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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汉生军旅逸事
2017-1-23 19:0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86 | 评论: 0 |原作者: 苏振兰 |来自: 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开国中将廖汉生,湖南桑植人,是抱着“拿起刀枪跟贺龙”的思想参加革命的。在贺龙麾下,他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代名将。红军岁月里,他担任过师政治委员;抗日战场上,他担任过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 ...
廖汉生军旅逸事
      开国中将廖汉生,湖南桑植人,是抱着“拿起刀枪跟贺龙”的思想参加革命的。在贺龙麾下,他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代名将。红军岁月里,他担任过师政治委员;抗日战场上,他担任过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他担任过军政治委员;开国将军中,他担任过三个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主持办军校,曾是两所著名军事院校的主官。

  “这一段艰苦生活,磨炼了我的筋骨,也磨炼了我的意志”

  1931年春,红二军团奉命二下洪湖,贺龙又离开了湘鄂边苏区。在走马坪送别了红军后,廖汉生跟着贺龙的大姐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上了四门岩。

  四门岩是湖南桑植与湖北鹤峰交界的一处高山区,一直是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的驻地,开始住的地方叫锅耳台。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成员大多是贺家亲属旧部,男女老少共有二三十人。这样一支小队伍,要在敌人“围剿”中坚持下去,很不容易。在贺民英的带领下,不论大人小孩,能拿枪的都拿起枪,能拿锄的都拿起锄,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大家砍掉山岩上的树丛、茅草,用火烧过,开出几块岩壳田,种上苞谷、南瓜,还养了猪,喂了鸡。

  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在四门岩山区一带,敌人一直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像廖汉生后来讲的那样:“大队人马上不来;小股敌军爬上来,我们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湖南敌军从南边来了,我们就跑到鹤峰一边;湖北敌军从北边上来了,我们又跑到桑植一边,从这座山头跑到那座山头,跟敌人来回转圈子。我们这里有吃有住,能打能藏。”

  1932年下半年,湘鄂边苏区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其他红色武装损失殆尽,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成为敌人“清剿”的对象。敌人拥上四门岩山区进行大规模“清剿”,游击队驻地锅耳台也遭到团防袭击,敌人搜去了游击队埋藏的粮食,毁掉了正待收割的庄稼。这时,廖汉生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大的不过两岁,带着他们打游击很不方便。他便写信给母亲,然后把妻子、两个孩子送回桑植老家隐蔽。

  贺民英率游击队被迫从锅耳台转移,钻入四门岩山区更高更密的深山老林里,战斗在千层壳、梯子岭、鸡公嘴。

  廖汉生回忆往事时写道:“从这些小地名上就可以推知其地势的险恶、陡峭。这里是人烟绝迹的原始森林,林深草密,不见天日,没有人家,只有狼虫虎豹、狗熊猴子出没其间。我们原有两匹马,用来驮东西和病号,把马放进林子里吃草时竟被老虎咬死了。”

  山下到处是敌人,他们严密封锁,频频搜山,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冬天很快到了,大雪封住了山路,敌人的搜捕仍不见缓和的迹象,山上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贺民英带廖汉生等人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山下村子里正住着敌军,他们进不了村,就摸到靠山根的一户独立人家,主人家姓朱。他悄悄找来附近几户群众,有的捧来几个鸡蛋,有的抱来两个老南瓜,还有的揣来一壶黄米酒。临上山时,主人家又送来了一罐黄豆给游击队。

  回山的时候,贺民英、廖汉生不敢走山路,怕雪地上留下脚印,会使敌人追踪而来,只能沿着流淌山水的水沟走,赤着的双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遇到沟边枝丫横生的地方,二人直不起身子,就在冰雪上爬行。他们带回山上的一罐黄豆,成了大家的救命粮,由专人负责保管。每天用铁锅煮上一点,大家围坐四周,贺民英郑重地宣布:吃的时候,只许“骑马”,不许“抬轿”。所谓“骑马”,就是用筷子立着夹,这样一次只能夹上一两颗豆子;所谓“抬轿”,就是用筷子平着抄,那样会多抄上几颗。黄豆吃完了,贺民英又吩咐廖汉生等四处捡野果,挖野菜。猕猴桃、阳桃等野果,大家可吃了不少。

  冬天的寒夜是最难熬的,廖汉生等人无铺无盖,饥寒交加。于是,他们就捡来干树枝,烧起一小堆篝火,围坐着取暖,胸前背后轮转着烤,真正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就这样,廖汉生等人食野果,饮山泉,宿岩洞,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从黑夜熬到白昼,从夏天熬到冬天,苦苦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动摇,一直坚持到1933年春天,坚持到贺龙重回湘鄂西。

  回忆这段往事,廖汉生感慨万千:“这一段艰苦生活,磨炼了我的筋骨,也磨炼了我的意志,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解放后,我读到陈毅同志描述游击生活的《赣南游击词》,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湘鄂边的山中岁月。”

  “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贺、关把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选中了我”

  对于从游击队员转为红军战士,廖汉生终生难忘:“1933年农历闰五月的一天,红三军(由红二军团缩编而成)军部率九师从鹤峰太平镇过,在镇上住了一晚。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把我从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调到军部当书记(相当于文书)。”但是这种喜悦之情,很快就被他在红三军中耳闻目睹的许多怪现象驱散了。

  这时,红三军正大抓“改组派”,部队元气大伤。

  从1932年5月起,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红三军中开展“肃反”运动,大抓所谓“改组派”,并一连搞了四次,冤杀了许多人。

  对于夏曦的做法,亲历那段岁月的廖汉生愤恨不已:究竟什么叫“改组派”?我在许多年后才搞明白,所谓“改组派”指的是由陈公博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是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向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随着汪派得到了几个职位,这个小团体于1931年宣布解散了。叫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么个短命的东西,却在1932年被“左”倾路线搬到共产党里来了。

  廖汉生到红三军军部时,军内党团组织都解散了,红三军只剩下四个党员,即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分会主席夏曦、军长贺龙、军政委关向应、红七师师长卢冬生。由于卢冬生党员关系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夏曦无权取消他的党籍,但在红三军只能算有一半党员关系。因此,红三军有“三个半党员”之说。在党团组织解散的同时,红三军的各级政治机关也被撤销,政治干部被关的关,杀的杀,只剩下关向应的军政委一职,政治工作制度随之瓦解。

  关向应是在1932年1月由中共中央派到湘鄂西苏区来的。作为军政委,他当然知道军队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所以,第四次“肃反”高潮一过,他就在军部恢复了第一个党支部,接着又开始发展新党员。廖汉生就是在关向应的培养和教导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

  对于能在逆境中入党,廖汉生回忆说:“我到红三军刚刚一个多月,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可以说是一身清白,另外也由于红三军有文化的干部如留苏生、黄埔生基本上都被杀掉了,我是高小毕业生,能认得几个字,在军部当书记,因此贺、关把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选中了我。”这年8月,红三军转战到建始县境内。一天,军部在警卫班的房间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讨论廖汉生的入党问题。支部会议开始后,“关政委首先代表贺龙和他本人简要介绍我的情况。……关政委作完介绍,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马上就通过了。从这一天起,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后,廖汉生就跟在关向应身边学做党的工作,相继担任军政治部秘书、红七师党委书记。对于关向应的悉心栽培,廖汉生始终铭记:“关政委像循循善诱的先生一样地教导我,培养我。他给我详细解释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手把手地教我怎么样填写党员登记表,亲自带着我去做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当时叫作‘重新登记党’。”

  重新登记党员时,绝大多数党员竟然否认自己的党员身份,这诚如廖汉生所分析的,“由于‘肃反’扩大化捆杀的大多是党员,是干部,人们认为党员、干部等于‘改组派’,‘改组派’等于杀头,我不是党员,就抓不了我的‘改组派’,也就杀不了我的头。……因此当时人皆不愿当干部,不愿入党,老党员则不愿承认自己是党员而重新登记”。

  面对这种情况,廖汉生义愤填膺:“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指战员不敢参加共产党,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不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悲剧!由此可见,‘左’倾路线把我们党的形象和威望毁坏成了什么样子!”

  尽管困难不少,廖汉生仍然耐心而细致地做着恢复党团组织的工作。那一段时间,他每天背着一个装满党员登记表的皮挎包到处跑,一个一个地动员、解释,一个一个地登记、发展。

  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一番努力,重新登记和新发展的党团员逐渐多起来。到1934年9月,红三军党团员总数达到463人,其中党员267人、团员196人——大部分是重新登记的,新加入的也有几十人。

  老百姓送慰问品,只认得“谁打死了鬼子就给谁吃”这个理

  1939年春,八路军第一二○师奉命挺进冀中平原开展抗日斗争。为了隐蔽部队的动向和意图,第一二○师第七一六团对外使用了“亚洲部第六团”的代号,简称“亚六团”。这时,廖汉生是第七一六团政委,黄新廷是团长。

  冀中的老百姓刚开始曾怀疑过八路军:“这些山西来的老八路身穿灰军装,脚蹬布草鞋,装备不咋样,说话侉里侉气,能打过鬼子兵吗?”很快,廖汉生、黄新廷指挥第七一六团初战告捷,让冀中人民对八路军刮目相看!

  曹家庄位于河间城西约10公里处。为了待机打击河间的袭扰之敌,第七一六团开进该地区。2月2日,河间城里的日军宫崎联队200余人又出来袭扰。上午9时许,日军大摇大摆地进至曹家庄。骄横的日军仍像以往那样,先架起山炮进行威慑性轰击,而后端着步枪发起进攻。第七一六团以一连兵力沉着抗击,用两营兵力向敌人阵地反冲击,当即夺占敌人阵地,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21支,打得日军只好退守待援。下午,驻任丘、河间两城的日军400余人分三路前来增援。四路敌人会合后,气焰又嚣张起来,向第七一六团猛烈进攻。廖、黄指挥部队稳扎稳打,依托村落和工事,利用房角、墙头,一直相持到黄昏。天一黑,廖、黄立即抓住有利时机,发挥八路军擅长夜战、近战的优势,派一个营兵力摸进日军占据的村子,一通猛打。日军顶不住了,弃阵而逃,拉着30多辆大车的死伤人员跑回河间城。

  曹家庄一仗,第七一六团首战告捷,毙伤日军140余名,狠狠打击了敌人,也大大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和群众的情绪。

  当敌人逼近曹家庄时,第七一六团往前开,一些老百姓纷纷向后跑。有一户人家正在办喜事,听到枪响,婚也不敢结了,新郎、新娘衣服没换,拔腿就跑。可是,当第七一六团跟日军打了一会儿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老百姓又回来了。

  当地百姓的热情,令廖汉生刻骨铭心:“那一天我团从上午9点打到午夜后4点,整整19个小时,部队根本就不用自己做饭,老百姓全都给包下啦。战区各村群众纷纷送来自家的馍馍、大饼、点心和开水,日军身后的群众也冒险绕过火线送来了吃的,我们放开肚子都吃不完。火线上下来的伤员,也都由老百姓转送,担架不够用,他们拆下门板,赶来牛车,运送伤员。”

  打过第一仗之后,老百姓对第七一六团更热情了。以后再打仗,不但没人跑,有些胆子大的还趴在房上观战,要看看第七一六团是怎样打日军的。一讲起这些事,廖汉生就动情不已:“战斗刚开始,老百姓就把吃的喝的送来了,一定要亲手交到一线作战人员手里。自家做的馍馍、大饼还嫌不够好,又买来点心给我们吃。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竟会吃着点心打仗!”

  几次战斗间隙,正逢春节、元宵节。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争相赶着猪羊,踏着冰雪,一路打听着找到部队驻地,慰问第七一六团。他们一进村就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是不是老八路,是不是消灭好几百鬼子兵的‘亚六团’?”是,群众就把所有慰问品都送给你。不是,就不给。廖汉生怕厚此薄彼影响团结,主动将慰问品转送给其他兄弟部队。老百姓可不管这些,只认得“谁打死了鬼子就给谁吃”这个理。对此,廖汉生内心感叹:“我觉得这些老百姓有点搞得过了头,可他们那种单纯、质朴的心实在令我感叹不已。”

  “这顿批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

  在西北解放战场上,廖汉生长期担任第一纵队(第一军)政委,一直在彭德怀领导下征战。他久闻彭德怀的严厉:“记得十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彭总就听说他厉害,有时发火骂人。那是在1937年8月,七一六团正在陕西富平县觅子镇进行抗日出征前的整编、训练,彭总来检查工作,宋时轮团长和我把司令部的房子腾给他住了几天。我们听说他厉害,他不叫,我们也不主动去见他。从1947年3月起,我第一纵队开始在彭总直接指挥下战斗,一年多来,我们对他的指挥由衷地敬佩,但是对他的威严还有点受不了。”

  1948年5月下旬,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县土基镇野司驻地,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连续开了8天,气氛相当严肃,主要是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的得失。讲话中,彭德怀一方面肯定了第一纵队是“坚决勇敢迅速的”,一方面又指出“两个不足”。当时,廖汉生很不冷静,当场就跟彭德怀争辩起来。

  散会以后,彭德怀把第一纵队的人员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等人参加。当时,廖汉生等人毫不讳言:对彭总批评人过于严厉有看法,有意见。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是党内著名的“五老”之一,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他告诉廖汉生等人:有一句古话,叫作“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正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要光看到他严厉,“有威可畏”的一面,同时要看到他“有德可怀”的一面。他的“威”正是“德”的一部分。你们愈是了解他,甚至受到他的批评愈多,也就愈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最终,“我们一纵队的干部多挨了彭总、贺老总、林主席的一顿批。这顿批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从这以后,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发生遇到批评不冷静这类事”。

  9月,在陕西郃阳县(今合阳县)雷家庄野司驻地的一所小学校里,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时,西北野战军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增加了5名委员,廖汉生是其中之一。

  第三次前委扩大会议从9月12日至23日,接连开了十来天。大家白天开会,晚上都想松弛一下。正巧,第二纵队的一个评剧团从黄河东边的山西运城过来,演了一出评剧《玉堂春》,请各纵各旅干部观看。

  晚上,在一片空场上搭起戏台,挂上汽灯,敲响了锣鼓家什。大家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看戏。廖汉生没有料到,彭德怀也来了,坐在他们身后。这个小剧团,原来是个跑江湖的戏班,不久前刚刚在山西被收留入伍。他们演的这出《玉堂春》,演到苏三和王三公子在庙里相会,穿插了一些噱头。当时,这类旧戏都是这么演,大家看戏时谁也没有在意是否合适,光想着轻松、娱乐了。

  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彭德怀宣布开会后,严肃地看了看到会的干部,问:“昨天晚上的戏是谁点的?”他接着说:“这是什么戏嘛,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低级情调!你们都是指挥员,是要带兵打仗的,看这种东西,会起什么作用吗?这是消磨革命意志!我不反对大家看戏,我们应该多看一些歌颂英雄、歌颂人民、鼓舞士气、增强斗志的戏。”彭德怀为此发了一通脾气。

  头晚的戏大家没有多少印象了,经彭德怀一批,这才意识到确实有些不好的东西。大家见彭德怀发那么大火,一个个面面相觑,闷不作声。会议一时僵在那里,不能进行。

  这天的会议轮到廖汉生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说:“昨天是我们点的戏。彭总批评得对。我们看戏光想到娱乐,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今后一定警惕。”彭德怀点了点头。于是,廖汉生开始发言,会议继续进行下去。在后来的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为自己常发脾气的事向大家征求意见,廖汉生给他提了一条:“你批评人是对的。但你在批评时骂人,人家对你就敬而远之。”彭德怀虚心接受了这条意见。据说,彭德怀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廖汉生既是我的好同志,也是我的好诤友!”

  廖汉生等各纵队领导根据彭德怀的指示,让纵队和各旅剧团排练、演出了一批有教育意义的优秀剧目。其中,歌颂晋绥女英雄的《刘胡兰》、反映农村剥削关系的《白毛女》《血泪仇》和揭示战斗英雄刘四虎成长道路的《刘四虎》等戏,对部队教育很大。这时,廖汉生由衷佩服:“彭总深谙人民军队治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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