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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网带您读懂-------民族精神
2017-6-22 09:0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60 | 评论: 0 |原作者: 资料编辑郝文俊 |来自: 晋绥网
晋绥网带您读懂-------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反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是指民族传统文化中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当中,所孕育而成的精神样态。它是种族、血统、生活习俗、历史文化、哲学思想等等所熏陶、融汇而成的文化慧命,也可说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心态和存养。民族精神表现在一个民族的节操、气度、风范和日常行谊上。尤其表现在一个民族处于逆境中,所呈现出的镇定自若、奋发有为、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志节和心情上。民族精神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魂;是一个民族的独特人格的彰显;是一个民族的慧根。同一民族之间,必须其有相同的文化意识、生活习俗、道德规范、忧患心态,与哲学思想;否则必形成民族间的分歧。因此,民族精神乃是一个民族的命脉所系,是民族同心、同德的关键,更是民族绵延、发展的重要枢纽。礼运大同篇、易经的时中观、大中以正的思想,春秋的夷夏之辨和王道精神,先秦儒家的仁道、忠恕、博厚的思想,道家的博大真人、寥天一的开矿胸次,墨家的刻苦耐劳、实践笃行,以及文天祥的正气歌,张载的西铭,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慧命,也是构成我中华民族精神的资产。兹引国际君友会王爱君之「民族精神」。

折叠时代性特征

          民族性是指体现在特定民族文化类型中、并作为其基本内核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特征,是对于特定民族的文化特征的最高层次的抽象。4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是民族成员对于本民族和本体文化的自我认同、自我归属感,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带有本民族特点、体现本民族精神思维方式的集中反映。一种民族精神与其他民族精神相比较而显示出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规定性,体现着不同民族的精神特征的不可通约性,因为不同的民族各自具有不同的自然环境、生存方式,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创造,构成了民族性的历史基础。没有民族的存在,就没有民族精神的存在。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指出“还必须注意到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人们常说的美国民族精神、英国民族精神、法国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等都表现出了民族精神的民族性差异。
 
       自觉能动性是指民族精神能被民族主体自我意识、自我反思和自我觉悟,从而进行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民族精神的自我否定和更新取决于民族精神的自觉。如果说,精神的本质特性是自由(自由指它能‘自我规定’),那么,民族精神的真髓就在于它的自我规定,而对于这种自我规定的觉醒和意识就是民族精神的自觉。”3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要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进行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民族精神的自觉性表明,被民族成员普遍知道或认可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还不一定就是民族精神,必须既被认同又被信守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才是民族精神。我们的中华民族精神是经过从春秋战国开始的历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哲学家整理、提炼、加工过的自觉的民族精神,历代的哲学家经过不断努力,“把民族精神由一种朴素意识和共同心理而提升到理论形态,从而使民族精神深化和强化,由自发走向自觉。”’

         开放性是指不同的民族精神之间具有相互交流、相互引进、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的根本性质。民族精神虽主要是以本民族成员的实践为主要源泉,但也l吸收外国民族精神中适合本民族所处时代、所处社会物质环境,有利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观念、原则、思想、理论。当然,这一过程是泥沙俱下的,随着文化开放进来的文化垃圾可能和广义民族精神中的消极、落后因素结合。优秀民族精神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对域外同族外籍后裔和其他血统的民族成员都有吸引力、感召力,它是世界文化宝库的组成部分。民族精神的开放性使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不同文化间既有冲突,又有融合,冲突表现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地域性,融合表明不同文化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吸取营养,体现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当人类历史由野蛮进入文明以后,特别是“世界历史”的形成,打破了民族与国家的闭关自守状态,物质生产和交流成为世界性,于是各民族的文化精神开始相互引进、相互吸收、相互促进。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要想继续处于封闭的状态,则是不可能的。
          
        西方思想家对民族精神概念的解释和使用

民族精神是一个现代话语,由西方学者最早提出这一概念。我国有学者认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是最早论述民族精神的学者。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结果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这里的“一般的精神”指的是一个民族的一般的精神,即“民族精神”。3英国思想史学家以赛亚·伯林说:“民族精神这个词是赫尔德发明的,把德国哲学家和诗人赫尔德称为‘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民族精神之父’。”4因为赫尔德在其1774年出版的《另一种历史哲学》一书中,从一般的人类精神引申到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所以是他最先表达了这一概念。他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各自发展的权利,人类大花园中所有花卉都能和谐地生长,各种文化都能相互激励,他同时宣称“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它的民族精神。

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黑格尔继承了赫尔德关于民族精神的概念,从其理性统治世界及世界历史的基本理念出发,阐发了“民族精神”概念。他认为,’(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便是在这种特性的限度内,具体地表现出来,表示它的意识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个的现实。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黑格尔是对民族精神这一概念使用和解释最多的人,他把民族精神归入他所强调的“绝对精神”体系中,虽然它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物,但是仅仅分析其上述结论,也有其可取之处。

恩格斯指出:“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民族精神具有表象上的广泛性,它深深的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的各个方面。

近代西方学术界在这一时期提出“民族精神”概念及“民族精神”问题,有其深刻的学术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在学术背景方面,18世纪是法国思想界精英在启蒙运动中大放异彩的历史时期。他们以“科学”、“理性”和“人性”冲破神学的束缚,以“推理的历史”重构“人类精神”,“人类精神的历史”在这一时期成为时尚的学术用语。启蒙思想家们对于人类精神的追求实际是对人类理性和自由精神的探索,它由此也导致一种“精神科学”的破土而出,而纳入这个精神科学领域的不仅有历史学,还有哲学、法学、语言学和文学等,一时间出现的历史哲学、文化史学成为这种精神科学的典型分支。在社会历史背景方面,“民族精神”概念的提出与18世纪后期欧洲民族主义理念的形成有着明显的因果联系,是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总体来看,西方思想家们有的是从旧唯物主义的立场,有的是从唯心主义的立场来解释和使用民族精神这一概念的,他们对民族精神的解释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独到性,也带有缺陷和不足。但是,他们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民族精神这一概念仍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们分析民族文化精神的思路和视角对于认识和理解民族精神问题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精神的使用与理解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全文检索,笔者查阅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精神问题的引用或论述共有八处。马克思对于“民族精神”概念的运用除一处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引用黑格尔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内容外,其余全部是对“民族精神”概念的直接使用。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民族精神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讨论,也没有对民族精神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他们在观察和分析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国家的问题时对不同民族在精神领域的现象并没用忽视。马克思恩格斯还曾多次在论述民族问题时对“民族特性”、“民族性格”、“国民精神”、“民族意识”等与民族精神相关、相近的问题进行过生动描述与精辟论述,把关于民族精神的思想渗透在民族问题及相关的一系列的分析中,在总体上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的基本思想,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性格的特征。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之所以是这个民族而不是另外一个民族的根本特质和内在的规定性,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马克思恩格斯觉察到不同民族在民族性格特征方面的差异。恩格斯说:“我毕竟是一个德国人,我不能摒弃德国人从亚当那里继承下来的天性。”2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指出:“英国人的民族特性在本质上和德国人、法国人的民族特性都不相同。”’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评价了爱尔兰人的民族性格,认为他们按其整个民族性格来说是和拉丁民族、法国人、特别是和意大利人相似的。“在爱尔兰人身L,感情和热情无疑地是占优势的,理性必须服从它们。”

第二,民族精神是民族自觉和民族解放的必要精神条件。马克思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创刊号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不仅对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对政治解放和人类的解放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从一个新的视角,强调了犹太人解放过程中所需要的一种精神,阐述了民族精神在民族解放中的作用。他指出:“一个刚刚开始解放自己,粉碎自己各种成员之间的一切障碍、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怎能郑重宣布和他人以及和这个共同体隔绝的自私人的权利(1791年‘宪法’)。后来,当只有伟大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的时候,当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必然要被牺牲掉、利己主义应当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时候,居然再一次宣布了这种权利(1793年‘人权宣言’)。”3这里的“自我牺牲精神”就是指民族精神。

第三,民族精神具有世界性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产业革命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4在相互联系和交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和国家的民族精神具有借鉴性和互补性,民族精神有民族性的一面,同时也有世界性的内容。“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的,·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溶合的东西。”5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和斯大林多次使用了诸如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等不同的表达语汇,他们在论述爱国主义问题时也蕴涵着提倡民族精神的涵义。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毛泽东明确使用过民族精神的提法。他在1938年《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要“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1939年分别在《研究沦陷区》和《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中两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其侵略目的,妄图“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7。邓小平没用直接使用过民族精神的提法,但他在领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多次论及爱国主义精神,号召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发扬革命精神。在邓小平之后,江泽民曾多次提出倡导和弘扬民族精神,胡锦涛对此也非常重视。

学术界对民族精神概念的界定

对于“民族精神”概念的界定,学界至今尚存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综观学术界有关“民族精神”概念的界定,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l、从内涵来看

第一、认为应从进步的、积极的、正面的角度来界定“民族精神”。真正的民族精神是指那些反映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精粹思想、进步观念和优秀文化,而不包括民族文化中落后、消极的因素,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通过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达到提高民族意识和民族素质的目的,这是关于“民族精神”的狭义论。如哲学家张岱年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构成民族精神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广泛的影响,即为民族的多数人民所信奉;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持此类观点的学者为数众多,如肖君和的“民族优秀文化心理素质”2说、温克勤的“民族思想文化和民族传统道德精粹”说等。

第二、认为民族精神是一个中性概念,既包括积极、优秀、进步、精粹的一面,又包括消极、保守、落后和庸俗的一面,是一个充满优劣长短的多面体,要求研究者应该全面客观地揭示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整体面貌。前者指的是“民族的脊梁”、“民族的精神支柱”,后者则近于“国民劣根性”以及以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中所力图展示给我们的内涵。这是“民族精神”的广义论。由此,他们认为很难将“民族精神”划入纯粹的精华或糟粕之列,主张在对待民族精神的问题上,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宗桂教授认为:“那种判定民族精神实质上就是优秀文化传统的观点,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这种概括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即在客观上容易导致否定文化传统中(或者说民族精神中)消极以至阴暗的一面。”4而由丁少峰和刘居安所著的《民族先进精神论》中,仅仅要求倡扬民族的先进精神,认为“民族精神决不等于先进精神,先进精神才是民族精神中最积极也是最耀眼的成分,是一个时期民族精神的灵魂。”

第三、认为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研究者应当实事求是、多角度的把民族精神看成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的立体精神形态,但从宣传、教育的角度来看,则应当以倡导民族精神正面的东西为价值导向。如方立天教授提出:“不论是从广义还是从狭义立论民族精神都是可行的,如果从振奋、弘扬和提升民族精神的视角出发,那么从狭义立论民族精神,可能比较有助于自觉地引导民族成员的生活实践,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精神素质。”’即她研究与宣传教育适当地加以区分,也就是说在民族精神的研究研究过程中,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首先应当坚持一种科学的态度,把“民族精神”这一研究对象作为一种曾经存在、现在依然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的客观事实,认识到它所包含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历史二重性,同时出于培育和宣传的目的,研究者可以通过研究的结果,剥离民族精神中那些消极的带有劣根性的成分,而弘扬其中积极向上、超越层面的东西。

2、从概念研究的理路来看

第一、表象归纳理路。主要关注从现象上观察而归纳出的共同性质,手段上主要使用的是现象归类方式。虽然由于民族精神的历史流动性、内容变易性,给民族精神的研究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但是研究者在研究中能够通过对自身的民族精神现象加以描述,并借此鸟瞰一个时代体现出的民族精神本质。这种表象归纳法因其方法论上的合理性,在上个世纪初,那些以理性来自觉反思民族精神的研究者,多以它作为方法基调,向人们渐次昭示了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张岱年把中华民族基本精神归纳为:“刚健有为”和“自强不息”就是这种方法论的典范

第二、本质主义理路。首要关注的是一切民族精神现象的共同本质,关照民族精神现象的共同性、全局性、整体性。这一方法已经成为当前民族精神研究的主要方法。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大部分的学者采用了这一方式去概括民族精神,他们反对在诊释民族精神时采取描还现象的进路,强调从超越的层面着手,既排除了用一种或多种现象的罗列来解释民族精神的方法,也排除了用一种或多种文化现象来凸现民族精神的作用的思路,而强调哲学地概括、整体地把握民族精神。肖君和在《华魂.中华民族精神》中的界定:“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是整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升华。它集中表现了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客观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建构自己生活的独特方式,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棘特性格和风貌。

第三、词义解析的微观理路。即在对“民族精神”的构成要素“民族”和“精神”分别进行解析,以及同相邻概念,如“民族”同“种族”,“精神”同“心理”、“意识”等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推论出概念。如方立天在《民族精神的界定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一文中非常详细地解析了“精”、“精神”的含义,认为精神具有两层含义:人类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意历程、心理状态,是人类的认识、情感和意志的总体;一切意识文化现象的内在的深层的东西,是人的知、情、意的内核,并在接受了后者内涵的基础上概括出“民族精神”五个方面的含义。’

第四、文化—心理结构理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模式》一书中论述道:“人们那些看似散乱无章的行为,事实上无论怎样孤立的行动彼此之间都会有某种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就是人们生活其中的文化模式。这是对于文化结构的另一种理解,它倾向于把文化看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结构。”2从这一理路出发的学者首先从分析文化结构入手,把文化的结构大致划分为三类:物质文化:行为与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同时,又将观念文化划分为两个层次:表层的、自在的观念文化形态和深层的、自觉的观念文化形态,而把民族精神归属为文化结构中的观念文化中的深层次的部分。其次从意识的、心理的层面入手,民族精神一方面表现在民众不自觉的心理倾向中,即所谓“集体无意识”,它具有在每一处以及在所有的个人中或多或少都相同的内容和行为的习惯。即在构成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中都是同一的,从而构成了一个超越个人本质的、共同的精神实体。至此,它又可以被视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另一方面,民族精神又蕴藏在自觉形态的理论中,并且集中体现在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中,是一个民族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的集中表达。上述任一种界定民族精神概念的理路都难以穷尽其本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只有综合诸种方法,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较为全面科学的民族精神概念。

本文对民族精神概念的解说

民族精神是一个内容丰富,层次多样的概念,要想准确表述其深刻的内涵,必须使用正确的方法论,科学的方法是对民族精神概念进行界定的有力支撑,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以下的方法:

第一,在应然层面来对民族精神进行界定。在界定特定民族精神时,一般有两个层面:一是在实然层面,一是在应然层面。所谓“在实然层面”,就是从事实或经验材料出发,对某一特定民族精神进行客观描述,通过描述告诉人们这个特定民族的精神究竟是什么样的,有哪些内涵。所谓“在应然层面”,则是从某种理想的状态出发,来谈论某一特定民族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精神,或者应当在其精神方面作出哪些或批判、淘汰,或补充、更新之类的改进。对民族精神的界定,应该在应然层面,因其是价值论断而不是事实论断,不需要进行实证,也不至于出现事实性错误,同时也不存在遮蔽和误导的问题,有利于特定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完善。

第二,从动态的视角来界定民族精神。一定的民族精神决不是一定的民族某个时期、个别思想家的创造物,而是这个民族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经过不断的思考、过滤、提炼、化育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它是在历史进程中构建而成的。按照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民族精神肯定会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当其恰当的反映了民族的实践时,其积极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而当社会现实被歪曲反映时,就会产生形成某种消极的因素。民族精神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

第三,从系统视角来界定民族精神。对民族精神的界定应该坚持“宁可失之宽,不可失之窄”的原则,民族精神决不仅是思想文化问题,也决不仅是精神气质和心理品质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的综合反映。黑格尔指出:“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方立天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形态集中在中国哲学著作中,并表现为千千万万人民的人格理想、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中国哲学最精粹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精神。”2因此,“一个民族精神的这种丰富的精神是一个有机的结构。”3根据上述界定方法,可以从时间、空间、形态、性质几个方面予以概括。在民族精神的概念中,应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民族精神形成与存在的长期性;2、民族精神存在与发展的过程性;3、民族精神的表现状况和方式;4、民族精神的价值性。本文把民族精神归纳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一种具有社会主导意义的特殊精神现象,它积淀、升华于漫长的民族发展历程之中,孕育、凝结于丰富的民族文化母体之中,为民族成员广泛认同和接受,维系和推动着民族生存与发展。民族精神既是民族成员广泛认同的思想品格、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等的提炼升华,也是民族成员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审美方式等的集中体现。

         我国相关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阐释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而其核心——爱国主义,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于自己祖国挚爱的深厚情感。它表现为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和深切的眷恋,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强烈期盼,对祖国繁荣昌盛的坚定信念,对祖国主权和尊严的坚决捍卫,对卖国求荣的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的无比崇敬等。

中华民族具有爱国主义传统,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发展和强大,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英雄事迹。屈原、文天祥、郑成功、邓世昌、杨靖宇等,是其中杰出代表。

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根植于延绵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之魂。千百年来,民族精神薪火相传,越燃越旺。井冈山精神、红军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是革命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现。在当代和平时期,中华民族精神又有了崭新的表现。在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中,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在与洪水的搏斗中,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的抗洪精神;我国航天工作者在长期的奋斗中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我国人民在可歌可泣的抗击地震过程中凝成的“抗震救灾”精神。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承担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所以,青少年必须培养和弘扬民族精神!

同时,作为一个曾经饱受侮辱、国耻的中华民族共和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忘国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民族精神应该是当代青年首当其冲的作为武装自己、保卫国家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一个部分!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根,民族精神是民族的魂。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历史使命,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有责任、有义务弘扬和发展民族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求知意识、科学精神、服务精神、开拓创新精神等大大加强。这些精神素质既使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又使中华民族精神在保持优秀传统的同时更具有现代气息和时代风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培育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是要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不断为之增添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容。

青少年是民族的希望和未来,让我们一起努力,成为民族精神的传播者、弘扬者和建设者,共同谱写民族精神新篇章。

长城相关


长城以其"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久远广阔的时空跨度,被赞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宏伟壮观的人工建筑奇迹。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深远巨大的影响,也积淀和凝聚了极为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地体现出构筑者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熔铸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人们往往从长城厚重纷繁的历史底蕴中抽取含义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比喻和象征,各种比喻或象征之间的反差非常之大。如果是在一般情况下拿长城作为某种比喻或象征,从长城斑驳多彩的内涵中撷取一二自无不可;但如果是以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就应在严肃考察长城历史作用的前提下,选择其最本质的特征、最能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内涵加以考辨、阐释和弘扬勤奋智慧与坚韧刚毅。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构筑长城的直接目的是用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军事效应是评价长城首先要辨明的前提。在冷兵器时代,长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作用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秦时,"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新书·过秦》)汉武帝时,"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汉书·匈奴传》)明代因火炮应用于战争,攻城之矛愈益锋利,但守城之盾也相应强化。明长城重点设防地段多用砖石砌筑,极其坚固,明守军也广泛配置火器。因此,明清时代,长城的防御作用仍可发挥。

当然,对修建长城效益的评价,也不能脱离对其相应所付出代价的估量。构筑长城无疑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巨大的牺牲,但其中在相当一部分地段则是依山势关隘而建。北魏修建六镇千里长城,"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资治通鉴》卷136)而在许多朝代,例如明代,主要是调动军队施工,一般民众的负担尚未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因此秦以后就再没有因修筑长城而激起民变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朝代,只要有得力的朝臣边将主持,就可充分发挥长城的御边作用,其巨大的社会效益难以估量。以明代为例,嘉靖年间俺答部屡屡入寇,边民"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盐法阻坏,不止边方之臣重苦莫支,而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明穆宗实录》卷59),边防失修造成的损失远比构筑长城的投入巨大得多。而隆庆万历年间增设城防、有效抵御入侵并进而促成汉蒙和议后,仅从直接经济开支来看,即每年"所省征调不啻百万"(《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 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长城便是这种生态环境差异和农牧民族冲突的产物。中原王朝既然无法彻底清除飘忽不定的对手,又要时刻防备突如其来的偷袭,广筑长城在中国古代较长的历史时期便不失为一种明智有效的对策。至于长城构筑中的设计施工,从位置走向的确定到障、堡、敌台、烟墩(烽火台)等整个防御体系的配置,以至城墙形制结构、选材用料,都巧妙利用地形地物,因地制宜,其构思的精巧合理令人叹为观止。而在极为艰巨复杂的施工过程中体现出的刻苦勤奋、坚韧不拔的精神更为世人赞叹。英人斯坦因在穷荒险峻的西部长城遗址面前曾发出如下感慨:"在这里,汉武帝时那些军事工程专家遇到可怕的天然险阻所表现的坚韧精神以及组织力量又得到显著的证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35页)

这一切充分显示长城不愧是中华民族坚韧刚毅和勤奋智慧的精神象征。 向心凝聚与爱国主义 中国是由50多个民族凝聚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好解决了农牧民族之间的碰撞交融问题。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互相联系交往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长年攻伐征战则给双方带来巨大灾难。但历史地看,只有凭靠长城的坚强护卫,才能遏制游牧民族军事上的侵扰,才有可能实现长期和平有序的交往。以汉代为例,汉文帝时,"遣将吏,发卒以治塞",匈奴始稍收敛;景帝时,"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武帝初,"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书·匈奴传》);宣帝时,则有赖于"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以至"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汉书·赵充国传》)。在漠北匈奴墓中出土的铁制农具也表明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对游牧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往往"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南匈奴传》)。在从中原获得大量生活、生产必需品的同时,也推动了匈奴畜牧经济的发展。这种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区受益匪浅。汉初牲畜奇缺,将相或乘牛车,但到武帝时,长城以南"滨塞之郡"已是"马牛放纵,畜积布野"(《盐铁论》),大批畜力投入农耕、交通运输,极大地提高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明代隆庆和议之后,长城沿线同样出现"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凑,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无梦园集》卷2)。据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口一带居然"南京的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的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蒙古族非但"孳牧渐多",而且逐渐改变单一畜牧经济结构,"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瓜、瓠、茄、芥、葱、韭之类,"种种俱备"(《宝颜堂秘籍·夷俗记》)。经蒙汉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丰州还屹立起一座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垦田万顷,连村数百,"城郭宫室布满丰州川"(《明穆宗实录》卷23)。隆万年间之所以呈现汉蒙互市"华夷兼利"的局面,显然与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密不可分。张居正深谙长城边防与和平交往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在达成"隆庆和议"之后,他仍再三强调"桑土之防,戒备之虑,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加损乎!"并特命宣大总督王崇古"教督诸臣,比常倍加防守",把"城堡及时修并,边境之险渐次可复"列为"所当修备"的"四要"之首(《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明史·方逢时传》所载"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便真实体现了长城边防与屯田实边、交通网道、互市贸易之间环环相扣内在关联的辩证关系。农牧民族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进感情,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汉族"边人大都五分类夷"(戚继光:《陈边情及守操战车》);而蒙古族渐习华风,竟至"每于佛前忏悔,求再生当居中华"《两朝平攘录》卷1)。

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既表现为政治上明确归属、实现统一,军事上疆城稳定、边防巩固;也体现于经济上内地与边疆相需相靠、连为一体,民族关系上和平交往、融洽相处,包括在价值取向和习俗心理上相容认同。只有出现"边人大都五分类夷"和"求再生当居中华"这种趋同融合,以及像明代那样塞外畜牧经济与江南商品经济千丝万缕般联结在一起,才最终使辽阔的北部疆域成为祖国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方面,长城防线发挥了联结、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作用。

事实上,中国古代并非只是汉族中原王朝修建长城,北魏、东魏、北齐、北周、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进入农耕地区后,也都相继构筑长城。长城是中华各族共同建造的历史丰碑。历史上匈奴、乌桓、鲜卑、氐、羌、突厥、柔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沿着这条既是军事防线又是经济、文化汇聚线的长城地带融入汉族之中。长城蕴涵的巨大向心凝聚力,是使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构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元素。

纵观中国古代北部边疆地区开拓发展的历史,大多与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建设密切相关。构筑与护卫长城防线、基本上以长城为轴心或以之为后盾向外辐射扩展的屯田实边与辟置郡县举措,刺激了边地经济的发展。秦汉数以百万乃至千万计的屯垦军民运用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和组织经营方式,累世艰苦开拓,初步建立起鄂尔多斯(时称新秦)、河西、辽阳三大新经济区。西汉时,新秦业已"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书·匈奴传》。明代军屯、民屯之外,还行"开中"法鼓励商屯,遂使"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张文忠公全集·行实》),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五杂俎》卷4)。北疆交通网络最初也是直接由于构筑长城防务的军事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畅达无阻的交通网道是运输粮草、调集兵马,使长城防线贯通一气的动脉。构筑长城和屯田实边、开辟交通以及互市贸易相辅相成,从而发挥了传播先进文明、开发边疆、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线作用。 长城本身不过是"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盐铁论·险固》)的战略防御设施,与封闭、保守、退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赵武灵王正是以"变俗胡服,习骑射"而著称于世的政治家(《史记·匈奴列传》),而标榜"众志成城"、斥长城无用的清朝恰恰又深深地陷入闭关锁国的泥潭。事实上,当中原王朝转入战略进攻态势时,烽燧亭障随着前锋兵马的挺进而向前延伸,在步步为营不断巩固前沿阵地的同时,又提供交通供给之便,为新的拓展进击奠定坚实的基地。汉武帝时曾派李广利征讨大宛,首战即因后援不继,"不患战而患饥"(《汉书·李广利传》),招致惨败。这之后才"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西域传》)秦皇汉武,包括明初,无不是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优势时修建长城的。这说明,修筑长城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继续进取的谋略。

毋庸讳言,长城本身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家、军事家手中,长城的效应也不尽相同。但对于古代高明的政治家来说,长城从来不是限制文明空间的环。如《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提及"中国最初进入中亚,急遽创造同继续保护这条通道"时所述,"看一看这种前进政策功成圆满所经过的那一段可怕的地面,不禁令我们感到中国人势在必行的展长长城以及后来汉朝猛进的政策,在人力方面所受的痛苦和牺牲,一定是很伟大的了。"开辟与西方交流的通道,"以通西北国"(《史记·大宛列传》),显然是西汉在西域构筑障塞亭燧的战略构想。所谓"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汉书·西域传》)。在这里,长城绝非是阻断与其他民族、国家交往的障碍;相反,正是"旷哉绝域,往往亭障"确保了丝绸之路畅通和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修筑长城所表现出的这种开拓、探索精神,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历史已证明,中华民族运用万里长城这道军事防卫线和经济、文化汇聚线,巧妙地控制、调节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把农耕文明和畜牧经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融合、边疆开发和国家统一。长城沿线诸如榆林红石峡"华夷天崭,蒙汉一家"的巨幅石刻、各民族和中外文化荟萃交融异彩纷呈的甘肃敦煌石窟及大同云岗石窟、被定为中国邮政标志的嘉峪关魏晋墓室《驿使》图、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武威铜奔马,其间所折射的文化意蕴堪称是长城精神的真实写照。两千多年来长城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的积极效应构成中华民族心理认同的客观依据,而这种底蕴、内涵又与长城极为雄伟博大的景观所激发出的豪情壮志竟是这样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最终积淀熔铸成勤奋智慧、坚韧刚毅、开放交流、开拓进取和充满向心凝聚力、维护统一、热爱祖国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今天,长城的军事防御价值已不复存在,兄弟民族之间早已千年干戈化玉帛,但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碰撞中融合的历史见证,作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长城将万古长存!作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长城所象征的中华民族精神也必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资料编辑:郝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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