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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2018-1-1 23:1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743 | 评论: 0 |原作者: 周锟 |来自: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改革开放40年---回顾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邓小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为全会从思想根本上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克服“左”的指导思想,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次全会标志着他实际上成为了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北方谈话”思想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历时5天。此前邓小平领导的思想准备工作早已开始进行了,最重要的思想准备工作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邓小平发表的“北方谈话”。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面临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打破思想上的禁锢,尽快扭转局面。但“左”的思想的束缚,许多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功绩和晚年错误,不能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解放出来。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邓小平的思路十分明确。他认为,要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首先就必须打破思想的禁锢,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中央的信中,邓小平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口号,指出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胡乔木曾说:“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是三中全会的思想上的开端。”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引起巨大反响,同时也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人的批评和压制。对此,邓小平认为,这是关系到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的大问题,于是旗帜鲜明地给予了支持。5月30日,他对几位负责同志说道:“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的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7月21日,他再次告诫有关同志:“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次日,他又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正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形成为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彻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大大地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

  到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如火如荼,邓小平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先后去了一些省份,引导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从实际出发,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1978年9月,邓小平应金日成的邀请到朝鲜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归国后,他没有直接回到北京,而是到东北三省及河北、天津走了一圈。这是一次刻意安排的极其重要的调查研究活动,他自己称之为“到处点火”。一路上,他发表了许多重要观点,史称“北方谈话”。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四人帮”要搞的“穷社会主义”荒谬至极,只有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因此,“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许多关于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北方谈话”中实现了破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亲自起草的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提纲

  关键环节:中央工作会议改变原定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按照惯例,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分6个组进行讨论。由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此次会议原来只安排了三项议程:

  一、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

  二、商定1979、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按照这个议程,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并不涉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根本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开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关键时刻,邓小平再一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提出应该在讨论经济工作之前,首先讨论一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支持。于是,11月10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宣布三项议程之后,接着代表政治局宣布:“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新时期总任务总路线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这个问题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根本改变了会议原定的主题。

  代表们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迅速突破了原定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提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他举出六大问题,都涉及到重新评定“文革”中、“文革”前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某些重大历史问题。这篇发言实际上是要纠正“左”倾错误,因而当即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气氛为之一振。聂荣臻在东北组,康克清在华北组,宋任穷、萧华在西北组,以及许多与会同志,都就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并补充提出其他一些必须由中央考虑做出平反决定的重大案件。从这天起,大家敞开思想,讲心里话,讲实在话,提出了尽快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建议。会议开得空前热烈,生动活泼。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时,邓小平并不在国内。11月5日,他开始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这3个国家,为我国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云在东北组发出六发“响炮”的同时,邓小平正在新加坡与李光耀总理会谈。邓小平是11月14日晚上回到北京的。一回到北京,他就马上成为了会内会外的主角。

  11月25日下午,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林乎加、贾庭三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韩英、胡启立的汇报。邓小平指出:“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他还谈到:“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邓小平在与外宾的多次谈话中切中时政,提出很多重要观点,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在告知世界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11月26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邓小平会见了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到:“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当然,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总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时机成熟了。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过去‘四人帮’不让发表不同意见,结果激起了1976年清明节人民的义愤。天安门事件确实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群众自发的啊!反映了人民的觉悟水平、政治水平。”“群众是最希望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不但中央的领导,地方的领导也一样,都一心一意要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向前看。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全党是百分之百的一致。”

  日本时事社当天以题为《没有必要就天安门事件作出新的决定——邓小平副主席谈话要点》,将邓小平的谈话总结为19点。电文从北京传达东京,日本共同社于26日晚对此进行了报道,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路透社——西方四大通讯社先后于当天北京时间19点以后据共同社消息作了转播。

  27日晚7时到11时半,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召集人彭冲、王恩茂、秦基伟、段君毅、汪锋、安平生的汇报。在这次汇报中,大家提出邓小平26日同佐佐木良作谈话的19条可否向干部传达,并根据谈话精神向群众做工作,邓小平表态:“那个谈话的概括基本正确。”华国锋表示:“小平同志和日本民社党佐佐木良作那个谈话

  可以传达。”于是,常委听汇报会上的讲话迅速传达到各分组,邓小平同佐佐木良作的谈话要点,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也在28日印发给会议出席者。这样,邓小平外事谈话的精神迅速在会内发挥作用。

  就这样,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外事谈话,将一系列鲜明观点、明确信号和清晰思路表达出来,在历史转折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引导作用。这次会议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在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坚决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并围绕这个问题,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实行改革开放,为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使三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1978年12月,邓小平(右)和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1978年12月,邓小平(右)和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不朽经典: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12月13日下午4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对这个讲话非常重视,在10月份出访日本之前,他就找有关的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让他们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起草一个初稿。这个初稿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就写了出来。但会议进展很快,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会上又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需要及时地作出回答,例如:如何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如何解决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以后一些群众提出的进一步要求,如何处理全面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现安定团结的关系,如何解决会上提出的人事变动的要求以及可能会由此引起的国际反映,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认识就不能统一,全党就不能很好地团结起来、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邓小平根据会上提出的新问题和国内外的反映,自己用铅笔写了一个约500字的提纲,然后于12月2日找有关同志去谈想法。这个提纲共7个部分:1。解放思想,开动机器;2。发扬民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4。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5。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6。加强责任制,搞几定;7。新的问题。

  12月5日,他又找起草者谈文稿的修改,讲了4个问题:1。解放思想;2。发扬民主;3。向前看;4。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先后两次谈话,明确了讲话稿的写法和内容,确定了基本框架。

  12月9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起草者,逐字逐句地进行审阅修改,又谈了很多重要的意见,文稿的内容基本确定。后来,他又几次约见起草者,谈了一些修改意见,最后作了一些修改和润色加工。从讲话稿的起草过程来看,这个讲话完全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根据他的思想写成的。其中许多重要的话,都是他本人的原话。讲话围绕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着重讲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向前看、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等4个方面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和政策。

  关于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针对人们最为关注的真理标准讨论问题,邓小平再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明确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关于民主问题,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也无法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时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关于向前看,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强调,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没必要。

  关于研究和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还针对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向全党郑重提出了改革的呼吁。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不仅提出并回答了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关注的事涉历史转折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为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总结,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因而它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的主旨和一系列重要观点,为全会所接受并被写入全会公报,成为指导全面拨乱反正和制定改革开放新政策的总的指导方针。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有人曾回忆说:“当时听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就兴奋地预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五大报告将这个讲话誉之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准备,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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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在习仲勋身边的20年——读张志功回忆录


难忘在习仲勋身边的20年——读张志功回忆录
1980年9月,习仲勋同志在广东湛江农村视察时与青年交谈。

    文、图 / 弓 超

  张志功同志撰写的《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读者中赢得了广泛好评。党史专家认为,《难忘的二十年》一书,回顾和记述了习仲勋同志的不平凡经历和高尚品格,重要史实准确,文字生动精炼,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会是一部引导人们深入了解老一辈革命家的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书籍。

  作者张志功曾经担任习仲勋同志秘书20年。在《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他从一个秘书的角度,以自己的所见所闻,用一桩桩感人的故事、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为我们讲述了许多关于习仲勋同志鲜为人知的不平凡往事。如果说,这本书记录了习仲勋同志在建国前后许多重大事件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因而对研究党史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的话。那么,习仲勋同志革命人生所铸就出的那种无比高尚的共产党人品格和风范,则是我们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难得的一本好教材。尤其在今天,正当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时候,读一读这本书,对党员和领导干部改进作风、廉洁自律,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刻的启示作用。

  从《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变革中,勇于担当,大胆创新,具有凛然无畏的改革精神。书中说,1978年,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在下乡调研时,看到群众生活贫困,生产水平低下,内心十分沉重焦虑。他日夜同干部群众谈话,商讨脱贫致富的办法。在习仲勋同志的带领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广东省就开始摸索开放搞活的办法。习仲勋同志集思广益,提出要利用邻近港澳的优势,发展多种经营,大搞补偿贸易,外来加工,兴办出口加工区。并在宝安、东莞、顺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引进大量“三来一补”企业。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经请示中央,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将珠海县改为珠海市。

  1979年4月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同志针对广东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与阻力,在华南组的讨论中直言:“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听了问道:“你们想要什么权?”习仲勋同志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这就是后来广泛流传的“习仲勋同志向中央要权”的佳话。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同志还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提出广东开放搞活的一系列设想,请求小平同志支持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贸易加工区。后来小平同志一锤定音,把“贸易加工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并嘱咐习仲勋同志在广东要带头“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以立法的形式,批准深圳、珠海、汕头等地设立经济特区。从此,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步入一条迅猛前行的通道,这也成就了后来深圳的崛起与繁荣。习仲勋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大胆解放思想,创办经济特区,“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改革创新精神,在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尤其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从《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具有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张志功回忆说,习仲勋同志到广东上任之初,摆在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广东省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加上文革前“反地方主义”等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如何处理好这些冤假错案,既关系到党的威信与形象,也关系到数以万计的受害群众的利益。

  “李一哲”案当时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李一哲”是三个广东青年的化名,他们在文革中多次以大字报的形式提出民主法治建议,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并被判刑。在“李一哲”案的平反中,针对涉案成员的不适当要求,针对他们及相关群众不顾劝说,执意想要搞讨论会、集会等错误举动,习仲勋同志不分白天黑夜,耐心细致,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10次接见涉案成员,反复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青年人经受住考验,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接受省委的意见与劝说。习仲勋同志最终说服了“李一哲”案成员及其他群众,表现出对党对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

  彭湃同志是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革命烈士。在文革中,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诬蔑成叛徒,其家属受到残酷迫害。在为“反彭湃烈士事件”案的平反中,习仲勋同志怀着极大的义愤,痛骂个别企图抵制平反的人。他上任仅仅三个月,就亲自把这个案子抓在手上,亲自到实地调查,掌握证据,很快法办了这伙祸国殃民的犯罪分子。使这桩周总理曾亲自批示,拖了6年的冤案,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就得以彻底平反昭雪。

  所谓“反地方主义”案,主要是指在上世纪50年代对以冯白驹、古大存为代表的海南地方干部的错误批评与处理。当时受此案牵连挨整的干部多达2万余人。由于“反地方主义”案不属于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而是当年毛主席批准处理的案子,因此平反难度极大,有些同志甚至说这是一桩不能触动的铁案。但是,习仲勋同志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事实说话,冲破层层阻力,坚持复查。最终平反了“反地方主义”错案,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为一大批蒙冤干部恢复了名誉。习仲勋同志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共产党员风范,是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

  从《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始终坚持群众观点,遇事从群众利益出发,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张志功在书中写道,习仲勋同志初到广东时,面临着如何认识和处理当时出现的逃港风潮问题。当时的广东,仅1979年1月至5月,发生偷渡外逃者就有11.9万人,逃出2.9万人。在惠阳地区,外逃人数占全省外逃人数的60%以上。长期以来,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被视为阶级斗争在边界上的反映,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为了弄清楚群众偷渡外逃的原因,习仲勋同志亲自到宝安县进行调查。他看到对面的香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晚上灯火通明。而我们这边大片土地荒芜,村里只留下老少妇孺,个别村子甚至十室九空,许多村子没有通电,晚上一片漆黑。他还了解到,同是一条深圳河,我们这边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香港那边的人均年收入是1.3万港币。香港和内地两边生活水平相差如此悬殊令人震惊。看到路途上因外逃被押解回来的一队队群众,看到收容所里恶劣的生活条件,习仲勋同志不禁潸然泪下,他痛切地批评道:“当年我们对胡宗南的俘虏都要讲政策,对群众就更要注意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对于外逃群众问题,根据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习仲勋直率地说:“我们自己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敌人!”“要怪就怪我们没有把群众生活搞好,没有制定好的政策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习仲勋同志一针见血地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关键是治本,发展生产,把我们这边的人民生活搞上去!

  关心群众,心里想着群众,是习仲勋同志一贯的作风。1954年底,陕西一封群众来信向国务院反映统购统销的问题。信中说,统购统销以后给群众的食油供应比旧社会还紧张,群众编了个顺口溜:“食油四两,想起老蒋”。来信还说,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干活,木轱辘没有油润滑发出了‘吱吱’的叫声,农民就骂道:“我都没油吃,你还叫唤啥哩”!说完向车轱辘撒了泡尿,用这种方式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认为,来信反映的问题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秘书向周总理、毛主席写报告。秘书觉得来信举例有点情绪化,又太过粗俗,就没写进去。习仲勋看后说,一定要写这些事例,说法虽然欠妥,但的确是民情民声,而且事例真实生动,有说服力。报告送周总理、毛主席阅处后,有关方面很快采取措施解决了食油供应紧张问题。

  1960年7月,革命老区陕西省耀县黑田峪大队派人带着7000元钱,到河南洛阳买胶轮马车。途径渑池县时,被怀疑“投机倒把”,人被扣留,款被没收。原来困难时期河南省有文件规定,象胶轮马车这类属于“三类物资”的东西,不许出境。后经一再解释才把人放了,而买车钱却拒不退还。当时的7000元钱,对一个陕北山区的生产队来说,是一笔巨款,这样被没收,怎样向社员交代?无奈之下,大队支书亲自跑到北京找习仲勋同志诉苦求情。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同志听后,当即给河南省委做工作,追回了买车钱。习仲勋同志这种时时刻刻心里想着群众,真心体谅群众安危与疾苦的优秀品德,是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效仿的楷模。


     难忘在习仲勋身边的20年——读张志功回忆录(2)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习仲勋同志和夫人齐心在深圳。站立者为张志功。
    一九五八年四月,习仲勋同志陪同周恩来总理去三门峡水库视察途中在飞机上研究工作。后站立者为习仲勋秘书张志功。

  从《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具有功高不居,谦虚谨慎,严于律己的领导干部优秀品质。

  张志功在书中回忆:1959年,中央要提名习仲勋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知道后,郑重地给中央写信说:“看到新提副总理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心情颇为不安。回忆几年来任职国务院秘书长期间,工作没有做得很好,内心十分歉疚。我仍愿意在下届国务院谨守原来工作岗位,特恳请中央考虑在新的名单中把我除名,另提别的同志为新增副总理。”在革命战争年代,习仲勋同志曾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与领导者之一。1949年,习仲勋同志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西北局书记。1953年起又先后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长。可以说,习仲勋同志功劳大,资历高。但是,在新的更高职位面前,他却自谦不足、肯于辞让。

  对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习仲勋同志要求更严。他的大儿子习正宁文革前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秦岭山沟里一个科研单位,一干就是13年。后来解放军后勤学院恢复时,从陕西选调的3个专业人员中就有习正宁。在办理调动手续时,习仲勋同志知道了,亲自出面阻止。开始习正宁感到有些委屈,认为这完全是正常调动,与父亲没有关系。但习仲勋同志却教育儿子说,我刚刚恢复工作,你就调回北京,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从此,习正宁一直留在陕西。

  1980年10月,习仲勋准备调中央工作,秘书张志功也将随同调动。广东省委有的领导认为,张志功从1950年起就担任习仲勋同志秘书,前后任科级职务30多年,不提拔不公平。建议由“正科级秘书”提拔为“副处级秘书”。在办理任职手续时,习仲勋听说了,严肃批评有关领导“违反组织原则”,“影响恶劣”,并要有关4位同志“深刻检讨”。习仲勋同志的共产党员品格,正如毛主席曾经表扬的那样,把“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他身居高位,为人民掌权,却不搞特殊化。这种精神,为我们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典范。

  从《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曾经在党的统一战线领域做出过许多卓越的工作。张志功同志说,无论在党内党外,习仲勋同志做统战工作都被称为“统战工作的典范”。更有人赞誉他是“统战大师。”的确,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习仲勋同志都能把党的统战工作发挥到一个极致。习仲勋同志常说,干革命,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在开展统战工作中,习仲勋同志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青海。在收复青海藏族昂拉部落头人项谦的工作中,习仲勋同志力主采取政治瓦解的方针,反复说服,争取项谦转变。针对项谦的反复无常,有的同志急于军事进剿,习仲勋同志反复强调“万万不可擅自兴兵。”经过长达两年的争取说服后,项谦终于感化归降。毛主席后来说:“孔明有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来了十擒十放。”毛主席见到习仲勋同志时还风趣地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七放,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几乎在同一时期,习仲勋在对甘肃省甘南藏区藏族首领黄正清开展的统战工作,也取得明显成效。促使黄正清率领藏军起义。黄正清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与习仲勋成为终生挚友。

  习仲勋同志与十世班禅大师的友谊更是一段佳话。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在西安与班禅相识。当时,班禅只有13岁,仅比习仲勋的长子习正宁大两岁。那时,习仲勋经常把班禅接到西北局大院和习正宁玩耍。到北京后,几乎每个春节,班禅都是和习仲勋一家一块过的。西藏和平解放后,十世班禅从青海返藏,习仲勋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在西宁为他送行,还亲自组织指挥护送班禅进藏。他们为西藏的安定团结、繁荣发展共同做了许多工作。1978年习仲勋到广东工作,班禅专程到广州看望。一见面就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1989年1月,班禅大师在西藏主持灵塔开光典礼时,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习仲勋十分悲痛,亲自撰写《深切怀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习仲勋和班禅结下的40年的深厚友情,是一位中国共产党人一位与宗教领袖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真实写照。

  类似这样的友谊与交往,在习仲勋同志身上还有许多。习仲勋与张治中、屈武、傅作义、邓宝珊等,与少数民族及宗教上层人士喜饶嘉措、赛福鼎、包尔汉、马腾霭等人之间的友谊,都能讲出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可以这样说,习仲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上一面不朽的旗帜。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更加需要我们发挥和运用好党的统一战线的优良法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积蓄正能量。在这方面,习仲勋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示范。

  从《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我们看到,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习仲勋同志始终保持着一个人民公仆的本色。张志功回忆说,1958年习仲勋同志代表国务院到陕西基层考察工作,一些地方干部组织群众及小学生举着小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习仲勋同志严厉批评这种做法,说干部搞特殊是不正之风,还说自己虽然“官”做大了,但也只是一个人民公仆,没什么了不起,何必搞这一套。

  1978年,习仲勋同志在刚到广东省担任书记时,到基层调查研究,每到一县,县委领导班子都到县境迎送。对于这种迎送领导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法,习仲勋同志认为影响不好,脱离群众。他带头制止这种奢华做法,并要求秘书张志功每到一地都必须通知接待单位,不许搞迎送。

  习仲勋在广东任职的3年时间里,省委配备的进口小轿车他从来不坐,每天上下班、外出开会、下乡,一直坐着一辆小面包车。习仲勋同志长期生活在北方,特别不适应广东的酷暑,夏天热得大汗淋漓。澳门知名爱国人士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主动给广东省委送了3台空调,并指名给习仲勋同志一台。秘书以为习仲勋能够接受马先生的好意,谁知他坚决不肯接受,当即叫秘书张志功原封不动地把空调送回省委接待处,并嘱咐要装到省委会议室里让大家共享。习仲勋同志这种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廉洁从政的作风,是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最好的表率。

  张志功同志在《难忘的二十年》一书中,还通过大量生动感人的故事,介绍了习仲勋同志爱护干部,重视人才,重视文化工作以及热爱家庭,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伟人胸怀和情操。这本书,是研究习仲勋同志革命经历的重要历史资料,是缅怀纪念习仲勋同志革命人生的最好文字,也是留给我们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来源:海内与海外

编辑:郝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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