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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网给您讲述-------上甘岭军魂
2017-2-1 20:25| 发布者: admin| 查看: 817 | 评论: 0 |原作者: 董少东 |来自: 北京日报
摘要:◀直至牺牲,黄继光也没有留下照片,只能用绘画还原这个壮烈的画面。◀四川中江黄继光纪念馆,李继德老人终于兑现了六十多年前的约定。▼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在夺回地表阵地。图为537.7高地战斗实景。本报 ...
——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不容置疑的真相(上)
       

 ◀直至牺牲,黄继光也没有留下照片,只能用绘画还原这个壮烈的画面。

◀四川中江黄继光纪念馆,李继德老人终于兑现了六十多年前的约定。

    ▼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在夺回地表阵地。图为537.7高地战斗实景。

  

 上甘岭,方圆不过3.7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因为六十多年前的那场惨烈战役,这个朝鲜地名被中国人永远铭记。

 43个昼夜的拉锯战,山头被炮火削低两米,化成一米多厚的齑粉……美国人始终想不通,他们动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炮火密度,付出了两万多人伤亡的代价,为何就是没能攻下这两座山头?

 那不只是两座山头,更是中国军队的精神地标。每一抔泥土里,都浸透着中国军人的英雄血,饱含着舍生忘死的英雄气。上万名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筑起了这个无法撼动的堡垒。

 这里最广为人知的英雄叫黄继光,人民军队历史上两位特级战斗英雄之一。危急时刻,他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挺身一扑的决绝身影,震慑敌胆,化作上甘岭高耸的丰碑。

 然而,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近年来却在网络上被怀疑、被恶搞。

 黄继光的故事,其实早该被中国人熟知、铭记。我们的讲述,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还原英雄真正的真相。

  普通一兵

 今年4月底,一位山东老人奔波数千公里,来到了四川省中江县——黄继光的家乡。他是黄继光的亲密战友、生死兄弟,来兑现63年前的一句承诺。

上甘岭战役前夕,黄继光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咱们约好,如果我死了,你就给我家里写信。如果你死了,我就给你家写信,还要去家里看一看。”

不久之后,上甘岭战役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黄继光英勇牺牲。

英雄的生命,如流星般灿烂而短暂,直到牺牲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李继德看到黄继光牺牲时的壮烈,却在很多年里都不知道黄继光已是举国传颂的英雄。

黄继光牺牲后不久,李继德也身负重伤,归国后退伍。他的家在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一个黄河大堤下的小村子,闭塞偏远。李继德只知道黄继光是四川中江人,六十年间,他给中江县写过信,信封上写不出收信人而石沉大海,没有回音。直到今年,在当地媒体的帮助下,李继德才终于能够兑现当年的承诺,到黄继光的家乡看一看。

抚摸着黄继光的雕像,老人老泪纵横,哽咽着叫“黄大哥”。那是六十多年前的称呼,“他叫我‘小李子’。”老人说。

雕像栩栩如生,李继德却不能完全认可,“像是挺像,就是雕得胖了点。我们那个时候在战场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用雪和着炒面吃,哪有那么胖。”

在他的记忆里,黄继光个子不高,肤色有点黑,瘦瘦小小的,但身体很结实,是典型的四川人相貌。

 李继德和黄继光关系要好,一个很重要的机缘是“他是我接的新兵”。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只有16周岁的李继德跑到征兵点报名。由于年龄太小,他被部队拒绝。不甘心的李继德找到征兵干部,积极要求参军入伍。“这个兵有股子劲头,我要了。”征兵干部的一句话,让李继德成为了一名志愿军战士。为了达到参军条件,他的出生年份被提前了四年,登记为1931年。

1951年6月,李继德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二营六连一排一班,成为该班最年轻的战士。

部队经短暂训练后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大约一个月后,又一批新兵补充到六连。连长万福来带着李继德等几名战士,把新兵迎进了驻地。李继德接过一名新兵的背包,拉着他进了连部——一个山坡上挖出来的地窨子。这个新兵就是黄继光。

黄继光入伍和李继德一样有些波折。因为身材矮小,他起初被征兵干部拒绝了。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又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强大精神号召,参军入伍是无数中国热血男儿最大的志向。黄继光几次三番软磨硬泡,最终部队接纳了这个中江贫苦农家的孩子。

“接新兵”是军队里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程序,虽然当时没有条件搞什么仪式,但接新兵的老兵是新兵入伍后接触的第一个战友,两个人往往能结成好朋友。

 不过,李继德说黄继光是他“接的新兵”,多少带些玩笑成分,那时候李继德也不过才入伍一个月,还是个新兵蛋子。而且黄继光比李继德大五岁,在此后的交往中,倒是黄继光像个大哥一样时时处处关照他。

“班里一共16个人,黄继光对我最照顾,吃饭时老是给我夹菜,说我个子大、吃得多。”老人回忆。“我们睡一个大通铺,头碰头,什么话都说,什么事都聊。”

 接新兵的短暂交流中,李继德知道了黄继光的名字和家乡。

 关于黄继光的名字,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他原名“黄继广”,牺牲后的报道中被错写成“黄继光”,就此将错就错。记者在黄继光纪念馆中看到黄继光第一次立三等功的证书,上面登记的名字确实是“黄继广”。

 李继德回忆,黄继光的四川口音很重,自我介绍时说的是“黄继光”还是“黄继广”,他根本听不出分别,第一印象就是“黄继光”。不过,他确实在战士姓名登记中看到过“黄继广”,很多战友也都认为“黄继广”的名字才是正确的。在李继德浓重的山东口音里,“光”和“广”的发音同样难以区分。这个连的战士以四川、山东居多,且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在黄继光牺牲前,没有人纠缠他名字的具体写法。

 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黄继光本人基本不识字,他留下的文字、包括家信都是请人代笔。“黄继光”或是“黄继广”的姓名记录,很可能是代笔人按照自己的耳音随机写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原第45师宣传科副科长、在战报中写下黄继光名字的李明天,曾专门询问过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黄妈妈回答:“过去有时写黄继光,也有时写黄继广,这两个字都好。”

 黄继光脑子灵,一教就会,身体素质出众,万福来非常喜欢这个在训练中表现突出的新兵。他把黄继光看做“一块好钢”,很快就让他担任了自己的通信员。

在基层连队中,被连长挑选出来当通信员的,都是战士中的佼佼者。李继德说,新兵训练结束配发武器,班里仅有的两杆冲锋枪发给了他和黄继光。那是当时部队里最先进的单兵武器,只配给最出色的战士。提及此事,李继德至今仍带着几分骄傲。

黄继光给连长当了大约一年的通信员,1952年10月,他被营参谋长张广生看上了,调到营部任参谋长通信员。李继德则被营长秦长贵相中,当上了营长的警卫员。

通信员、警卫员其实没什么分别,都有两大任务,一是保障首长的安全,二是在战斗中传送作战命令。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敌军火力强大,我军电台、电话等通信手段都不能保证随时畅通,大量的作战命令,就要靠通信员穿越枪林弹雨去亲口传达。

通信员、警卫员并不是一线战斗人员,却往往要担负九死一生的任务。黄继光第一次立三等功,就是因为多次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任务。

上甘岭战役前夕,师电影队到基层连队慰问,播放苏联电影《普通一兵》。电影描写的是卫国战争时期,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为了战斗胜利,用身体堵住敌人从碉堡里射出的子弹,壮烈献身的故事。

回营部的路上,李继德与黄继光交流起观后感,“我说,这个人真勇敢,是真正的英雄;黄继光说,一个人死能救那么多人,能打胜仗,要是搁着我,我也这么干!”

 黄继光真的做了中国的马特洛索夫。

 “范佛里特炮击量”

 黄继光、李继德这批新兵到部队时,15军刚刚参加完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正在补充休整。那次战役在战史中的评价是“总体上是次胜利,但收尾不理想。”

“不理想”是因为可计算的志愿军人员损失略大于美军。战役结束后,仅15军就补充了新老兵合计1.7万人。此时的15军,还被志愿军当成战略预备队,这是一个算不上主力部队的定位。

 李继德回忆,初入朝鲜时,他们除了新兵训练外,很长时间是在后方修路,或者是为前线部队运输给养。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倚仗着空中优势,对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处在休整期的15军不能上阵杀敌,休整长达9个月。将士们干着修桥补路的“工兵”和人扛马驮的“运输兵”的活儿,犹如困兽。

 15军那时还是一支年轻的部队,其前身是1947年8月成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基础出自太行军区及所属分区十几支地方武装。

 九纵底子薄,成军短,在解放战争初期,很长时间只能配合主力部队“敲敲边鼓”。直到1948年,攻郑州、战淮海,九纵在中原野战军中打出了威风。淮海战役后,九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作为二野渡江先遣军,打过长江,一路挺进到福建,随后又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兵锋转向西南,横扫两广……

 三年南征北战,15军叱咤沙场,初露虎相霸气。但是当时解放军有多达57个野战军,论起军史战功,军长秦基伟也只能心有不甘地“承认”,15军只能算二等部队。

 朝鲜战争的爆发,让15军有了证明自己的机会。1951年,15军作为第二批入朝部队,从四川泸州、内江等地千里跃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 15军首战是参加第五次战役,表现出色,但远未达到38军那样令彭德怀高呼“38军万岁”的显赫。真正让他们扬名立威的战斗还要一年之后。

 1952年10月14日清晨,“联合国军”的300余门大炮、27辆坦克、40余架飞机疯狂地向五圣山南的两个小山头倾泻着弹药。上甘岭之战打响。在这片3.7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产生了人类战争史上单位面积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

 “联合国军”发动的此次攻击名为“摊牌”。

  此前,朝鲜战场上经历了难得的一段相对平静。停战谈判已经开始,敌我双方边谈边打、打打谈谈。两军在三八线上对垒,围绕着那条看不到的纬度撕扯角力。到1951年11月以后,战线变得相对稳定,两军对峙。

 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一样,战场上的平静,酝酿着更惨烈的厮杀。

“摊牌”行动瞄准的两个小山头,正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战线中部地区的最高峰五圣山的前沿阵地。一东一西,相距只有150米,互为犄角,是向南楔入“联合国军”阵地的两颗钉子。

 东面的537.7高地,由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共享”:我们占据北山,他们控制高地。西面的597.9高地,由3个小山头组成,“联合国军”称之为“三角形山”。两个高地后面的山洼里有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叫上甘岭。当时没人能料到,这个小村庄将因为这场战事而载入史册。

 “摊牌”行动的策划者是“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指挥官、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按照他的设想,上甘岭在金化以北不到3英里处,双方工事间隔只有200米。如果夺下这些山头,将迫使中朝军队后撤一千多米,改善金化以北的防线态势,从而在即将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国际外交的主动,并在板门店谈判中取得更多的筹码。

 和此前范佛里特被否决的数次进攻计划相比,“摊牌”行动的规模并不算大。范佛里特相当乐观——假如一切按计划行事,5天时间,仅美国第7师和南朝鲜第2师的2个营就可以圆满完成这一使命,付出的代价只是200人的伤亡。

 范佛里特的乐观来自手里的“王牌”——大炮。他是美军中最不吝惜炮弹的将军,逢战必先用炮,用则用到疯狂挥霍。他治下的美第八集团军,炮兵的弹药配发基数远远超过美国陆军的规定,以至于美军用他的名字造了个名词——“范佛里特炮击量”。

 “摊牌”行动一开始,范佛里特起手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炮轰。

 无数条明灭闪烁的弹道,把拂晓的夜空彻底照亮。炮弹尖利地呼啸着,爆炸声连成一片,滚雷一样持续。据《第十五军军史》记载,仅14日当天,美军就向上甘岭倾泻了30余万发炮弹。最密集时,平均每秒落弹6发。

 在坑道中承受着如此火力打击的,正是15军。

 1952年4月,15军45000人马由休整地谷山,向五圣山、西方山一线多路开进。这只在第五次战役中伤痕累累的“猛虎”已经休整了9个月,现在,舔干创伤的血痕,抖擞精神重返战场。

 在此前的志愿军总部3月作战会议上,彭德怀做出了他在朝鲜的最后一次排兵布阵。因为他头部长了一个瘤子,中央军委决定彭德怀立即回国治疗。

 这次作战会议的一个重要决定,是将战略预备队15军拉上去,接替26军的防御阵地。扼守15军西侧阵线的,就是军威赫赫的志愿军王牌38军。15军和38军一起,担负起志愿军最核心位置的战线防御。

 15军在解放战争时期隶属二野,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对这支部队并不熟悉。但15军在第五次战役中的表现,让彭德怀决心对其委以重任——15军是那次战役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战果大过损失的野战军之一。

 散会后,彭德怀单独留下了秦基伟。面对着墙壁上的大幅作战地图,彭德怀对肃立身边的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这次调兵遣将的非凡意义,在半年后的上甘岭战役中得以显现。

  反击、

 上甘岭战役第一天,范佛里特用他的“炮击量”,把三十余万发炮弹和五百多枚重磅航弹砸到了上甘岭。15军苦心构建了4个多月的地表工事到中午时已荡然无存。曾经植被丰茂的山头寸草未剩,山体岩石都被扒了一层皮,碎石和弹片掺杂在一起,堆积了一尺多厚。

 仅第一天,在火力规模空前的炮击和敌人的十余次冲锋中,负责上甘岭两处高地防御的15军第45师就牺牲了五百余人。

 而志愿军反击的炮火,这一天只打了三千多发炮弹,不及敌人的百分之一。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志愿军的火炮数量和弹药储备根本没有条件与“联合国军”公平对轰,即便是整个上甘岭战役期间,志愿军炮火密度最大时,每天的炮弹发射量也不到4万发,只相当于敌人的十分之一。根本原因,则是范佛里特的“摊牌”出乎15军的意料之外。

 守卫五圣山,易守难攻的上甘岭方向并非防御重点。尽管这里经受着整条战线上最大强度的攻击,但15军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可能在西方山,命令那里的第44师加强戒备、严阵以待。负责上甘岭防御的第45师,只是将防守高地的兵力增加到两个营。

 15军配属炮兵的注意力一直在西方山一线,来不及转换阵地。能够支援上甘岭的只有榴弹炮3门、山炮6门、野炮6门。这里的志愿军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扛住敌人的炮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许多年后,秦基伟在回忆录中叙述这一天时,很多语句近乎检讨。他仍对上甘岭战役之初的“判断失误”致部队遭受惨重损失痛心不已。他坦露自己的心思:“几十年来我一直心存疑窦,我总认为范佛里特还备有另一种不为人知的阴谋,即在上甘岭战斗登峰造极之时,他的一只眼睛盯着五圣山,另一只眼睛一定瞪得老大窥探我的西方山。”

 这绝不是杞人忧天。西方山的旁边就是类似一条大走廊的平康谷地,是志愿军战线上的一大软肋。彭德怀安排38军和15军共同扼守这条谷地,自有用意。

 如果范佛里特攻击上甘岭真的是在声东击西,一旦15军抽调第44师的力量,他依托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可以很快转换主攻方向,后果不堪设想。

 只是这一次,范佛里特“摊牌”的野心并没有那么大,他想要的就是上甘岭的537.7和597.9两处高地。然而,这场事先看起来没什么难度的战斗,却在第一天就给了范佛里特当头一棒。他的“意外”比秦基伟更甚。

 据《第十五军军史》记载,14日整天,我伤亡500余人,歼敌1900余人。“联合国军”的记载则是,主攻597.9高地的美第31团伤亡444人,攻击537.7高地的韩第32团伤亡五百余人,合计约千人。

 无论哪个数字更准确,“联合国军”第一天的伤亡就远远超过了整个“摊牌”行动的预期。更关键的是,他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也只是在白天攻取了部分阵地,入夜即被志愿军悉数夺回。

 于是,“联合国军”增兵,白天攻击,志愿军夜间反击。两处高地的地表阵地在双方军队的撕咬搏杀中不断易手。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评价:“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的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救面子的恶性赌博。”

 作战时间、投入兵力和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摊牌”的原定计划。范佛里特为了挽回面子,只好硬着头皮不断加码,继续干下去。15军寸步不让,奉陪到底。

 原本只是一场营级规模的战斗,阵势越打越大。那两处高地的军事意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双方为之搏杀的是军队的尊严,比拼的也不再只是装备和火力,更是意志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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