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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2018-1-3 19:52|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92 | 评论: 0 |原作者: 梁星亮 |来自: 陕西日报

摘要:1945年9月3日,国民政府庆祝抗战胜利酒会上,国共两党领袖举杯共庆。1945年9月3日,延安庆祝抗战胜利大会。西安钟楼抗战胜利图片展。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 ...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1945年9月3日,国民政府庆祝抗战胜利酒会上,国共两党领袖举杯共庆。

1945年9月3日,延安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西安钟楼抗战胜利图片展。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自由、民族解放的战争。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人民的觉醒与动员、抗争与奉献、奋斗与胜利,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毛泽东在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曾预见性地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70年前那场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弱国战胜强国的抗日战争,不仅印证了毛泽东的卓识远见,也见证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独立、维护民族尊严的威力和毅力。

人民的觉醒推动了全国性抗战的实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寇深祸亟、亡国灭种的危险更加严重地摆到了每个中国人的面前。

在民族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是大而弱的中国对小而强的日本的一场反侵略战争。日本是小国,也是“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但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兵源丰厚的大国。中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日本,只有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进行人民战争和持久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中国共产党全民总动员的号召下,在抗日救国历史大潮的推动下,在中国大地上,不仅有几百万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同日本侵略军拼死厮杀,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无处不涌动着群众性抗日救亡的高潮,其波及地域之广阔,参加成分之广泛,斗争声势之浩大,采取形式之多样,都是过去的救亡运动所不能相比的。

民族觉醒彰显了民族精神的高扬。全国性抗战爆发后,各阶级阶层、人民团体、海外侨胞、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手臂相挽,誓死抗击。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李红光领导的朝鲜族人民义勇军、游击队,陈翰章领导的满族人民东北游击队等,都是抗日战场上人民抗战的杰出代表。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解囊捐献、回国回乡参加抗战。山西五台山的和尚提出“我们也是中国人,出家不出国,抗日救国也有我们的一份儿!”据统计,光参加新四军的僧侣,先后就有千余人。

民族觉醒体现了国共两党共御外侮的精神。全国性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抗战旗帜,坚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推动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求同存异,结束了十年分裂对抗的局面,联手抗击日本侵略者。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有了较大转变,一方面比较积极对日作战,一方面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诺言,从而使“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全国军队,包括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统一编制,开赴抗日前线,形成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局面。两个战场在战略上互相配合,在战役上互相策应,表现了共赴国难的协作精神。抗战初期,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平型关及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抗日将领,以血肉之躯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在战争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坚持,敌后战场的发展,消灭和牵制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开辟的广阔的敌后战场,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中流砥柱。

人民是持久抗战的强大后盾

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也是一场持久战争。

全国性抗战的实现,持久抗战的坚持,必须通过人民群众的支持来实现。战争中,“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

在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不仅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保证了抗战能够长期坚持。山东人民为了支援八路军,千方百计把节省的粮食送到部队,把生产的棉花和布匹做成军衣、军鞋供应部队。中共胶东特委奉命在金城招远创办秘密金矿,黄金的筹集和运送异常艰险,胶东人民为争夺黄金资源,与日、伪军进行了殊死搏斗,秘运矿石到根据地炼金厂,再将成品金通过地下交通站运往延安,一次秘送至延安的黄金达两万多两。

在国统区,战争的破坏和苛捐杂税使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但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为抗战捐献了大量钱物。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从城镇到乡村,各行各业的民众自愿把现金、金银、珠宝首饰,甚至衣物、口粮等无私地捐给国家。上海市民得知新四军战士缺衣少药时,立即发起了“节约献金”、“劝募寒衣”活动。仅1939年一年,上海募捐机关就收到17万元,并购买成棉衣、背心、胶鞋送到了新四军手中。

人民是持久抗战的力量源泉

人民群众是抗日战争最深厚的力量,也是创造战略战术的源泉。当时的中国,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最广大的民众是农民。开辟与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持久作战的核心与关键。

抗战初期,当国民党军从前线溃退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挺进敌后,在乡村、民众中深深扎根,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失地,并逐步从山地扩展到平原,建立起了一个个抗日根据地。抗战相持阶段,华北八路军各部派出武装工作队、武装宣传队和小分队,分赴日、伪占领区发动民众、镇压汉奸,争取和瓦解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主力部队的作战和游击战的开展。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敌后根据地几年来的经验证明,“组织众多的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各方面任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去袭击敌伪,组织人民,以配合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有很大的效力”。

八路军紧紧依靠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实行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各部队采取精兵主义,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抽调大批精干部队充实到各区、县,普遍加强人民武装建设,实行民兵联防,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围困战、捕捉战、窑洞战、攻心战、交通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丰富多彩的战术;胜利进行了潘溪渡战斗、黄崖洞战斗、宋庄战斗、田家会战斗、甄家庄战斗、韩略村战斗,及沁源围困战、冉庄地道战、五丈湾地雷战等,以各种灵活的方式同日军斗争,使日军防不胜防。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这样写道:“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

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游击战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一方面向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请教游击战战法,一方面将一定数量的正规部队置留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但由于其动员民众的工作不力,敌后政权仍沿用旧的治理方法,地主豪绅成为行政核心,致使地方武装规模剧减,民众自卫武装力量被削弱,游击战难以维持,成批的国民党游击部队投降日军助纣为虐,助长了日军蹂躏、屠杀中国人民的骄横和癫狂。

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要求各地“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解放区民众积极行动起来,配合主力部队展开全面反攻。晋察冀边区各界群众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口号下,以战斗的姿态和战时的组织,展开支援前线活动。据记载,冀热辽区民兵、群众,组织了数千人的战勤队伍,随军挺进东北;冀中区民兵和群众对平汉、津浦、北宁、石徳、沧石等铁路、公路干线进行连续破击。晋绥边区崞县3000多群众分成20余支参战部队,配合部队破击敌人交通线。晋冀鲁边区反攻大军在广大人民支援下,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

从8月11日至24日,边区部队共收复县城28座,攻克日、伪军据点300余处,切断经过边区境内的所有铁路,对敌人占据的大城市形成包围态势。山东解放区仅1945年8月就有1万多青年民兵报名参军,直接参加反攻作战;他们创造了“车轮战”、“推磨战”、“地雷战”等游击战术。

从8月9日到22日,华中根据地军民在大江南北解放县城17座,重要市镇近200个,歼灭日、伪军1.2万余人。当新四军到达新区时,深受日、伪军蹂躏的广大人民热烈地欢迎他们。为迅速建立起新区新秩序,根据党的政策,新四军没收敌伪财产,逮捕罪大恶极的汉奸,与一切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广泛合作;大力组织工人、店员,建立人民自卫武装;发动群众追查汉奸,检举投敌附逆的作恶分子;组织广大群众支援人民军队的反攻作战,为最后歼灭侵略者尽力。

人民的英勇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与赞誉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反法西斯战争,是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的主战场。

“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起,达14年之久。而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的全国性抗战,先后有2亿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参加,并付出了巨大代价。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的伤亡达3500多万人;有形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无形的财产损失则不计其数。从这些数字可知,中国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面对侵略成性、嗜血成性、掠夺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中华民族绝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无数热血青年、中华才俊挺身而出、义无反顾。据不完全统计,抗战中,解放区人民被日、伪军屠杀致死者达317.6万人,被日、伪军俘捕者达27.6万人。东北抗日联军反“讨伐”作战中,八位女战士投江殉国;晋察冀军民粉碎日军“百万大战”中,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淮北新四军刘老庄全连82人为抗日壮烈牺牲;国民党军中有“八百壮士”,等等。这些英雄群体,是千百万抗日军民不畏牺牲、血战到底的缩影。

在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中,铁道游击队英雄洪振海、爆炸英雄李勇、神枪手刘二堂、“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等,光彩熠熠的形象,将永远镌刻在人民心中的纪念碑上。北京密云县一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了前线,他们全部战死在了沙场……这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们,“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其中既有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有以美国、英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也有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既有政府的,也有民间的;既有舆论的,也有军事装备的,还有亲自来华的。苏联航空志愿队先后派了近千架飞机和2000多人,有近200名志愿队员牺牲在了中国的土地上。美国飞虎队不仅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还为运送战略物资而冒险开辟了驼峰航线,为中国抗战胜利立了大功。不远万里来中国的白求恩等外国医护人员在前线救死扶伤,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英国学者林迈可夫妇到延安后,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造了可发射到美国旧金山和南印度洋的发射机;美国学者李敦白在中国从事电讯技术和英语播音工作;被称为“第一个拿起枪杆子保卫中华民族的欧洲人”——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奋战在山东抗日前线,后来不幸牺牲于沂蒙山区。

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崇高赞誉。1940年8月后,英国处于德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中,首相丘吉尔为鼓励英国人民作战,提出“效法中国”的口号。1941年10月,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为鼓舞苏联军民士气,同样提出了“效法中国”的口号。1941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1945年1月,罗斯福再次指出:我们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1945年5月,中共代表董必武代表中国解放区,参加了为筹备成立联合国而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国际会议。期间,董必武将英文版的《解放区实录》分发给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外国记者及美国人士,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军民在抗击日军、政权建设、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成就。董必武还广泛接触美国人士,到华人聚居的地方参观访问,到华美协进会演讲,向侨胞介绍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阐述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各项政策,给外界留下了良好印象。

6月26日,联合国大会举行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董必武与其他中国代表分别在宪章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历史瞬间,昭示着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的尊严,记载着中共对创建联合国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见证着中共从西北一隅走向世界,也预示了未来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人民的选择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主体地位赢得了广大人民热诚而坚定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她严密组织群众,集中群众力量和智慧,扎根于群众之中而立于不败之地。

在解放区,党把陕甘宁边区建成了局部执政的“示范区”,向世人展现了边区人民精神焕发、人际关系融洽、社会秩序井然的景象。在艰苦困难的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一方面坚持抗战,打击日伪,保卫人民;一方面开荒种地,共渡难关,减轻群众负担。在广大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广大农民团结一致,鱼水情深,建起了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和摧不垮的血肉长城。在国统区,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使各中间人士对共产党由不了解到了解,由不熟悉到熟悉,由不信任到信任,直至赞成和支持,使党在国统区的影响力迅速提高。

国共两党的不同作为,影响和教育了广大人民。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就指出:“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抗战前,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有几万党员和几万军队,但她在政治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下,提出一整套足以克敌制胜的正确和有效的方法,从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民族存亡危机之时,中国共产党相忍为国,主动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把苏维埃时期推翻国民党的方针改变为“联蒋抗日”,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将工农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把抗日根据地工农民主专政政权改变为实行“三三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如此等等,都合理地调节了国共两党和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在抗战相持阶段,当国民党内部分人对坚持抗战发生动摇甚至叛国投敌时,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使国共合作坚持了下来。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使人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和考验,中国共产党党员由3万余人增加到了121万余人;中共武装力量从3万余人增加到了正规军127万余人、民兵286万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是全国抗日的模范,也是全国民主的模范,是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未来新中国的雏形。国民党由比较努力抗战,到实行“限共、溶共、反共”政策,发动军事反共,压制抗日进步力量,大大影响了抗战力量的发挥,其抗战功绩也被腐败所冲淡、被反动所抵消,并在全国人民中丧失人心,决定了其战后的失败命运。

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把广大工农群众凝聚在了自己周围,且团结了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士。“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被称为“中国通”的美国人谢伟思当时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写道:“随着国民党失败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中国国内的不满在迅速发展。党的威信空前低落,蒋越来越失去作为领袖曾一度享有的尊敬。”“这里(指解放区)到处都强调民主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共产党将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其言是也。

人民一旦有了选择,所迸发出的力量将是巨大的!它足以摧毁一切旧秩序,创建一个新世界。

抗日战争锻炼了伟大的人民。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为民族前途和命运而抗争的意识,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对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追求。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奋斗牺牲,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今天,中国人民将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伟大抗战精神的激励下,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执笔:梁星亮) 

                   编辑:王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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