赣、湘三省的七十多个县的各部队于一个月内集中到大鹏湾的鲨鱼嘴上船是非常困难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于是建立了江南支组、江北支组、粤北支组共三个大组,通知和协助中共华南武装部队北撤。
  在谈判初期,蒋介石就密令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上将“限期肃清行营辖区内残匪”,力图在谈判桌上制造“广东境内没有中共武装部队”的假象。
  随谈判小组的中共翻译员林展回忆,国民党在大院门口派了多名便衣人员,名曰“保护”,实则是限制中共代表的行动自由,提防外界进步人士、群众与代表们接近。 
  为摆脱监视,林展等人趁晚饭后三五成群同时外出,特务经常顾此失彼,代表人员趁此搭上黄包车分头而走。通过这种方式,代表们多次与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络。
  谈判期间,国民党两次派人潜入中共代表的住处毁坏电台。方方将情况告知执行小组的美方代表米勒上校,请求利用美军电台与上级进行联络。美军的电台不能用密码,而用英文。林展他们将消息译成英文,交给米勒——用这个渠道向上级汇报谈判情况。国民党广州行营对此无可奈何。
     日伪投降后,问鼎广东的国民党广州行营是拥有四个军十多个师编制的军政机构,主任是张发奎上将。
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广州行营谈判了几个月,经过一系列斗争,终于在1946年4月2日就“东江停战”和“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签署了《联合会议决议》。
    时任东江纵队少将司令员的曾生回忆:“这个决议包括了三项原则,十项决议和一个决议附则”。
   (1)登船地点:大鹏湾。
   (2)人数:二千余人(不得超过三千人)。
   (3)时间:自开始调查之日起,至登船之日止,以一个月为限,不得超出。
   (1)广东省内和东江以南、东江以北、以及广东北部三地区的中共武装人员二千四百人(其中包括妇孺三百人),在大鹏半岛集中,用美国轮船运到山东烟台登岸。
   (2)上述人员的集中及登船的准备,自第八执行小组派出联络小组出发调查开始之日起,共一个月。距大鹏湾较远的地区(粤北)人员,若不能及时赶到,须宽限时日,要呈报三人委员会决定。
    (3)在中共武装人员集中大鹏半岛期间,以及登船之前,大鹏半岛葵涌、王母圩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应撤离该区若干距离,以便中共武装人员集中。
    (4)在中共武装人员集结及行军、登船过程中,广州行营要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并要特别令其所属,不得有任何攻击行为。
   (5)上述中共武装人员集中转移过程中,广州行营同意代购粮食或供款给他们购粮,广州行营方面并同意在运输、医药等方面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
   (6)为执行上述决议,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执行小组应以三人委员会代表机关的资格迅速组成并派出三个联络小组,分别携带电台到东江以南、东江以北、以及广东北部三个地区进行调查,及协助中共武装人员到大鹏半岛集中登船,各联络小组均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美国三方面的各一名代表。
   (7)广州行营派出宪兵若干人供第八执行小组及其联络小组使用,随同联络小组出发,其人数与任务均由第八执行小组决定。这些宪兵随同联络小组执行职务期间,须接受第八执行小组及其联络小组之命令。
   (8)中共方面的林平少将于决议重要原则确定后,即乘飞机出发,于三日内陪同中共武装人员代表曾生少将及其代表,以及中共方面的联络小组人员前来第八执行小组,以便和广州行营代表共同商讨撤退中共武装人员的具体细则。三日之后,即作为“调查开始日期“。国民党方面允许保证上述人员公务来往的安全及提供交通等方面的便利。
   (9)关于决议各点执行的具体细则,由第八执行小组与广州行营代表及中共武装人员共商决进行。
   (10)本决议经三方面签字后,即付诸实施。”
   (1)要求国民党保证我方复员武装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命安全。
   (2)琼崖纵队的问题。
   (3)我方电台遭受破坏的问题。
   “决议附则的内容是廖承志同志提出的”,时任东江纵队江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叶锋回忆:“当时国民党(广州行营的)代表虽然(对以上决议附则)做出相应承诺,但是没有真正执行,(比)如保证我复员武装人员的生命安全问题。我们北撤后,有的战士复员回到家乡,拿着复员证到国民党乡政府去登记,结果被捉起来。可见国民党无信用可言,阴一套,阳一套,总是处心积虑要消灭我们。
    在军调部第八小组的安排下,东江纵队司令部责成江南指挥部(东江纵队于1946年建立了江南、江北、粤北和东进等四个指挥部)代表司令部执行北撤前期任务。江南指挥部迅速在短期内将一万多名官兵进行了安排:排以上干部大部份参加北撤;由东纵江南指挥部负责编造北撤人员名册上报审批,按册上船;而排以下干部及战士大部份就地复员,回家自谋生计,由东纵江南指挥部负责颁发复员证和复员费。
    其它几个兄弟纵队的北撤人员一并合到东江纵队北撤人员名单里。时任东江纵队江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叶锋回忆,这几个纵队主要是支队级以上的干部,他们的数量是:珠江纵队70多人,韩江纵队30多人,南路纵队10多人,北撤人数远不及东江纵队多。另外,叶主任没有提到粤中纵队。粤中纵队的北撤人数不知道是不是一起计到珠江纵队里去了。
     军调部第八小组的中共代表们为减少与国民党广州行营的“口水战”和“磨盘战”,中共华南的各武装部队在北撤期间,对外统一称东江纵队。
   “大”东江纵队的北撤人员名册汇编好后,东纵江南指挥部即交给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备案。
所以,之后N多年,外界一直以为中共的华南抗日武装部队只有东江纵队这一支。甚至连东江纵队里后期入伍的新人,也有不知道“大”东江纵队的组成成份和番号合成的缘由。
     直到现在,也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华南抗日武装部队里除了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还有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南路纵队、中区(粤中)纵队等部队。
    1946年5月,“收到风”的粤北指挥部的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就已经到华南北上部队根据地——始兴县澄江(大、小油草),向(北上后编入“东江纵队粤北支队”的原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传达“双十协定”,并吩咐南三独立大队负责干部做好北撤准备。传达后,林锵云、杨康华返回粤北指挥部,留下粤北支队李东明、陈培兴等负责干部在澄江执行部队北撤和北撤后的工作部署。
    按照国共两党广东军事调停小组的部署,成立了粤北军事调停支组,美方代表是纳尔逊上尉;粤北支组的中共代表有杨康华、临时代表李大雄,而陈培兴则以粤北部队代表身份参与三人小组的谈判;粤北军调支组的国民党代表是黎国熹中校。
   军事调停部粤北支组谈判地点是在粤北的南雄县岭南酒家。
   经谈判,军事调停部粤北支组达成的协议内容有三个要点:
    ——(粤北的中共华南部队)北撤山东烟台人数为800人(注:一说1200人)。
    ——以粤北的始兴县澄江为北撤部队的第一个集中地点,翁源县坝仔为第二个集中地点。
    ——按提出的路线和方式行军至广东沿海的沙鱼涌海滩上船(美军船只)。
     谈判期间,国民党第一三一师在韶关以远途奔袭的战术袭击南三独立大队,两次均扑了空。
     按照粤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总共只能北撤800人的指标,超出几百位同志怎么安排?粤北指挥部作了部署,一方面把能够到城市工作的同志陆续送去香港等城市;一方面留下精干部队隐蔽下来以待时机。
     粤北指挥部把留下的300多人组成五个武工队,分布到连接江西省大庾与广东省南雄的北山。在始兴、翁源、仁化、九连山种下“红色的种子”(这些种子后来支撑了1949年先后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纵队和粤桂湘纵队)。
    时任东江纵队北江支队参谋长黎崇勋的警卫员容彬回忆,1946年5月初,在粤北的东江纵队北江支队接到南下命令,赶往英德县龙口,会合大部队一同南下到北撤的上船集合点”。
    至6月初,粤北各路华南武装部队已到达龙仙镇集中,晚上,杨康华接到汇报:“祠堂附近有三个身怀短枪、穿着便衣的外地人,他们从下午就在指挥部驻地周围徘徊。”粤北部队随即封锁了这个祠堂,很快就抓住了那三名可疑人员,从他们身上搜出了盒子枪、藏有国民党军布制胸章。
     经审讯,原来他们是国民党的谍报特务,企图刺杀粤北指挥部的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和东江纵队副王作尧等负责人。
    容彬回忆,为揭露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的罪行,警卫人员将三名特务押送到粤北指挥部机关。而粤北军调支组的国民党代表黎国熹中校对此狡辩称这是“土匪伪冒国军”,并让宪兵队将便衣特务和物证带走。中共粤北部队的警卫人员当场提出异议,黎国熹中校恼羞成怒,拿起手杖击伤一名警卫人员头部,反咬我方“制造是非”。中共官兵非常愤怒,杨康华坚称如若国民党方不承认错误,中共粤北部队就不出发南下,并将结果上报军调部总部,黎国熹中校怕背上“挑起内战”的罪名,只好口头向中共粤北部队道歉。
    粤北指挥部的东江纵队北江支队南下到新丰县黄沙坑集中后,又于1946年6月10日在支队长邬强率领下到达翁源县坝子,与从始兴县南下的粤北各部会合后继续南下。
     1946年6月13日,各路部队到达英德县龙口,完成了粤北各部队的总会合。
     这样,自6月15日起,中共粤北各路部队就集体行军了。
    集体行军了五六天后,按国民党提出的路线和方式行至到龙门县永汉地区。当司政机关要驻扎在一个名为三坑的村落时,国民党军第一三一师突然逼近中共粤北部队,离我方后卫部队的距离仅有几百米。这里四面高山,地形对我军极为不利。
    眼看双方马上就要擦枪走火,战斗一触即发。这时执行小组的我方代表杨康华义正词严地对随军监视的国民党代表黎国熹中校说:“如果国民党军队敢挑起战事,我们必将决一死战,但枪声一响,你的安全我们可就无法保证了。”黎国熹中校听后脸色大变,主动当起了“和事佬”,派人说服了国民党第一三一师的部队往后撤离。
       而我以前曾看到的另一个版本是,军调部粤北支组的美方代表纳尔逊上尉杵着拐杖呼哧呼哧地爬山国民党军占据的山顶上,责令居高临下、荷枪实弹、准备战斗的国民党第一三一师后撤。
     军调部的美方和国民党方规定中共粤北各路南下部队在行军途中不许召开群众大会;不许向群众宣传;必须白天行军;按指定行军路线;按指定村镇驻地……等等。中共粤北各路南下部队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执行协议。
    但是,沿途经过的游击区和根据地的群众不理睬这一套,每当我部行军到村镇附近时,就有许多乡亲夹道相迎,为中共粤北各路南下部队话别送行。
    警卫员容彬回忆,粤北指挥部南下部队有一支干部队执行着警卫司令部机关的任务,而军调部执行小组也有一支随行卫队——国民党宪兵连则紧跟我军一起行军。
    时值盛夏,赤日炎炎,骄阳似火。容彬说,我军官兵在酷暑中爬山涉水,虽热得汗流决背、口干舌燥,但人人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而国民党宪兵连却个个垂头丧气、歪戴军帽、敞开上装、倒挎长枪,甚至还有的把枪枝当拐棍的。他们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怨声载道,埋怨被调来执行这等苦差事。这个连的宪兵全部是苏式装备,配三角刺刀的水连珠步枪、转盘机枪……,可他们一路走一路逃跑,据说走到大鹏湾葵涌镇时,这支国民党宪兵连只剩下了一个班的兵员。
       那位躺在轿子上,摇着芭蕉扇,让民夫抬着走的国民党代表黎国熹中校,一路走一路在那里骂骂咧咧,埋怨这差事太苦了,“下一回如果要我去海南岛(琼崖纵队那里执行北撤监行),我死也不去了!”
        而那位骑在马上的美国代表纳尔逊上尉也好像是从没吃过这样的苦头,一路走一路吱哩咕噜地不知在骂什么。
       1946年6月11日,东江纵队江南指挥部的北撤队伍首先集中到葵涌黄合楼。6月13日,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的最高负责人米勒、方方等人从香港来到惠阳县大鹏湾半岛葵涌镇视察。
    米勒和方方来视察时,葵涌已汇集了东江纵队的江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东进指挥部三大指挥部的北撤人员;还有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南路纵队、粤中纵队(原中区纵队)的北撤干部。
      时任东江纵队江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叶锋回忆,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要求全体北撤人员“集合在沙鱼涌海滩打防疫针。有的同志打了针后有反应,发起高烧来”。
    1983年我母亲离休后,她在党史征集的文稿《我参加北撤前后的简况》里回忆说,珠江纵队北上部队到达五岭后,粤北指挥部司令员林锵云同志于1946年年2月初叫我去谈话,说香港来电要干部,调我回香港工作。到了1946年6月初,中共香港市委黄施民同志通知我北撤。我于6月10日和徐云(注:我父亲钮眧,其时潜伏香港)、郑锦波(注:原中共粤中特派员,其时潜伏香港)、蔡雄(注:原珠江纵队番禺大队副政委,其时潜伏香港)等十多人由香港经大鹏湾到达葵涌报到集中。我被编在妇女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是赵学同志(注:时任东江纵队第五大队民运队队长),中队长是林月桂同志(注:时任东江纵队第五大队民运队干部),指导员是何小冰同志(注:我母亲在香港时最要好的小伙伴,“一起玩大的姐妹”,时任东江纵队司令部文书)。
     我母亲冯坤回忆,她第一天到北撤妇女大队报到时正遇大队在列队开大会。我母亲站进几百人的队列里立正听大队长赵学做报告。大会毕,赵学的结束语是:“解散!请冯坤同志到大队部!”,我母亲不知道又有什么新任务,来到大队部门口,立正、报告、得到批准后入屋,大队部里的干部们哇地欢呼起来:“原来真是美坤啊!”(我母亲1936年在香港地下党做秘密工作时遵组织安排将原姓名冯美坤改为冯坤)。我母亲说,她们这支北撤妇女大队“在集中期间,因要备战,常来往于沙鱼涌、葵涌、大鹏湾之间”。
      叶锋回忆,当各路队伍陆续到达葵涌时,我们最担心的是(因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而留在粤赣湘边境的)粤北指挥部的同志能否及时赶到,因为他们的路程最远。
    还好,1946年6月23日,在上船北撤前的一周,粤北指挥部终于南下抵达惠阳县南海边的葵涌港沙鱼涌(现深圳市大鹏湾葵涌镇旅游海滩)。粤北各路华南武装南下部队的官兵经过长途行军赶路,到达沙鱼涌时,不少人的鞋底都磨破了,有的甚至是光着脚南下行军的。
    粤北指挥部的东纵副司令员王作尧刚到葵涌的当天傍晚,军调部第八小组的中共代表方方风趣地对王作尧说,和你一起去屯洋村教堂,有一个人要见你。
   原来,是军调部第八小组的美方代表要南下而来的粤北指挥部的东纵副司令员王作尧“亮相”。
   我想,这应是军调部履行“验明正身”的例行检查吧。
   那些天,大鹏湾半岛的葵涌镇沙鱼涌已云集的北撤部队都在焦急地等待美方舰船的到来。
   欧阳洪回忆,时任东纵江南指挥部指挥员的卢伟如上校命令赖仲元上尉、张松鹤上尉、欧阳洪中尉负责联络各江武装部队以防范国民党军的袭击,原先驻扎在坪山的东纵江南指挥部退到葵涌,后又退到大鹏半岛的王母墟,等待其它北撤的队伍到此集中上船,“集结点附近有一个多师的国民党部队驻扎在周围,遇到他们来骚扰,我们坚决执行上级‘不打第一枪’的指示,躲进山林中,和对方兜圈子、捉迷藏,让他们找不到踪影”,欧阳洪说。
      此时,潜伏在国民党广州行营里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左洪涛传出紧急信息: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制定了围剿计划,企图来个瓮中捉鳖,将集中在沙鱼涌的中共华南的北撤部队一网打尽。这一信息是地下党员杨应彬侦获的。
     而此时,偏偏此时,美方又称“因飓风袭击,船只要延期抵达大鹏湾”。
     以上两种情况合起来考量,似有大难临头的征兆。
     中共华南的北撤部队被困在大鹏半岛一隅,令中共广东的军政要员和支队级军官全部陷入险境。
     中共北撤军政委员会立即部署各部队着手修筑工事,将部队主力布置在葵涌前沿阵地,并找来大大小小的几十艘渔船,准备让非武装人员及家属撤离大鹏湾。叶锋回忆,在1946年6月29日前,我军加强了警戒,派出情报人员在外围活动,密切注意国民党军队的动态;29日那天,还加派情报人员到国民党驻军所在地监察他们的行动,在葵涌周围的山上设岗放哨,布置兵力,做好恶战准备。
     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获悉此事后及时向全国公开了国民党广州行营的阴谋。
     国民党军见阴谋败露,不敢对困在大鹏半岛一隅的中共华南的北撤部队贸然行动。
    1946年6月29日傍晚六时,军调部派来负责运送中共北撤部队的一艘驱逐舰和585号、589号、1026号三艘登陆舰终于驶达大鹏湾沙鱼涌。
     中共北撤人员集合,由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黄维勤少校按我军编造好的名册逐一点名。点名后,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方方对全体北撤人员讲话,他说:“你们打了八年的日本鬼子,解放了大片国土,挽救了千百万同胞的厄运。然而日本鬼子投降了,你们却不能不离开家乡。一想到这里,令我不禁流下眼泪。……我以悲痛而又兴奋的心情,欢送同志们北撤,去为和平而努力,去为创造新民主主义的强盛繁荣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
    1946年6月30日,由北上改为北撤的东纵粤北指挥部北撤人员全部上船,与中共华南各江纵队的北撤部队合共2583人分乘美军三艘登陆舰,在一艘驱逐舰的护卫下起航。
    北撤目的港:烟台——新四军山东军区——中共的华东解放区。
    上船时,美军只允许我军少数领导干部佩带手枪,其余人员的武器在上船时都要交到美军指定的一个船舱里,由他们锁起来保管。到达烟台下船时发还给个人。
    在《我参加北撤前后的简况》里,我母亲冯坤回忆,1946年6月30日下午4时左右我部开始上船。当时涨潮,又没有码头,同志们是手拿简单行李,淌着齐腰海水上船的。每个同志全身湿淋淋的。我们乘坐的美国登陆舰又闷又热又缺淡水,好些同志晕船。我们中队乘第三艘船,我记得第三艘船上有粤北指挥部的领导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我们中队的女同志很多,有何小冰、林月桂、梁炘、王芝、崔红、李森、黎明、邝爱莲、黄惠珍、练石等同志。登陆舰启行的第二天晚上,有一个美国水兵调戏我们一位女同志,被欧中雄同志狠狠打了他一巴掌。我军司令部负责人把这事告到美国舰长那里去,经审问,那个水兵说,他们前不久曾载过两次蒋军北上去东北,蒋军带上船的娼妓随时可以调戏,想不到共产党军队这些女的都是革命军人。美舰负责人除了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外,还在甲板上为我们放电影。
    “我们第三船快到烟台时,说是船上机件坏了,停留在海上很久,直到天快黑了才靠岸登陆。因此,烟台市的军民热烈迎接第一船、第二船同志们的难忘场面,我们都没有看到,很感遗憾”,我母亲冯坤这句话在她生前说过N次。
     在《八十回眸》里,叶锋的回忆也很详细。我整理如下——
     北撤船只启程后,由美国一艘驱逐舰在前头开路,三艘载着北撤官兵登陆舰尾随。
     第一艘登陆舰上有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少将、珠江纵队政治部主任刘田夫,以及东江纵队的司令部、江北指挥部、东进指挥部的负责同志。
    第二艘登陆舰上有原中区纵队政委罗范群、中区纵队代司令员兼参谋长谢立全、珠江纵队副司令员谢斌等人,以及东江纵队的江南指挥部、惠紫边指挥部、第七支队指挥部的官兵。全军北撤的主要物资也在这艘舰上。叶锋就在第二艘舰上。
    第三艘登陆舰上有粤北指挥部的领导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等人(可惜的是,我从未问过我父母“爸爸在那一艘舰上”)。
   “船行至台湾海峡,风大浪高,很多同志晕船,我也晕船,开头大家都嫌舱内闷热,跑到甲板上。海浪一来,又纷纷跑回舱内。过了台湾海峡,到了舟山群岛,便又风平浪静了”,叶锋说,行程中遇7月1日,党的生日,我们是在船上庆祝的。当晚,我们开庆祝大会,我们一起唱歌、游艺、表演小节目。美军官兵看见我们如此热闹,也围过来观看,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于是,第二天,我们提出和他们联欢。他们同意了。会上,我们唱歌,也请他们唱歌。大家都玩得很高兴。他们说:“我们运送过国民党军队,情况与你们完全不同。你们官兵都一样,分不出谁是官,谁是兵,官兵一致,大家团结。而国民党军队则不同,等级分明。上级经常打骂下级。在船上就是赌博。我们从来没有运送过像你们这样的军队”。
     “看来,我们这支华南人民子弟兵给(美军)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叶锋说。
     叶锋回忆,北撤船只在海上航行了五天。第六天,即1946年7月5日早,终于到达目的地——山东解放区烟台市。大家非常兴奋。烟台港口岸边人山人海,是来迎接我们的。我们的登陆艇在外海停泊。港口开出小轮船引路,将我们带入岸边码头停泊。第一船先上岸。烟台市委书记、市长,胶东军区政委、司令员亲自来迎接曾生,并随即将他接到军区去。接着第三船上岸了(注:而我母亲冯坤的回忆则是:“我们第三船快到烟台时,说是船上机件坏了,停留在海上很久,直到天快黑了才靠岸登陆。因此,烟台市的军民热烈迎接第一船、第二船同志们的难忘场面,我们都没有看到,很感遗憾”)。我们第二船是最后上岸的。因为要运卸物资,费了些时间,所以我们是最后入城的,欢迎仪式已接近尾声。事后听说,从码头到我们的驻地,沿途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送茶送水送鸡蛋。可惜我们没有赶上目睹这感人的场面。
     上岸后,原珠江纵队南三独立大队的卫生兵罗生回忆,这里到处都可听到“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的歌声,这些情景令许多同志都感动得哭了。我们穿上新军装,打上绑腿(注,华南部队在珠三角的水乡游击区是不打绑腿的),参加了“烟台市各界欢迎东江纵队胜利北撤到达烟台大会”。
       据说,1946年在军调部派出的36个执行小组中,中共位于南方八省区的各武装部队中,仅有在广东成功实施了北撤,而且是海路北撤的。
    中共华南武装部队各江纵队主力撤往烟台后,其中大部份干部都在北方各地学习、工作和战斗了三四年以上。我父母回忆,当时一起在华东党校、华东军政大学、马列学院以及鲁冀京津工作的原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的军官和原华南部队北上联队的军官偶遇时,是用紧紧握手、用力拥抱来表达两军未能成功会合的遗憾的,“那种遗憾,那种激动,无法用语言形容,都是同一条生死线上的战友啊!”
     中共华南武装部队从北上五岭转为北撤华东,这个历史故事从未有完整地上画——当今缤纷炫彩的中国文学、中国美术、中国电影和中国电视剧。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共华南武装部队的后代一个遗憾。
         幸好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营长林英烈士的儿子林志勇这样的一群有心同辈,他们不计自己力淡言轻,而是以满腔热枕积极投身参与和协调各地政府和两纵遗老,使六十九年前东江纵队及各江武装部队北撤的沙鱼涌,成为了一个可永久观恋和感恩前辈的纪念地。
     今年,2015年,世界反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和哥哥钮海林、弟弟钮海东三兄弟专程来到深圳市大鹏湾葵涌镇沙鱼涌的“东江纵队及各江武装部队北撤纪念公园”,在北撤纪念墙刻制的两千三百多人的名单上,找到了我们父母的名字:徐云,冯坤。还看到了许多相识的甚至抱过我们的阿姨们的名字,赵学阿姨、余励予阿姨、苏凝阿姨、张仕娥阿姨、何小冰阿姨、林月桂阿姨、梁炘阿姨、王芝阿姨、崔红阿姨、李森阿姨、黎明阿姨、邝爱莲阿姨、黄惠珍阿姨、练石阿姨、萧敏阿姨、陈惠阿姨、陈胜华阿姨、杨静阿姨、陈平阿姨、赵伯姆阿姨、彭惠阿姨、黄稻阿姨、郭妙莲阿姨、黄峰阿姨、钟玲阿姨、何小士阿姨、杨素阿姨、张婉华阿姨、郑迪伟阿姨、周敏灵阿姨……亲切啊。
     特别是!当查看到还有很多曾和我父母一起英勇奋战、艰难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又一起胜利北撤山东的原粤北指挥部的伯伯叔叔们的名字时,而倍感激动: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彭沃、邬强、郑少康、陈一民、刘培、黎崇勋、蔡国梁、陈志强、钟森、吴新民、关秀、刘展民……
    我们站在面向辽阔南海的北撤纪念亭,看着游客们倚海滩望蓝天的逸情,听着游客们嬉沙滩戏浴场的笑声,已闻不到当年抗日和内战的炮火硝烟了,更听不到当年我们父母受伤流血时的忍痛呻吟了。
但愿这样的和平日子能赐给中国一万年。
 
   (《八路军南下支队北返原因及其得失辩证》作者)
    南下支队第一梯队未能完成建立五岭根据地,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主观原因:是“南下支队在湘北和鄂南一带延误了南下时间,无法在日本投降前抵达既定地区”。
    客观原因:一是“国民党军队已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二是南下支队“无地方基础”。
   (《359旅南征》一书的编辑方)
    虽然由于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未能实现创建五岭根据地的战略企图,但保存了基本力量,并开创了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领导和推动了粤汉铁路沿线人民的抗日斗争,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增强了中原我军的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起了积极作用。
   (《八路军南下支队北返原因及其得失辩证》作者):
    ——为中共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
    ——在重庆和平谈判中表明了我方的诚意;
    ——增强了中原我军力量,为完成战略牵制任务做出了突出贡献;
     ——锻炼和保存了一支特别优秀的部队;
     ——促使广东地方部队实行战略展开;
     ——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东江纵队史略》刊发者)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岭战略根据地的决定,虽然由于形势突变未能实现,但是当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大批涌向(广东的)东江解放区,企图消灭东江纵队时,挺进粤北的仁化、南雄、始兴、和平、连平和江西省大余、全南、龙南、定南以及湖南省的汝城等县的部队完成了战略展开,开始了创建粤赣湘边根据地的斗争。
    这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
     第二次长征。
   (《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发展新区的战略思想》作者)
    建立五岭抗日根据地,不但可以多开辟一块战场,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抗战胜利后,当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可以使之成为牵制国民党有力的一翼。这一决策的制定,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伟大战略家的高瞻远嘱。如果当时南下支队第一、第二、第三梯队都能抵达华南的话,那么华南解放区在解放战争中,很可能会成为第二个“东北”,那就必将大大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即便(八路军南下支队)只有第一梯队在华南站住脚,那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当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就无法将华南正规军全部调走,它所起到的战略牵制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它还将促使华南地方人民武装的大部分转变为野战军,并必将形成一个强大的华南解放区。
    (《五岭逐鹿:1949国共最后的决战》作者)
  实际上,这是中央于时局变化的高明一着:国民党重兵合围的形势迫使南下支队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毅然北返,除了避免类似皖南事变的失败局面外,从政治上也没有绐对方以发动内战的口实,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论八路军南下支队北返原因及其得失辩证》作者)
     八路军南下支队北返决策的制定过程,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该部指战员英勇奋斗的精神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增添了光辉。南下支队虽然未能在五岭建成华南抗日根据地并北返中原,但是这一战略行动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仍是十分巨大的, 它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在战史研究中仍有重大指导意义。
     (《八路军南下支队为何南下》作者)
      八路军南下支队进入湘北平江县的时间是1945年3月26日。湖南省是正面战场的主战场,经历了四次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常德会战等六次大规模的会战,湘东北和湘中湘南,是国民党大军云集的地方,并且己开始战略大反攻,1945年初,相继收复了平江,茶陵,安仁,益阳,新宁等县。八路军入湘后不久,1945年4月9日,中日湘西会战激烈进行,历时两月,中国军队大获全胜,以较小的伤亡代价,歼敌28174人,粉碎了日军攻占芷江的企图。在这样的形势下,八路军小股人马,孤军深入,千里劳师,进入抗日正面主战场开辟根据地,主要目的不在抗日,而在恢复一些地方的中共县委组织,为应对内战作准备。南下支队在湘东北各地,遭到驻防的川军王陵基部数万大军围剿,王震险被手榴弹炸中,第二支队长,南泥湾英雄陈宗尧牺牲。湘北本是中日两军血战之地,竟成了国共两军磨擦之处。南下支队寡不敌众,撤出湘东北,向湘中湘南前进,后被包围在湘南桂东县几十里不见人烟的“八面山”中,险些被歼。8月底突围北返,沿湘赣边界前行,一路遭围追堵截,9月20日,从湘北的临湘县出湖南省进入鄂豫皖边区。南下支队此行,原定的建立湘鄂赣根据地和建立五岭根据的任务均未实现,实为当时湖南形势所迫也。
     (《八路军南下支队北返原因及其得失辩证》作者)
      ——丧失了“一刻千金”的历史机遇;
      ——失掉了重庆谈判桌上的一块超重法码;
      ——无法实现原定的战略目标。
     (东江地方史研究专家)
     由于这个会师没有实现,中共抗战后的战略部署大转变:由向北发展向南发展,变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东江纵队到粤北后,独立自主地建立粤赣湘边根据地,基本脱离东江这个根据地了。
   (《八路军南下支队北返原因及其得失辩证》作者)
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北返的结局是:
    ——中央意图在华南建立五岭根据地的战略没有实现。
    ——中央组建南下支队的部署没能完成。第一梯队被迫北返,第二梯队在行进到河南时,实行原地待命,成为全军战略预备队,第三梯队停止组建。
     ——中央设法壮大华南武装部队的布局没有成功。
     ——华南部队坐失发展良机,在国民党军取代日军占领地的新形势下,各江纵队立足困难、大批减员,只能实行分散坚持方针,就连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和华南部队最具战斗力的东纵司令部也分别于1946年1月15日和2月5日被迫迁入香港。
    (《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发展新区的战略思想》作者)
     原拟在华南开辟五岭根据地的失败,导致中央往东北发展的设想更加坚定(1945年4月毛泽东曾在七大会议上说:“东北四省极重要”,“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1945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初步确定了暂时坚持中原斗争的战略方针,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在此时提出北返鄂豫边,加强了该区力量,使中央能够下决心将南下支队第二梯队的全部和其它地区的部分部队用作向东北发展的战略力量;又由于南下支队北返,中共军队在华南已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战略军事力量,这就促使中央在制定“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的同时,果断决定收紧南方战线,实行“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
     当中央进一步了解了东北的真实情况时,又于1945年9月15日发出党内指示,下定决心,明确“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的强大力量。”此期间,中共加紧实现全国战略布局的调整。在上述诸项条件都具备时,中共中央终于在1945年9月19日形成了完整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南下支队第一梯队返回延安后,于1946年11月在山西省离石地区,与吕梁军区机关一部、独立第4旅组成“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绍辉、马佩勋任副司令员,罗贵波任副政治委员,张希钦任参谋长,王恩茂任政治部主任,共有官兵8600余人。
    1947年3月中旬,“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由晋中经永和关西渡黄河,执行保卫陕甘宁解放区的作战任务。至7月下旬,先后参加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边、榆林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400余人,并收复三边。
    1947年7月31日,“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编入西北野战军。8月下旬,参加沙家店战役,会同第一和第三纵队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36师。接着沿成榆公路追击南撤之国民党军,攻占九里山、骆驼铺、大小劳山等据点。10月初,出击黄龙山区,会同第四纵队,攻克石堡(今黄龙)、韩城、宜川,俘宜川河防中将指挥官许用修。下旬,东渡黄河至晋南,解放吉县,尔后进到河津、闻喜地区休整。
     1947年12月中旬,以第359旅部分干部和部队在山东省渤海地区扩建之教导旅(这个教导旅的军官与两广纵队军官在山东有惊喜相遇)回到山西省,划归第二纵队,改称独立第六旅。下旬,第二纵队会同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和第3纵队独立第3旅,解放运城、安邑。
     1948年初,“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在山西省曲沃地区,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2月下旬,经禹门口再次西渡黄河,参加宜川战役。3月初,挺进渭北,收复石堡、白水、韩城,并一度攻克合阳、澄城。4月中旬出击西府,攻克扶风、岐山,于26日会同第1纵队攻占宝鸡。之后,在凤翔西北地区抗击国民党援军,掩护主力向北转进。继而转战陇东,又在荔镇、肖金镇抗击国民党军的反扑,掩护主力向东转进。8月至11月,参加澄合、荔北、冬季战役,俘第76军军长李日基及第20、第24师师长。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晋绥军区第二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王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郭鹏、顿星云任副军长,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张希钦任参谋长,左齐任政治部主任,甘祖昌任后勤部部长。独立第四旅改称第四十师,杨秀山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第三五九旅改称第五师,徐国贤任师长,李铨任政治委员;独立第六旅改称第六师,张仲瀚任师长,曾涤任政治委员。全军共3.4万余人。
    随即参加春季战役和陕中战役,解放咸阳、武功、扶风、凤翔、肩县、周至等县城。6月17日,“第二军”编入第一兵团。7月,参加扶眉战役,会同第一军歼国民党军第九十军及第三十六军一部。下旬,向甘肃、青海进军,相继解放清水、甘谷、武山、和政、临夏等县城,尔后由循化、永靖强渡黄河,9月10日抵西宁与第一军会师。接着挺进甘肃河西走廊,攻占民乐、张掖、酒泉等县城。
   1949年l0月中旬,“第二军”进入新疆,至1950年3月,先后进驻南疆之喀什、疏附、阿克苏、焉耆等地区。第二军兼喀什军区,下辖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四个军分区。5月,抽调部队组建骑兵师。此后,第二军担负保卫国防,巩固治安,参加生产建设等任务。1952年3月,骑兵师撤销。
    1953年3月,“第二军”番号撤销,军部整编为南疆军区;第四师整编为步兵第四师;第五和第六师整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一和第二师,也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一师、第二师。所以有“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之说。
    1946年下半年,自中共华南武装部队主力北撤后,广东局势随着全国内战爆发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民党当局在广东地区肆意搜捕和杀害原中共华南武装部队的复员人员。于是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1946年11月27日的指示,作出了“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并做出在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的原活动地区成立粤赣湘边区的决策。
   此间,中共五岭工作委员会(又名中共五岭地委)成立,延续原粤北指挥部、粤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和政策方针而运营在粤赣湘边区。
    及至在国共两党全面内战后,未参加北撤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的指战员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尹林平)的直接领导下重新拿起武器,恢复武装斗争——先在当地,继而扩大活动范围,在艰苦严峻的国民党军事压力下发展壮大,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战斗,其中获得全胜的有江南大捷(“沙鱼涌之战”、“山子下伏击战”、“红花岭战斗”)和“五战五捷”。中共华南武装部队逐步扭转被动局面。
   1947年夏,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该局已替代并领导了原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发展华南武装斗争的指示,在粤汉线(广州-武昌铁路)以西的广东西江以北、广西桂林以东、湖南桂阳以南地区,以1945年5月进入西江北岸的珠江纵队第二支队、独立第三大队一部以及小北江、桂东等地的人民武装为基础,成立了粤桂湘边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及两个直属主力团。至此部队发展至3200余人,活动范围扩大至粤桂湘边20余县广大地区。
    1949年1月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正式成立。该纵队主打广东、江西、湖南三省边界之敌。
     1949年7月23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正式成立。该纵队主打广东、广西、湖南三省边界之敌。
    这样,中共华南武装部队跨进了正规化军队的行列,并完成了建立解放华南的战略基地的任务,以及建立了粤赣湘桂以及珠江三角洲等多个解放区,作战部队发展到41200余官兵。
    于此,中共华南武装部队又一次部署迎接南下大军。
    1949年10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两支中共华南武装部队终于真正地迎来了中共主力的南下大军——攻入广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编入第四野战军南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共同追剿合围广东境内的国民党军队。
    1949年10月14日下午4时,国民党军败退前开始对广州白云机场、黄埔仓库区、石牌军火库、黄埔海军基地、珠江海珠桥实施连串大爆炸,无辜民众遭受死难。当日,中共主力部队由广州北部街区进入中心市区;次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进驻东山梅花村。
    历史让绞杀于华南的国共两军在三年的短时间里互换了追剿合围和被追剿合围的角色。
    历史让国民党广州行营与中共华南军政委员会在三年的短时间里互换了执政广东的位置。
    1945年前后展开的国共两军首场长距离逐鹿战;1945年前后开启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内战揭幕式;1945年前后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南下转为北返”;1945年前后华南武装部队“北上转为北撤”,这一连串事件的前因后果和局势影响,将丰富华南国共两党的历史研究和华南国共两军的对垒故事。
   值此华南武装部队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七十周年,我有幸在几天的时间里就能在读写中重踏父辈们、先烈们“南挺和北迎”的艰难战途,用永不减灭的尊敬,复习前辈们为理想而战斗、为信念而牺牲、“为创造新民主主义的强盛繁荣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方方1946年的演讲)”的历史。
    同时,也在这页,为在北迎的战斗中流血负伤艰韧前进、在北撤后转战华东华北、在建设理想中国和美好家园而勤奋工作并因此在“文革运动”中遭到拳打脚踢、恶毒捆绑、严刑拷打、失去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我敬爱的亲爱的父母,深深地鞠躬,庄重地敬礼;并为我们这一代未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强盛繁荣统一的新中国”而低头请罪。(钮海津 2015-10-22/25)

  

                                               ——四野两广纵队与四野塔山阻击战英雄团的误会战
    1999年10月,原东江纵队、“两广纵队”干部、深圳东纵老战士联谊会秘书长的叶青茂和原“两广纵队”炮兵团长、蛇口工业区董事长袁庚,透露了一件从未披露的重要史料——“两广纵队”曾与“四野”开火交战。
    1949年10月17日,已经转隶四野的两广纵队(新编番号为第二十四师),由邬强副师长指挥,在罗浮山下的博罗县龙华墟一带,围歼国民党军第一五四师。包围圈缩紧后,国民党军第一五四师的少将副师长郑荫桐派来一团长联系,声称他们已向中共华南分局联系起义,两广纵队即令其撤出所占山头,进镇接受投降起义仪式。在接受起义过程中,两广纵队袁庚率领的炮兵团的第一连在夜晚接收一座山头时,却遇到开枪阻击,第一连连长王同遂率领队伍全力进攻,结果攻下山头并俘虏了“敌军”一个连及其连长。可是仔细一看,原来这被俘的一个连,并非国民党第一五四师,而是“四野”赫赫有名的塔山阻击战英雄团的一个连队,那个被俘的连长更是号称“英雄连长”的英雄。这时两广纵队方知打了一场误会战,误俘了战友。塔山英雄团虽然知道这是一场误会战,但却深为败在了地方军“两广纵队”手下而恼羞不已。叶青茂分析,这一次小小的误会战,从此种下了“四野”憎恨(以两广纵队干部为主的)广东地方党政干部的祸根。后来,“四野”干部一再批评广东地方干部不尊重四野,是不能排除这个微妙因素的。
     叶青茂的分析不是空穴来风:
     ——1950年至1953年,原“四野”主帅、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对属下的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实施了“第一次反广东地方主义运动”,操盘者即是原四野政治部主任陶铸。这次运动,广东倒了以“两广纵队”干部为主的7千名(一说1万多名)本地干部。“大军挂帅”“南下干部担任第一把手”的指令成为广东几十年的干部任用常态(占80%以上)。
     ——1957年至1962年,原“四野”政治部主任、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陶铸,又实施并亲自操盘了“第二次反广东地方主义运动”和“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两个运动,广东又倒了以“两广纵队”干部为主的1万多名本地干部,其中省级和厅局级干部就有近90名。
    ——1967年至1971年,原“四野”第十三兵团司令员、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黄永胜,利用对地方党政企商校全面军管及派驻军代表担当专案组负责人的“文革运动”,制造了“广东地下党”冤案,受到诬陷迫害、家破人亡的省厅处级干部和军师团军官达7200人之多,还有更多的干部、家属、侨属受到牵连。而原“两广纵队”的干部更是从纵队司令员、纵队政委到团营连排军官及转业干部,不是被活活打死打残,就是被镇压批斗关押。
    (“四野”:由东北入关南下作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两广纵队”:东纵及各江纵队北撤山东后又回师华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两广纵队)
 
  【长春图书馆:《359旅南征》】
   【抗日战争纪念网:《东江纵队史略》(2015-04-02)】
  【林锋主编:《珠江滚滚-纪念珠江纵队成立60周年》(广州地区老游击队战士联谊会珠江纵队分会-2005-01)】
   【舒健:《中国革命战争纪实·抗日战争·华南抗日纵队》(卷作者:舒健;|主编:侯树栋-范震江-刘统-2007-07-01)】
  【高宏的:《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发展新区的战略思想》(1995年第2期《军事历史》)】
  【新华社:《红色记忆:湘鄂抗日根据地》(《人民日报》 2007-05-27 第02版))】
  【王冲:《八路军南下支队为何南下?》(2007-5-26)】
  【《文史精华》:《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悲壮“长征”》(2014-08-21)】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所:《湖南人民革命史》】
  【中华网论坛:《八路军南下支队的血染之路:五千将士仅剩千人(1)》(2010-02-02)】
  【李学叶:《任弼时、王震、王首道与“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战略行动学术研讨会》(2014-10-30);
  【高宏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北返原因及其得失辩证》(1995年6月)】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19.5-1949.11)-1944年篇》 】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19.5-1949.11)-1945年篇》】
  【吉林文史出版社:《解放韶关第一部 英雄浩气长存(1)》(2006-01-01)】
  【文史精华:《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悲壮“长征”》 (2014-08-21)】
  【中华网论坛:《八路军南下支队的血染之路:五千将士仅剩千人(1)》(2010-02-02)】
  【红色记忆:《湘鄂抗日根据地》(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人民日报》2007-05-27第2版)】
  【徐云:在“文革”期间被“叛徒内奸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徐云专案组”勒令写的“交代材料”】
  【江田力-伊宵鸿-余思颖:《罗浮山会议后东江纵队挥师北上到粤北独立自主建立了粤赣湘边根据地》(2015年08月28日《深圳晚报》)】
  【刘黎平:《夜袭日军中心据点  成功掩护东纵北上》(《广州日报》大洋新闻2014-03-29)】
  【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党史办:《党史资料征集汇编》第107期1985年5月17日)】
  【冯坤:《参加珠纵独立大队海燕队活动的经过》 (《南海县妇运史资料》1984年7月1日);附件2:《与敌人咫尺宿营》(1990年9月);附件3:《我第一次指挥作战》(1990年9月)】
  【戴甦:《战斗在南三敌后的日日夜夜》(《佛山市党史资料》第六期1986年5月1日)】
  【吉林文史出版社:《解放韶关第一部 英雄浩气长存(1)》(2006-01-01)】
  【李茂清:《平生热血一瓣心香——记黎定中烈士》;鸷鸿:《遥望坳背里的珠纵战士》(《韶关日报》2013年4月13日星期六版)】
  【冯坤:《给三水县党史办公室的一封信——关于白头黎同志的牺牲过程》(《三水县地方党史研究资料》第四辑1983年8月31日出版)】
  【南雄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南雄油山三年游击战会师旧址将得到修复》(2012-11-08)】
  【吉林文史出版社:《解放韶关第一部 英雄浩气长存(1)》(2006-01-01)】
  【始兴县地方志办公室:《始兴大事记》(1912-1949年)】
  【南海档案馆:《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的建立和主要活动》】
  【叶锋回忆录:《八十回眸》(2011-06-23)】
  【张映武-王玉珍:《东纵北撤一路智斗突破重重阻挠和封锁一个月内集结大鹏湾》(2013-06-29《广州日报》)】
  【李国伟:《五岭逐鹿:1949国共最后的决战》(珠海出版社1997年)】
  【何通:《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2009-12-12)】【抗日战争纪念网:《东江纵队史略》(2015-04-02)】
  【叶向荣-林锋:《指向五岭  一往无前》(《珠江潮》珠江纵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选辑·1994年12月)】
  【中共南海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三水县委党史办公室:《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史(第三稿)》(1988年11月编印)】
  【冯坤:《我参加北撤前后的简况》(《东江妇运历史资料》第7期1989年10月)广东妇运史编委】
  【容彬:《北撤散记》(2011-06-23)】
  【百度百科:八路军第三五九旅(2014-10-30)】
  【百度百科:东江纵队(2015-09-13)】
  【百度百科:珠江纵队(2015-01-18)】
  【朱健国:《广东“地方主义”历史》(2008-09-09)】
 
          作者简介:钮海津,珠江纵队和东江纵队后代;传媒职业经理人,客座教授,前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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