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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行动:新疆和平解放前夜

2017-2-25 18:3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733 | 评论: 0 |原作者: 李渊 章列 |来自: 新华文搞

秘密行动:新疆和平解放前夜
       周恩来指示屈武,如和谈破裂,赶紧回新疆策动起义

1949年4月16日,凌晨4时,周恩来单独与屈武晤谈。

屈武是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今乌鲁木齐)市长,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在北平(今北京)参加国共谈判。

屈武先向周恩来汇报说;“昨晚张治中告我,南京方面估计不会批准那个和平协定。全国范围只有打下去。他让我回新疆去,让我转告陶峙岳,蒋介石要打下去,可是新疆要和平,新疆不能放一枪。”

周恩来神色冷峻。他对屈武说:“是的,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新疆去,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

接着周恩来询问新疆部队将领的情况,特别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的政治态度。

屈武就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向周恩来详细作了介绍。在谈到陶峙岳的政治态度时,屈武说陶峙岳是个诚实的人,张治中的态度就是他的态度。”

周恩来脸上微露笑容,说:“文白(即张治中)先生是有名的‘和平将军’’嘛!”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屈武及早返回新疆,执行和平起义的秘密使命。

屈武首先约见了他的朋友、倾向进步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新疆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刘孟纯,向他转述了北平和谈经过,透露了周恩来、张治中对新疆和平起义的意见:

“虽然全国范围的和平不能实现,但新疆可以根据和平协定,争取实现局部的和平。”

刘孟纯用劲握住屈武的手,出语爽快:“我同意你的看法,那就干吧。关键在陶峙岳,我们还是先找他谈谈,摸清底再行事。”

屈武、刘孟纯随后面见陶峙岳,转达张治中的意见,并陈述了他们俩共同的和平意愿。陶峙岳似乎很平静,没表什么态度,只是在谈话临结束时说:“等等看,看发展。”

这一“看”字里面,大有文章可作。

对新疆日后的出路,陶畤岳和张治中早有默契

1948年秋,陶峙岳赴任新疆警备总同令时,曾专门绕道兰州 拜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

张治中在他的私邸,跟陶峙岳倾心交谈,并出示自己迭次建议蒋介石力主国内和平的函件和淡话记录。

张治中提醒陶峙岳:稳定新疆局势的关键,在于取得苏联的谅解与合作,尤其要注重疏通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经济上谋求对苏扩大贸易的必需。

当时,全国解放故争的胜利号角响彻神州大地,国民党的统治已呈崩溃之势,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迟早要面临或战或和的抉择。张治中和陶峙岳审时度势,都认为新疆不能响枪,响枪必致大乱。

这次长谈,张治中和陶岭岳所言均出自肺腑,两人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对日后新疆的出路达成默契。

从此之后,和平之念一直萦绕于陶峙岳的脑际。他在“看”,即等待时机。

长期以来,国民党驻新疆的部队,分属两个系统,一为青海马家系统,一为胡宗南系统。陶峙岳虽身为新疆警备总司令,但实际上只能直接指挥全疆1/4的部队,多半部队则控制在马、胡嫡系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顽固军官之手。陶峙岳既非黄埔嫡系,又与马家无缘,因而对许多事情只能隐忍处之,也是无奈。

1949年5月,陶峙岳接到张治中发自北平的电报。张治中希望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等,要共同努力维持新疆政局稳定,根据形势演变确定对策,准备走和平起义之路。

张治中的来电,对陶峙岳而言,宛如兴奋剂。他对鲍尔汉说:“张治中的电报是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嘱托打来的,这不光是他本人对我们的劝导,也是中共方面对我们的期待,更是对我们的信任。”接着,陶峙岳面露难色,“新疆和平起义的主要障碍,是马、胡控制的部队,特别是那几个掌有实权的军官。这批人不除,或不走, 终为和平之患。可现在又动不得他们,最好看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进军形势,然后再行定夺。”

鲍尔汉与陶峙岳,一个主政,一个领军,各司其职。但他们俩在新疆和平起义的问题上早有沟通,形成共识。鲍尔汉对陶峙岳说: “我同意你的看法,起义乃千秋大事,断不可贸然行事。不过,我们应及早多准备,准备得越充分越好。”

两人相顾一笑,互致勉励。

陶晋初凛然疾书:《请起义投降中国共产党意见书》

这天,陶峙岳正在家里翻看屈武从北平带回来的《国内和平协定》抄件,忽听警卫传报,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求见。

陶晋初进门之后,向陶峙岳呈上一份《请起义投降中国共产党意见书》。

陶峙岳的目光被下述几行字深深吸引:

“在新疆的国军只要有勇气承认失败,幡然接受不久即将出现的联合政府的指挥,我想伊宁方面一定可以跟我们和平合作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新疆十万官兵的生命,实在不应该再有输钱不输气的打算,以及为独夫效愚忠的观念了。”

陶晋初是陶峙岳的堂弟,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与乔冠华结识。周恩来曾指示乔冠华做他的工作。陶晋初1948年7月到新疆受职前,曾专程去香港会见乔冠华,并相互建立了秘密通信联系。在面对新疆今后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关头,陶晋初毅然选择争取和平之路,并同屈武、刘孟纯等人站在一起,携手并肩,为新疆的和平起义做着艰苦的努力。

陶晋初的意见书,陶峙岳内心是赞同的,但他的脸却沉了下来,说:“目前国共双方孰胜孰负并未形成定局,此时你拋出这样的东西,想过后果吗?”

陶晋初明知陶峙岳的这番话言不由衷,但也无意捅破。那时候,纵是他们这种特殊的关系,多少也保持着一些距离。

陶畤岳对来自南京等几方面的压力,表面上不抗不争,暗里却在部署行动

张治中于6月26日以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公开宣布:与国民党政府脱离一切关系,投向人民民主阵营。

迫于大势,新疆国民党军政上层开始慎重交换对时局和新疆出路的看法。

时隔不久,印度新德里《美国之音》广播了湖南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的消息,一时人心浮动。

可是,时至8月上旬,陶峙岳对起义一事仍未表态。连陶峙岳最亲近的部属都搞不淸这位总司令的所思所想。这自然引起许多人的猜疑、误会,以至不满,陶晋初就因陶峙岳的“暧昧”态度,曾愤而要求离职。

陶峙岳自有难言之“隐”:

当时反动力量充斥全疆,他以一个光杆司令,日处危城,还得和他们虚与委蛇,不敢稍露痕迹,不然则启人疑窦,激起变乱;远在 1949年初,李宗仁就曾电令新疆部队除留一个旅维持地方秩序外,悉数东调。其后李宗仁又多次电召陶峙岳晋京述职。

陶峙岳唯有采取拖延之计,以争得时间。他几次电复李宗仁,历陈部队不能东调之理由,如东调则全疆空虚,全局瓦解等,并编造庞大经费预算,向广州政府要钱、要油、要车,仅开拨费开口就要800万银元。

同时,陶峙岳指示陶晋初核实人马,淸仓查库,储粮屯草,勘察补给线路,加强对空联络,并趁机安排主和派军官毛熙苗、王传铎、李崇正等所属部队进驻几处重要防地,特别是派178旅副旅长 刘抡元率两个营进驻玉门油矿,确保了新疆部队的能源命脉。上述举措对外反倒造成备战空气和东移之势,迷惑了主战派。陶峙岳也借此摸淸了部队实力,控制了部分机动作战部队。

陶峙岳曾悄悄对陶晋初说:“这几步棋都很险,稍有暴露,不但个人牺牲,起义全局也将同时破灭,所以要慎之又慎。”

这时候的陶晋初已全部洞察陶峙岳的真实心境。他对陶峙岳说你放心,我们切记你所讲的‘胆大心细’的训令,不打无把握之‘仗’。

陶峙岳与赵锡光秘密会晤于焉耆,并达成三项密约

在秘密准备起义的过程中,陶峙岳一直在琢磨一个人,即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新疆和平起义,如果不能取得他的同意,一致行动,即将不可想象。陶峙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赵锡光与陶峙岳同事多年,私交甚笃,算得上是肝胆相照之友。可是,面对新疆和平起义如此重大之事,赵锡光究竟持何种态度,陶峙岳心中无底。

8月19日,陶峙岳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约赵锡光会晤于焉耆,密谈数小时。

陶峙岳开门见山:“天水已经失陷,解放军即将攻克兰州。国军一溃千里,我新省终将难保。大势所趋,我决意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陶峙岳接着又补充一句,“不知你意下如何?”

赵锡光早有思想准备,因而不惊不乍。他会意地看了陶峙岳一 眼,干脆地说:“咱俩向来同心同德,起义之事也不例外,我听从部署。”

谈话中,赵锡光透露,他心里一直对部队东调一事有意见。他说,驻疆部队是戌边武装力量,边防兵历来要求稳定,绝不可抽调一空,使边境虚危。而部队东调,为的是打内战,更难让人接受。陶峙岳很赞赏赵锡光的态度。

陶峙岳和赵锡光详尽地商讨了有关起义的事项,包括一些可能出现的变故及应急措施。最后,他们达成三项秘约:

起义成功之后,1,部队如数交给解放军。1两人解除一切职 务,解甲归田。请求现有部队不要在民族军监视下改编,避免发生误会,引起冲突,酿成祸乱。

同时,两人约定:起义的一切行动,北疆由陶峙岳负责,南疆由 赵锡光负责。

毛泽东请张治中致电新疆军政当局,号召他们起义

9月8日,毛泽东在北平中南海约见张治中。

毛泽东说,解放大军已决定由兰州及青海分两路进军新疆,请你再次致电新疆军政当局,号召他们起义。

张治中告诉毛泽东,他早有这样的打算,只是自5月份之后,与陶時岳、鲍尔汉中断了通汛联系。

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已派一名联络员去伊宁建立了电台,你的电报可以由联络员转发。

两天之后,张治中连发两份电报,一份致陶峙岳和鮑尔汉,一份专致陶峙岳。

给陶、鲍的电文如下;

“今时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 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和满意之处理。治已应邀参加即将召开之新政协会议,并承毛主席面商,希望治能返新一行,当允如有必要,愿听吩咐。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断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也大。”

在专致陶峙岳的电文中,张治中说:

“在驻新将领中,过去受片面宣传之蒙蔽,难免有不明大势执迷不悟或囿于派系感情作用者,盼告以治与大家患难相共,如能接受命令,治甚愿负道义上之责任,决不使大家再走错路,蒙受牺牲。但倘有一二顽固到底无法挽救者,似宜先予调换,以免优容偾事。”

“省内保守派之潜在势力仍不可忽视,尤其维、哈两族中,惧苏惧共之心理时有流露,可否以治与兄名义发表文告,说明中共现所奉行者为新民主主义,……特别对少数民族采取平等团结,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之政策。”

张治中对陶峙岳寄托着殷切期望。他在电文的最后说:“深信兄对此一适应时代保全军民之革命行动,必已考虑周到,部署严密,便能稳健地顺利地完成也。临电驰系,伫候佳音。”

中共中央联络员收到张治中的两份电报后,即飞赴迪化,将电报面呈陶峙岳、鲍尔汉。

陶峙岳、鲍尔汉接读电报后,深受鼓舞。他们深知电报虽以张治中名义,文中所言实则均为中共中央之精神。中共中央对解放新疆的态度、宽厚政策以及稳妥方法,陶峙岳、鲍尔汉心领神会,感受至深。尤其是毛泽东对新疆问题的关切,更让他们感奋。

胡宗南密令其亲信,将新疆部队移至南疆,并对陶畤岳作断然处置

接到张治中的来电后,于9月17日,陶峙岳、鲍尔汉复电张治中:一俟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离新,立即通电起义。

胡宗南系的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和一七九旅旅长、军统特务罗恕人,掌握着除马呈祥部之外的全部北疆国民党军的作战兵力。骑五军军长马呈祥,是马步芳的外甥。他的这支骑兵部队,封建、宗教色彩浓厚,反动而且顽固。叶、罗、马三人,凭仗自身的军队实力,策动分裂,穷兵赎武,极力反对新疆和平起义。

陶峙岳曾多次跟叶、罗、马几人恳谈,希望他们要洞察利害、深明得失。在新疆和平起义几呈明朗的时候,陶峙岳曾对叶、罗、马三人讲过一番话:“如果我们到了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徒然自走绝路,人民不会原谅我们,历史更不会宽恕我们,那又何苦乃尔?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何去何从,请大家选择吧!”

叶、罗、马的顽固态度很难转变,眼见国民党如枯枝败叶,已无任何生气,他们依然企图孤注一掷,作垂死挣扎。他们暗中调兵遣将,并叫电台向胡宗南联系。9月19日,胡宗南来电,责成叶成将新疆部队移至南疆,并示如陶峙岳不走或阻止撤离,可作断然处置。叶成接电后,连夜与罗恕人、马呈祥密商,决定于20日子夜队伍开拔,行动前先将刘孟纯、屈武、陶晋初逮捕,胁迫陶峙岳随部队 转移。

20曰深夜,陶峙岳已就寝,叶成急来叩门,向陶峙岳报告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的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除宵小,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那几个人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提议应先告诉你,他们同意,故特来报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回去。”

陶峙岳面对顿起的风云,沉着冷静。他想,叶之来告,说明他们之间还存有几分感情,还不至于马上决裂,便当即留叶,并电话约罗、马来谈。他们果即来了,陶峙岳便单刀直入地发话:

“你们要捕人,捕了之后,第二步怎么办?新疆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枪响之后,能保地方不致混乱吗?这样,于你们又有何便宜?”

几个人默然伤神,垂头不语。罗恕人思索良久说道“我们有痛 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折……”说着,他竟流出泪来。

陶峙岳把“底”亮透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也好,大家都要三思而行。我要把一颗赤裸的心放在你们面前,让你们清楚, 我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的责任, 尽到责任,虽死不辞。”

陶峙岳进一步晓以利害,并具体提出如他们愿意离开部队出走,可以给予重金,保证其安全、叶、罗、马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人身性命也有担保,考虑到官兵叛己者众,从己者寡,无可奈何花落去, 只好听从陶峙岳的安排。

22日,胡宗南急电叶成:“责令肃清迪化叛乱分子,把部队撤离南疆,今后空投接济。”然而,此时的叶、罗、马等人正忙着做逃离的准备,无力再顾胡宗南的“责令”后来,这几个人经南疆逃到围外。

新疆和平起义的一大障碍也就随之消除。

曾震五代表陶畤岳赴兰州面见彭德怀,洽商起义事项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汉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 幕。毛泽东在政务百忙中,仍函示张治中,委他继续给新疆及河西的老部下做工作。

张治中接读毛泽东的信后、次日便致电陶峙岳、鲍尔汉.嘱陶、鲍派人与解放军前线将领联系,并特嘱陶能派员与彭德怀直接接洽最好。

随即,国民党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作为陶峙岳的代表,赴兰州面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洽商新疆和平起义事项。

在兰州大厦,彭德怀同曾震五进行了热请、坦诚的交谈。

彭德怀代表中共中央陈述4点意见;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1949年冬必须结束西北解放战争,以便明年迸入和平建设,新疆不能例外。

2、 事实证明,过去国民党在新疆采取所谓的和平政策既是做不到.也是不愿做的。

3、 国民党军队、政府腐败透顶,如无人民解放军援助,靠自我转变是不可能的。从实际意义上讲,国民党军队不是什么转变,而是彻底改造。因为国民党不是某些错误的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反动,不彻底改变其性质是不行的。

4、 国民党在新疆的所有军队,必须按人民解放军制度进行整编。

曾震五带着彭德怀之四点意见,速返迪化,向一直在等候洽谈消息的陶峙岳作了全面汇报,

陶峙岳兴奋地对曾震五说:“现在,新疆和平起义已万事俱备,只剩下通电昭告于天下了。”

1949年9月25曰、26日,陶峙岳、鲍尔汉分别领衔通电起义。 他们表示:坚决与广州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

新疆,迎来了和平的祥云。

(选自《新华文搞》1992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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