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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山西

2017-2-21 20:00| 发布者: admin| 查看: 318 | 评论: 0 |原作者: 资料室 |来自: 文明网

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山西
      距今180万年以来的山西新旧石器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质量高,数量多。现已查明全省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近400处,其中旧石器早期遗址的数量位居全国之首。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对探索山西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着关系全局的重要意义。 

  旧石器早期遗址全国发现了200处,山西有157处,主要分布在中条山南麓的垣曲盆地、晋西南黄河沿岸及汾河流域,以芮城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为代表。1961--1962年,考古学家在西侯度遗址发现32件石器以及带切痕的鹿角、烧角,地磁测定的地层年代为距今180万年,早于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元谋猿人约十万年,由此证实距今170万——180万年前,在我国的北方和南方,已经有直立人的活动,同时也证明山西南部是我国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芮城匼河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及动物化石,专家们初步断定是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存,与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人的工具有对应特征,并且有迹象表明,后来的丁村文化是由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演变发展而来。 

  人类由猿人跨入早期智人的时间大约在十几万年前,以襄汾丁村人和阳高许家窑人命名的文化,是我国旧石器中期最有价值的典型遗存。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山西有60处,主要分布在北部的桑干河流域和南中部的汾河流域。在丁村遗址上发现的大量石器表明,13万年前的丁村人比北京人的石器制作有了明显进步,人类在体质上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丁村人成为北京猿人向现代人过渡的重要环节。在汾河下游的襄汾、曲沃、侯马,汾河中游的交城、古交,汾河上游的静乐等地,丁村文化分布广泛,因此有学者称丁村文化为“汾河文化”。许家窑文化距今大约十万年左右,文化遗物包含的3万余件石制品,类型繁多,制作精细,仅石球就有上千件之多,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石球最多的一处遗址。 

  山西旧石器晚期遗址分布更广,内容更加丰富。位于大同盆地西南的朔州峙峪文化,距今约27500--30000年,在这里发现大量的石制品和各类动物的牙齿和用火遗迹,同时还发现了石镞。石镞的发现,意味着峙峪人已发明和使用了弓箭,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弓箭。正如恩格斯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是火器发明前人类的重要武器之一。吉县柿子滩文化代表了旧古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广泛分布在黄河中游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考古学文化。文化层间的石制品非常丰富,并有少量的动物化石,更让人们惊喜的是,在柿子滩遗址上,发现了两处表现当时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崇拜的岩画。 

  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以来,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基本的特征。山西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区域,遗址有上千处之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窑,这些文化遗存标志着山西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和辉煌。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相当于古史的尧舜时代,可以推测,是尧舜禹的活动把山西推向了当时的文明中心。 

  山西地区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时代最灿烂的光芒 

  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阻,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可以说,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只有黄河中游晋南、豫西的文化传承没有被打断。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及加强防御,传说大禹之父鲧已开始建城。不断发现的夏城遗址,也在映证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 

  1975年,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址,城堡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遗址、人工沟、陶窑、水并、窖穴、墓葬等,并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时还有一些铜器。类似东下冯城堡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东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35处之多。这些发现,与《禹贡》记载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说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 

  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颖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近年来,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陶寺文化遗存百余处,包括了城址、居住遗址、墓葬以及成套的礼器乐器、青铜器。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出土了一批壶、瓶、盆、盘、豆等彩绘陶器,其中的彩绘蟠龙陶盘,被认为是集合中原诸部落图腾而成的华夏中心区域的徽标;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绘木器,有案、几、俎、匣、盘、斗、豆、鼓等多种器物,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些社会状况;三是出土一批农具,几座水井,说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居住处所从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四是遗存物中铜器与文字的发现。墓中出土一件含铜量近98%的铜铃形器,证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壶,陶器的壁上有毛笔朱书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五是在陶寺干余处墓葬中,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或阶级的差别,五座级别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鼋鼓、特磐类的礼乐器,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同类乐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时中原大地的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国家形态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标志着山西晋南地区放射出华夏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光芒。 

  晋国与三晋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进程的关键环节 

  关于商族的起源,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在山西的南部地区,认为垣曲商城即文献记载“汤始居亳”的亳都。垣曲的商朝城址,不仅有比较完整坚固的城墙、城壕及城门,而且区分出宫殿区与一般居民生活区,陶器与青铜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通器物。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周初,成王分封诸侯,叔虞封唐后,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唐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即位,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上起西周早期叔虞封唐,下至公元前230年--前225年韩、赵、魏三国相继被秦兼并,期间的800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方,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内蒙古、陕西的一部分。晋献公时,晋的疆土从黄河北岸扩展到了南岸,并达到了黄河以西的地方。晋文公时,国力空前强盛,晋国联合秦、齐、宋几国,出兵车七百乘,在城濮之地大败楚军,晋国成为中原霸主。“侯马盟书”的出土,是晋国国力强盛的见证。1988年太原发现的晋国赵卿墓中,出土了一件直径和高度都在一米开外的大镬鼎,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的春秋鼎。镬鼎的问世表现了晋国当时是生产力最发达经济实力最强盛的诸侯大国。曲沃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发掘,对于西周文化和晋国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世纪60年代发现了晋侯墓地,1980——1990年进行了7次大规模发掘,发掘出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墓主分别是晋侯燮父、晋武侯、晋成侯、晋厉侯、晋靖侯、晋喜侯、晋献侯、晋穆侯和晋文侯,时间为西周前期到春秋初年。晋侯墓葬群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分量最重,青铜礼器的组合不仅反映了西周时期宗室制度的一些共性,也表现出晋国青铜文化的鲜明个性。 

  山西是最早出现人工冶铁的地区之一,晋国是最早使用铁器的诸侯国家。20世纪50年代,专家学者们认为中国在西周时期出现了铁器,然而,近30年的考古发现证明,我国最迟在商朝晚期即公元前14世纪时已经有了铁器。灵石县旌介村附近的商墓中,出土了一件满身铁锈的青铜钺,专家们认定这是最早的人工冶铁的遗存物。春秋时期,晋国使用铁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泛,像常用的铲、刀、镢、斧、镰、锄、犁等工具农具,均为铁制品。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家都出自山西,并且迅速成为实力雄厚的三个方国,在那个诸侯连绵征战、百家争鸣不停的特殊历史时期,韩、赵、魏的活动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智氏,尽分其地。半个世纪后,周威烈王不得不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公元前376年,韩、赵、魏灭晋而三分其地,晋国历史终结。代表新兴政治势力的韩、赵、魏三国,在三晋大地上演了李悝变法、魏文侯改革,西门豹治邺、张仪纵横天下、胡服骑射、围魏救赵、长平之战等一幕幕精彩纷呈、声势浩大的历史正剧。 

  秦汉以来的山西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光辉篇章 

  山西的称谓几经变化。秦时为郡县制,置太原、河东、上党、雁门、代郡。汉时基本沿袭秦朝郡县制度,属并州刺史部。唐朝为河东道,宋朝为河东路及西京道,元设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宣慰使司,明置山西布政使司,清朝则为山西省。在这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山西的地域文化内容不断扩展,影响不断提高。 

  从某种角度看,山西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地带。上古时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而称华夏,与其毗邻或是错杂居住的其他民族被视为戎狄蛮夷。随着华夏各国的日益强大,西戎为秦所灭,赤狄、白狄为晋所灭,齐灭莱夷,大部分的淮夷小国被楚、鲁所灭。军事上的征服,强制性地使戎狄蛮夷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逐渐地融合于华夏族。春秋后期,华夷之间的差别、界限渐渐地消失了。汉初以来,匈奴的统治向南延伸到河套地区以至于今天的晋北、陕北一带,由匈奴冒顿单于亲自统领的中部,不时入侵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等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出山西籍大将卫青、霍去病等率领大军抗击匈奴,以后汉朝实行和亲、通商的安抚政策,鼓励匈奴人到山西北部和其他地区定居,民族矛盾渐趋缓和。两晋时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征战讨伐互有进退。事实上,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往往占有主导地位。历史上的山西曾有多个民族建立过政权,如两晋时的汉和赵国是匈奴人的政权,北魏的拓跋氏政权为鲜卑人所建,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就是沙陀等少数民族在山西地区壮大后,才拓展势力取得政权的。此后的千余年间,山西始终发挥了民族大融炉的作用,谱写出民族大融合的辉煌篇章。 

  山西是人文荟萃英雄辈出的文明地域。并州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唐时以太原为“北京”,建成了仅次于京师长安的大都会。女皇武则天,“汾阳王”郭子仪,名相能臣狄仁杰、裴度,“门神”尉迟恭,战将薛仁贵,“文中子”王通,一代文宗柳宗元,初唐四杰王勃,斗酒学士王绩,田园诗派领袖王维,七绝圣手王昌龄,边塞诗人王翰,晋阳诗才王之涣,江州司马白居易,大历才子卢纶,花间派鼻祖温庭筠,一个个黄河之东、太行之西的儿女,光耀九州,彪炳青史。 

  元杂剧是正规中国戏曲的开始,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故地。山西戏曲在宋金时期日臻繁荣,杂剧演出遍及城乡。稷山、侯马、新绛等地发现的一批宋金砖墓中,出土了大量戏剧舞台和模型,用实物证明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源泉活水。山西现存的古戏台2888座,居全国之冠,其中的8座元代戏台和广胜寺元代戏剧壁画为全国仅存的元代戏台和元代戏剧壁画,反映出戏曲在山西的繁荣兴旺。元杂剧前期的中心就在晋南一带,晋南元杂剧不仅表演活跃,而且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剧作家和代表剧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戏曲的程式化和官方化。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郑光祖,除了马氏,余者都是山西籍人士,他们在元杂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山西戏曲向全国发展的同时,山西本地的戏曲也走向了成熟和完善。 

  明清时期,经济活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五个多世纪里,山西商人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都能雄踞一方;晋商依托故里,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关隘重镇和商埠都会,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邻近的国家。晋商的贸易活动,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把中国的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明清晋商把山西人经商的历史、经商的智慧、经商的艺术推向了极致,晋商的魄力之大、足迹之远、财富之巨让世人认同了“无西不成商”的历史事实。 

  中国封建帝王中有特殊影响力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文治武功。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皇帝秦王赢政,生前曾两至晋地,在太原和上党留下了足迹。统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武帝刘彻,曾率领群臣到河东郡祭祀后土,写下为人传颂的《秋风辞》。少时被誉为“太原公子”的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时曾到河东盐池巡视,这位千古明君留下河东盐池是国家和军队经济保障的思想。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东征高丽,班师回朝时,驻留太原三月之久,题写了颇得王羲之书法神韵的《晋祠之铭并序》碑。公元960年北宋政权建立,而军事上的统一并未完成。宋太祖赵匡胤生前两伐北汉,亲临太原,征发民夫,筑城修桥,火攻水灌,未能如愿。直到公元979年,宋太宗率军出击北汉,才把十国时期的最后一国征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后,多少帝王将相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活动大大丰富了山西的文化历史。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山西是这个古文明国度中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已经成为国保的119处,位居全国第一。因此,山西最有资格成为今天世人了解和欣赏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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