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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共的干部调配(1945~1949)

2018-5-29 22:02| 发布者: 网页投稿| 查看: 798 | 评论: 0 |原作者: 何志明 |来自: 晋绥网

论中共的干部调配(1945~1949)

论中共的干部调配(1945~1949)

 (何志明

 

[摘  要抗战胜利后中共陆续向东北以及南方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干部调配工作。作为中共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干部流动,此次调配对于新区地方政权此后的人事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干部的派遣区域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有规律可循,即与当时的五大主力部队的运动轨迹大致契合。面对组织的调遣,逃避、消极乃至抗拒者不乏其人,但大部分干部都选择了南下并扎根当地,最终成为新中国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者与建设者。

[关键词] 抗战;中国共产党;东北;南下干部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即向东北大量派出干部,由此拉开了大规模干部调配的序幕。内战期间除调运大量兵力外,中共还动员了为数众多的干部前往交战区(新占领区)参与接管工作。在中共党史上,此时期前往南方新解放区的干部被称为“南下干部”[①],他们在接管过程中逐步扎根当地,并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②]。但学界对这一干部群体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③]。许多重要问题仍然有待厘清,如内战期间大规模调配干部的经验来源、中共中央调配干部南下的总布局以及后者面对调遣时的选择等。有鉴于此,笔者拟运用相关原始资料,就上述问题展开探讨,以期对既有研究略有补益。

 

       一、“闯关东”:抗战后的首次大规模干部调配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共即向东北大规模派出干部,此举不仅为夺取该地奠定了基础,还为后来向南方新解放区派出干部积累了宝贵经验。实际上,早在抗战期间中共即已意识到东北的重要性,并着手进行准备工作。

毛泽东是较早注意到该问题的中央领导人。1942年,他在与刘少奇的一次通信中即提出以后将八路军和新四军集中到东北的设想[④]。同时,他还在1944年5月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的发言中即提醒全党要“注意东北”以及“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⑤]。在此后的“七大”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东北的重要性:“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前,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⑥]。在他的提议下,东北籍干部万毅、林枫等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一度成为政治真空地带。中共中央在日本投降当天即决定在一周内组织一个中央干部团(连级到旅级军政干部)前往东北,人数达一千余人[⑦]。为了尽快向东北派出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在选调标准上主要以东北籍干部为主,例如林枫、吕正操、万毅、张秀山等。两天后,中共中央致电晋察冀、晋绥分局和太行、太岳区党委,要求将该地所有东北籍以及在东北工作过的干部,调集起来作为第二批干部开赴东北[⑧]。一场干部“闯关东”的历史帷幕随之拉开。

山东、晋察冀等地是抽调干部的重要区域[⑨]。1945年8月17日,山东分局发出指示,决定派遣干部前往东北,并对各专区抽调的干部人数、配置作了安排。例如规定由胶东区派出二百人,鲁中、滨海区各调地方县、区干部五十人,而县区两级应“适当配备党政、财经、地武、民运各种干部”[⑩]。为了催促各地尽快派出干部,该月29日,中共中央致电山东、晋察冀和冀鲁豫分局,要求被抽调的干部“应迅速出发”,以东北军或义勇军的名义进入东三省,占领东北农村及中小城市,“越快越好”[11]。由于此时中共中央对于东北的情况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并未大规模地向该地派出干部。然而,一名不速之客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现状。

9月14日,一名苏军驻东北代表乘机抵达延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转达了苏方高层的意见,即苏军撤退以前国共两党军队皆不得进入东北,但他同时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那就是苏军即将撤退。在获得这个关键信息后,中共中央当天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并立即安排大批干部出关[12]。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领导工作,中共中央陆续派出了为数可观的高级干部。以东北局为例,除拥有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占政治局委员总数近三分之一),还有6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中央委员[13]。仅以拥有中央委员(含候补)的人数而言,东北局已然成为中共中央当时最为重要的派出机关。

在组建东北党的领导机构后,中共中央随即大规模地向东北派出干部。15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华中局,要求他们向东北派遣一百个团的军事干部外,还需配备相应的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干部,然后经海路或铁路迅速入关[14]。因拥有与东北隔海相望的地理优势,山东依然是抽调干部的重要地区。9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称要“控制东北,除开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完全是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要求其“迅速动作,越快越好”[15]。但问题在于,若将抽调重点全部放在山东,势必难以完成如此紧迫的接管任务。彭真特地致电中共中央,称“如果专靠山东,万一此着落空,东北全局必输”。因此,他建议除抽调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外,还应从晋察冀等地抽调干部[16]。根据他的意见,中共中央在从山东调派干部的同时,也在晋察冀、华东、延安、晋绥等地开展抽调工作[17]

为了向东北派出尽可能多的干部,9月29日,刘少奇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给山东与东北的电文中明确指出,“目前决定一切的一环”是在二十天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要求胶东、辽东做好准备,以便协助干部们通过海路进入东北,并断言若不赶紧渡海,“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18]。由于此时国民党已开始向东北大规模运兵,中共中央显然有些焦急。然而东北地域辽阔,兼之任务紧迫,东北局所属干部一时之间不敷分配。10月27日,东北局致电在北满的陈云、周保中,要求“用一切方法接收各省及重要市县,一切干部都应尽量派入政权中占住位置”[19]。陈云却在复电中着急地表示:“眼前我们最困难的是缺少干部。我们想一个部队派一个老干部都无人可派,城市一接收,公安局、市府、银行等等不知如何安干部。真急死人。”[20]东北接管干部的紧缺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的催促下,大批干部不断从海路与陆路进入东北。据1945年12月底统计,入关的干部达到了两万人。这种大规模运送干部,“是中共自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又一次长途大行军”[21]。事实证明,由于中共及时向东北派遣大量干部与军队,最终奠定了夺取该地的基础。不仅如此,国民党在东北的势力全线崩溃之后,中共中央又大量抽调干部出关,跟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参与接管工作。

 

       二、内战时期南下干部的准备与调配

 

在对东北展开激烈争夺的同时,国共两党之间在关内的战争亦随之全面爆发。随着中共从战略防御转入进攻阶段,其所占领的领土面积也急速扩大。与东北情况类似,这些地区同样急需大批干部前往接管,以便更好地动员民众支援前线。但这个接管范围较之东北地区更为广阔,所需干部数量自然也更加庞大。为此,中共中央从东北、华北、华中抽调了大量干部南下,此次调配遂成为中共党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干部流动。

中共党内较早地注意到新区接管干部缺乏问题的是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1948年8月24日,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事先对新区划分军区,并以军(分)区为单位配备相应级别的党政军机构,组成一个临时干部支队,这样“一路展开,收效必快”,即提前按照行政区划配备待接管区的各级领导班子,随军沿途参加接管。同时,邓小平还提醒中共中央要为即将占领的新区准备干部:

“新区所需干部数目极大,中原现有干部,计华北调来的一万一千,华东调来的六千,军队抽出者万余,共约近三万,不过这批干部以村级为最多,质量不算高,如全用现职区以上干部,当可大大减少。同时我们总感到干部补充甚不及时,影响工作甚巨,特别是财经干部太少,更感苦恼。按中原区需用干部的标准,如在江南开辟一万万人口的区域,所需合格干部当在三四万之间,应请中央预为准备。”[22]

邓小平的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为了总结与检查两年来的战争,同时部署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鉴于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干部需求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23] 为此,会议正式通过了《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

该决议预计到了1950年,中共辖区内的人口将从1.6亿增加到3.3亿,控制的县市将从586个扩展到1000个左右。按照每个县需要配备75名县区级干部的标准,以500个县计,将需要县级干部37500人左右,地委干部6000人,区党委级干部1360人,中央局干部1200人,另外还需要准备7000个城市工作干部,总计达5.3万人。根据推算,中共中央按照区域进行了任务分配:“华北一万七千人,华东一万五千人,东北一万五千人,西北三千人,中原三千人”,并要求分别在1949年6月和12月完成[24]

接到该决议后,各中央局迅速以此为基础向各下属单位分配抽调数字。例如华东局决定将中央分配的1.5万名干部“完全由山东来负责”,且必须“包括区党委级至县委的全套架子”。此次山东干部抽调主要分两期完成,第一期为1948年12月底,首先抽调3000人;第二期为1949年2月底,抽调1.2万人[25]。经过山东党组织的协调并克服重重困难[26],最后实际外调干部为22968人,显著超过了华东局布置的1.5万人,而且“质量一般比留职者为强”[27]。此次调配成为内战期间山东派出大批干部南下的开端。

因战局形势发展太快,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新区接管任务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就干部调配问题连续作出了多个决议或指示[28]。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渡江南下干部的指示,要求华东、中原、华北和东北局在2月底集中2.3万名干部,培训后统一由华东局分配使用。与前次不同,该指示首次明确了这些干部的具体接管区域。例如华北局集中的八千名干部进军江南地区;豫皖苏分局[29]所属及皖西区党委干部,负责接收芜湖和皖南地区,而豫皖苏的其他大部分干部则使用于武汉方向;东北局抽调一部分城市干部协助华东局接管上海;华北局、中原局剩余的抽调干部则均应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使用于湘鄂赣三省及两广方面”[30]。从这些干部的接管布局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主要是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划定接收范围,故以中南、东南为主要区域。

待东南地区局势初定,中共中央命令二野西进占领大西南。为了给西南与西北地区配备干部,194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再次从华北、东北和山东抽调干部,以便接管西南、西北七省,并特别要求华东局、山东分局以及苏南区党委“应担负帮助二野经营川黔两省的干部”[31]。但该指示并未向各抽调地区下达具体数字,以致在实际操作中存在问题。6月11日,中共中央将此次抽调的干部数量确定为3.8万名,同时向相关抽调单位分配数字。根据估算,四川、贵州两省需要一万六千名干部,主要由华东局(邓小平此时为华东局书记)解决,而山东分局、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华中局[32]协助解决一部分。为了使这些南下干部顺利开展工作,中共中央要求“应尽可能抽选粤、桂、滇、川、黔各省籍的干部。凡熟悉各该省情形而又能抽出者,均应抽出派回。”[33]此外,鉴于之前各地已“尽了最大努力”抽调了5.3万名干部,而实难完成此次近四万人的任务,无奈之下,实际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安子文决定从各野战军中抽调干部从事地方工作,即“变战斗队为工作队”[34]。这些军队干部转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干部的不足。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将这些干部在全国范围内的总体布局进行一次较为全面地梳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东北南下干部大队

“九月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从东北的松江、吉林、合江等九个省抽调干部6000余人,以省为单位组成干部大队前往江西。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的张秀山在1949年3月与4月,分别派出区级以上干部共计2163人,且这些南下干部“都是经过了两三次的严格审查过程后,挑选出来的农村区级干部的优秀分子,大多有三年以上的文化程度,参加工作时间不算长,多数为两年,少数两年以上”[35]。同时东北局按照东北九大行政区将干部分为九个大队组成南下干部大队。截至6月27日,从东北南下江西的干部共计6038人,其中老干部2124人,新干部3914人[36]。经过培训,干部团跟随四野南下并于该年5月至6月抵达江西,然后前往吉安、赣州、九江等地接管[37]。此外,他们当中一部分人还参加了西南服务团(后述)前往大西南,如李大章(后任川南区党委书记)等。

           四野南下工作团

第四野战军在完成东北作战的任务后迅速入关,负责经鲁豫攻占两湖、两广等地。为了解决接管干部的不足,1949年3月初,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四野以南下工作团名义在北京招收青年学生、工人等南下参加接管,共计1.2万余人。在经过半年学习、甄别与淘汰后,将他们按照“总团—分团—大队—中队—分队—小队”的结构进行组织起来,然后随军南下[38]。工作团下设三个分团,总人数近九千人,主要负责接管湖南、江西、广东、广西[39]

           晋中南下工作团

1949年2月,为了完成华北局分配的外调干部数量,山西晋中区党委抽调一半的干部南下,成立“晋中南下区党委”,后更名为晋中南下工作团(后该工作团陆续有太行、冀中区以及察哈尔省的干部加入),下设6个地委、36个县委,216个区委班子,共计3070人。区党委书记为原晋中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武光,副书记为周小舟。1949年4月底在石家庄集中训练准备南下接管湖南省。当部队抵达开封后,鉴于湖南省委与政府已在天津成立,故决定将南下工作团干部从区党委到县委“压一级安排”,例如区党委书记武光任长沙地委书记,原定的地委书记薛同连为地委民运部长,原地委宣传部部长华国锋为湘阴县委书记等。南下工作团整编后的三个地委分别接收长沙、衡阳和会同等地[40]

           南下(西进)支队

在接到中共中央要求抽调1.7万名南下干部的指示后,华北局于1948年10月底向各地分配任务,要求抽调的干部“均应组成完整的区党委(从区委到区党委)”,“每区党委合计干部为二千数百人”[41],同时规定北岳、太行、冀中、冀南、冀鲁豫五个区党委各自准备一个南下的区党委架子等[42]。例如在冀鲁豫区,区党委和九个地委共计抽调3362人[43],并于1949年2月初基本完成[44]。据统计,华北局此次抽调的干部达到5900多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并于1949年5月接管赣东北。后因中共中央命令二野西进大西南,故南下支队将赣东北移交给新成立的江西省委,然后继续跟随部队前进,改名为“西进支队”,最后成为接管贵州的主要干部群体[45]

           长江支队

在组建“南下支队”后不久,1948年12月,华北局再次决定从下属太行、太岳两个区党委抽调干部。此次抽调的对象主要为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干部,并将其组建为1个南下区党委、6个地级单位、30个县级单位和199个区级单位,这些干部于1949年3月22日在河北武安县集结,成立“南下区党委、行署以及军区”,对外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简称长江支队。该支队下设6个大队,30个中队,连同警卫与勤杂人员共计4500人,支队负责人为冷楚、周壁。长江支队在武安待命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将其划归华东局管辖,跟随三野过江接管苏南,并组建苏南党委、行署。但后因战局发展太快,他们抵达苏南前,该地已被二野接管。在这种情况下,华东局除将该支队留下一部分前往苏南外,大部份派往福建,原“长江支队”所属的六个大队直接改为六个地委和行署,分别前往建瓯、南平、福安、闽侯、晋江、龙溪专区接管旧政权[46]

          华东随军服务团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福建省主要由三野第十兵团负责接管。与其他地区类似,该省同样面临严重的接管干部荒,前来福建的“长江支队”、福建地下党(游击队)和军队转业干部人数依然有限,只能勉强配备县区以上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但其他干部数量仍然严重不足。而福建当时还有几十座中小城市,其中包括福州、厦门、泉州等近代以来对外经济交流较为频繁的城市,需要一批有文化、熟悉城市特点的干部前往接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49年6月17日,华东局决定“在沪积极招收三千名知识青年和职工到闽”[47]。经过上海市青年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的发动,招收了学生两千余人[48],外加南下干部200多人,共计3000余人,正式组成“华东随军服务团”,以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担任团长。全团共编4个大队,21个中队,[49]并于10月份随同第十兵团抵达福建。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在中共中央抽调3.8万名干部的指示中,华东局负责其中的1.4万名,而后者要求山东承担1.2万的抽调任务。经过努力,山东分局于8月完成了这一任务[50]。华东局将这些山东干部集中于临城,在对其进行训练后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设一支队(鲁中南区)、第二支队(华东局直属机关、昌潍特区)、第三支队(渤海区)、第四支队(胶东区)。[51]在经过集中训练后随军南下。第一支队主要分配到浙江[52];第二支队接管上海;第三支队前往浙江、上海,大部分南下福建;第四支队前往苏南、福建以及参加西南服务团进军大西南[53]

           西南服务团

西南服务团,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为1949年夏京沪杭战役后,中共中央华东局与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为了进军大西南而组建的一支随军接管干部队伍。按照部署,二野负责进军云南、贵州、川东、川南以及重庆市。[54]为尽快筹备接管干部队伍,华东局决定组建随军干部工作团,并将其命名为“西南服务团”,直属于二野政治部,以二野副政委宋任穷为首任团长,并于6月25日正式在上海成立,主要面向江浙地区青年学生、工人以及知识分子招收学员,共计近两万人[55]。1949年10月25日,西南服务团跟随二野抵达湖南常德后,二野前委和西南服务团总团部对干部队伍进行了调整,按照各自接管区域分为川东支队、重庆支队、公安支队、云南支队、川南支队、第三、四支队、直属技术大队和直属财经大队、川干支队[56]和贵州干部队。因此,西南服务团是接管川东、川南、贵州、云南等省(区)地方政权的重要干部来源。

             西北入川工作团

川东、川南以及重庆市由“西南服务团”参与接管,而川西、川北区和西康省的接管干部“主要来自西北南下工作团和第十八兵团”[57],具体负责选派干部进入川西北的是中共晋绥分局。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平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列席了此次会议,他于4月在晋西北兴县传达中央关于进军四川的指示。当时中共中央给晋绥分局的任务是抽调晋绥地方干部随军入川,并配备川西(包括成都市)、川北及西康省的各级干部。为此,晋绥分局决定晋西北、晋西南每个地委、县委都要配备二至三套地、县干部入川。经过选调,最后集中了3600余人,其中地委书记、专员17人,地委级干部38人,县委书记、县长、部长级共170余人,区委书记、区长及县科级干部约250人,其余为一般干部[58]。 7月初,全体南下干部集中到临汾晋绥分局党校接受短期培训,然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又称“西北入川工作团”,以李井泉为团长[59]。集训结束后,1949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晋绥南下干部开始跟随第十八兵团南下四川。工作团到达西安后,在李井泉主持下召开南下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接管川西、川北、西康省和成都市[60]

上述即为南下干部的大致来源及分配去向。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南下干部来源极为多样化,除了上述工作团外,还有其他地区派出的南下支队,但前者应为南下干部中的主要部分。综合上述信息,除一野负责经略的西北数省如新疆、甘肃、青海等地外,我们可以编制一张南下干部来源以及接管分布表,具体如下:


南方新区接管干部来源及分布表[61]


来源

南下团(队)名称

隶属部队

接管区域

山东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三野

浙江、上海、福建、苏南

江浙沪

华东随军服务团

三野

福建

山西

 晋中南下工作团

西北入川工作团

一野、华野第十八兵团

湖南、川西、川北、西康;

山西

长江支队

三野

福建

冀鲁豫

南下支队(西进支队)

二野

贵州

河北

冀南南下干部支队

二野

湖南

江浙沪

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

二野

云南

陕西、湖北

西南服务团川干支队;川南支队(包括东北南下干部大队一部)

二野

川东(重庆)、川南

华北

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

四野

湖北、江西、广东(海南)、广西

东北

东北南下干部大队

四野

江西


综合该表及前述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首先,南下干部的接管区域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有规可循,即与当时五大主力部队的运动轨迹大致契合。除个别外,这些南下干部队伍的接管区域主要以其所属部队的攻占地区而定。但由于战局变化太快,这些南下干部团所接管的区域,并非泾渭分明,往往存在交叉与重叠。例如在福建,既有来自山西的长江支队,又有来自江浙沪的华东随军服务团,更有来自山东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湖南则为来自河北的冀南南下干部支队、山西的晋中南下工作团和四野南下工作团共同接管。

其次,南下干部的运动路径绝非并行不悖,而常常会出现交叉分流的情况。例如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后往往会出现分流,根据实际需要分别前往湖南、江西以及两广;而在一些干部团抵达苏浙一带时,他们或跟随二野西进,或跟随三野南下浙江与福建。

可见,抽调人数多、范围广、规模大以及行军路线长,是此次南下干部调配的主要特征。在被抽调的这些人员中,大部分为文化层次较低的区、乡甚至是村干部。那么,当面临组织的调遣,他们又会做何选择?

 

     三、抗拒,还是服从:南下干部的选择

 

在北方老区的区乡级干部中,农民出身占据绝大部分比例。他们受自身视野与认知水平所限,在革命成功并分得土地之后,不少人对继续当干部已经心生倦意[62],而此时组织却要调他们去南方继续“干革命”,无疑会令他们中的一些人难以接受并产生抗拒心理。因此,这些干部面临南调时的所想所感、所行所止,成为诠释革命过程复杂性与艰巨性的最好注脚。

以冀鲁豫区为例,1948年区党委在给华北局报告中,对干部存在的思想问题做了较为全面地总结。首先是乡土观念重。由于农民干部占到了70%至90%,“这些人多是在土改、复查、游击战当中提拔出来的,其工作动机又极其复杂”,其“政治觉悟与阶级觉悟”较低且“国家观念和组织观念”模糊,当被抽调南下之时,他们往往以“父母在不远游”为理由搪塞;其次是革命胜利后出现懈怠思想。由于土改后分了土地,一些干部醉心于“发家致富”,对工作不再热心,“只挂着他的小牛、小驴、孩子老婆”,有的甚至要求回家生产,还称“革命好,革不起”;第三是文化素质低下对前途无望。有的干部认为自己“不会写不会算无用处,不如知识分子”,即便是进了大城市,仍然是“扫大街”,因此认为“不如现在回家,免得将来老了无人管”;第四是存在后顾之忧。一些干部担心南下后会造成家中生活困难,“劳力缺少无人代耕”。由于一些地方未做好干部的家属工作,在公布南下名单后,干部回家被“家属拉腿哭叫”,使他们“思想上起很大的变化”,进而出现一些自报南下后又拒绝的现象[63];第五是对异乡生活的畏难情绪。他们普遍表现为“愿北上不愿南下,晚走不如早走”,担心南下后听不懂方言,生活习惯不同,故而产生“怕过江”心理,即“听说打下徐州兴奋鼓舞,一听说南下腿就发酸”[64]

值得一提的是,南北之间存在地理、气候以及文化差异,使不少北方干部们的头脑中建构了一个可怕的“南方”形象。例如在河北,人们通过《三国演义》中“孔明七擒孟获”的故事,认为“南方是瘴气弥漫、人畜难以生存的地方”,甚至还流传着“南方气候热得可以在墙上烙大饼”的说法[65];在鲁中南区,大多数民众对于江南的认识并非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是“潮湿的气候、难懂的方言、难以下咽的食物以及当地人歧视山东农村人”,“南方多毒蛇”的传言更是令很多从未见过蛇的鲁中南干部民众感到恐惧[66];一些陕西干部认为西南“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产生“怕瘴气,怕水土不服”的畏惧心理[67]。诸如此类关于“南方”的负面形象往往令他们对南下踟蹰不前甚至打退堂鼓[68]

因此,冀鲁豫区党委认为“干部怕南下是比较普遍的”。[69]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干部面对组织上的南调,往往会采取各种办法予以逃避。

首先是直接拒绝组织调动。在冀鲁豫区,当动员干部南下时,一些干部甚至公然表示抵触,例如观城县委宣传部长坚持不愿南下,其他则以区级较多,每个地委均有二十至四十名干部拒绝南下[70]。鲁中南区尽管最后派出了四千名南下干部,但仍然有一些干部拒绝服从调配,以滨海专区为例,该区计划派出627名干部,但拒绝南下的占14%,其中还包括两个区委书记,他们最后都被区党委开除了党籍[71]

其次是找理由推脱。尽管冀鲁豫区党委在1949年3月完成了华北局规定的抽调数量,但仍有一些干部“闹思想问题”,比如装病、与医生闹气,强调家庭困难,不能离开老婆等。

第三是半路逃跑。此即官方文件中的“开小差”。干部在南下的过程中半途逃跑的现象并不鲜见。冀鲁豫区就一次性逃跑36人,他们“均系区级以下干部”[72]。个别地方甚至还出现干部组织逃跑以及“携枪拐款潜逃”的现象。例如在北岳区1948年底派出的1700名南下干部中,“自行脱离队伍逃跑及久假不归者”达到了8%,即136人之多[73]。鉴于一些干部对抽调南下持抵触情绪,冀鲁豫区党委坦承,抽调干部南下“这一任务是困难而艰巨的”[74]

需要注意的是,就整个南下干部动员过程而言,干部们在面临“抗拒,还是服从”的选择中,消极抵制乃至积极抗拒都不可能成为主要内容[75],否则就无法解释数以万计的南下干部奔赴自然环境、生活习惯乃至人文历史都差异极大的南方诸省这一历史现象。因为针对这种情况,各地都采取措施顺利解决了这一问题。

首先是加强对南下干部的思想教育。美国学者高铮(James Z.Gao)在研究了鲁西南区的干部南下现象后发现,“荣誉与义务是进行党内动员的常规手段”。例如区党委第一书记傅秋涛在针对干部的思想动员讲话中称,全国即将解放,党需要大量的干部去管理南方,而作为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鲁中南干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去,谁去?”[76]同时,各地在南下干部出发之时举行“盛大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欢送大会”等[77],这些都让“南下干部”很快就成为与“老革命”一样荣耀的代名词[78]

其次是作好南下干部的家属工作。为了免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1948年10月底,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各地“凡过去及今后调往新区工作的地方干部,其家庭一律按军属待遇”[79]。太行、太岳区党委亦对南下干部制定了五项照顾政策:“1、南下干部家属按军属待遇;2、家庭经济困难的可以给予补助;3、家中缺乏劳动力的,由区、村给予代耕;4、南下干部家属在农村的,可以批准回去探亲、安家、告别,限期回单位;5、女干部不能跟队行军的,暂不南下,等新区环境安定后,派专人来接”;川西北入川工作团入川前夕,为了解决干部的后顾之忧,特在临汾、宝鸡和西安设立留守处,将大部分有孩子的妇女干部和一些体弱多病的干部和家属子女数千人留下,待局势稳定后再前往四川[80]

为了保证优待措施落到实处,冀鲁豫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调查解决干部家庭生活,例如生产代耕方面的具体困难,减少其顾虑,同时“普遍地核查优军代耕工作”,不允许采取欺骗的手段,一经组织确定必须服从,否则“严格执行纪律,以严明是非”[81]。晋南行署还为每个南下干部的家庭发放了“军属优待证”,作为优待凭据[82]。1949年5月,山东分局亦发出通令,称接南下干部来信,称各地尚有未按照军属待遇照顾其家属,因此要求各地“适当的帮助远调新区干部家属解决生产、生活上之困难,以解除远调干部对家庭之顾虑为要”[83]。这些优待干部家属措施的执行,对于免除干部的后顾之忧具有相当作用。这种针对个体差异,借助多种手段,巧妙构建起个体—家庭—政党的多边互动,最终形成南下动员的系列链条,最终为南下战略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84]

第三是严格执行组织纪律。为了及时惩罚那些逃避乃至抗拒南下的干部并警醒他人,1949年3月25日,华北局发出了《关于逃跑干部处理的指示》,规定“凡集中南下时,或南下途中擅自脱离本队逃跑,或借故请假久不归队的党员干部”,将视为“逃兵和开小差分子”。针对这些干部,除有充分理由外,一般应开除党籍,而“携枪、携款逃跑者,一律开除党籍”并送政府法办;凡是组织煽动干部开小差,则坚决开除党籍,“取消革命职员成份”,未经上级党委同意,一律不得留用[85]。对于这些在老区经过反奸清算、土改、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洗礼之后留下或成长起来的地方政治精英而言,“开除党籍”、“取消革命职员成份”等处罚对于一个党员干部意味着什么,没有人比他们自己更清楚了。

从南下前夕和过程之中出现干部逃避乃至逃跑现象,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传统观念与革命的宏大主题之间存在的张力。毕竟,革命是一场艰难的远征,在这个过程中新力量不断加入的同时,自然也会出现掉队、减员等“非正常情况”。但正是这种“吸纳”与“淘汰”并存的现象,才充分彰显了革命自身的丰富内容与深刻内涵。

        四、结语

 

抗战后中共进行的干部调配,对于其战胜国民党进而夺取大陆政权意义重大。作为一次大规模调配干部的尝试,东北成为中共此后向南方派出干部的重要“试验场”,并为调动干部南下积累了宝贵经验。内战后期国共双方攻守势易,中共控制的领土面积迅速扩大,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新区接管干部的巨大需求。为此,中共中央做出了调配干部的决议与指示以解决这个问题。

从抽调区域来看,山东、河北、山西、东北是南下干部的主要来源。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中共在该地具有较好的干部基础直接相关,而山东、山西和河北更是在抗战期间即建立了相对稳固的根据地,这对于选拔与储备干部无疑是极为有利的,进而为抗战后大规模派出干部提供了重要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南下干部接管的目标区域并非固定不变,而是跟随五大主力部队的行军路线而随时调整。

由于不少干部为农民出身,知识水平低下和传统观念浓厚是其重要特征。面对组织的南调,一些人往往存在躲避、抵制乃至抗拒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纷纷采取各种措施,促使大部分干部选择义无反顾的南下,为新区政局的迅速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适应与调整,这些干部们最终从一个“他者”的北方人变成“南方人”[86]和新中国建设历程的重要见证者。

(本文作者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四川 610207)

 

作者:何志明

邮箱:hzm5282003@126.com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培育项目(SKZX2017-SB2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面上资助项目(2017M612952)阶段性成果。

[①] 严格而言,就干部流动的方向上看,“南下”一词并不十分周延。因为内战爆发后,中共向新区派遣的干部,除了从北到南外,还有由东向西运动的,例如二野的西南服务团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不应该属于“南下干部”范畴。但本文为了便于行文,且遵从主流,故将他们统称为南下干部。

[②] 据统计,1949年至1960年间,在接管江西的东北南下干部队伍中,江西省内地、市委书记和厅局长基本为干部团中的红军时期干部担任,八十多个县委书记、县长主要由抗战干部担任。而区委书记、区长均为除此之外的东北干部担任。(《当代江西史研究》编辑部:《记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176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县区级干部此后往往会被提拔至上一级的领导岗位。由此可以想见南下干部对于当地政治的持续影响力。

[③] 尽管目前国内学界已有博士学位论文对南下干部这一群体进行了专题讨论,但主要以华北地区为研究对象,而对全国层面南下干部的调配情况等相关内容涉及较少。参见代雅洁:《流动的革命: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研究(1948~1952)》,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3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49页;《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上卷,第255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6页。

[⑦] 这批干部在张秀山等人的率领下,最终于10月抵达东北。《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上卷,第277页;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东北到西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⑧]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上卷,第278页。

[⑨] 据统计,中共中央从派到东北的干部,总数为两万人,其中就有6000人来自山东。参见杨明清:《(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八路军部队挺进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⑩]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5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1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8页。

[12]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主持东北局》,第31页。

[13] 除高岗、陈云、彭真、张闻天等4名政治局委员外,其余6人分别是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蔡畅、林枫;候补委员分别是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乌兰夫、万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肖劲光。参见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哈尔滨党史》1991年第4期;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8册,编者自印,1986年,第18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8页。

[16]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上卷,第290页。

[17] 例如1946年1月6日,东北局致电中共中央,称自去年9月至12月底到东北的干部为8988人,其中地方干部2465人,来自延安的3070人,晋绥为290人,晋冀鲁豫1642人,晋察冀1476人,冀热辽318人,山东946人,华中246人。《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上卷,第348~349页。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50页。

[19]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上卷,第304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9页。

[21]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主持东北局》,第47页。

[2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第129页。

[2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7页。

[2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426页,第427页,第428页,第429页。

[25]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0~482页。

[26] 在1949年初,鲁中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春荒,而为了应对灾荒,鲁中南区党委将80~90%的干部派到农村救灾之时,还要抽调出3680名干部南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但经过动员,该区外调干部超额完成了华东局布置的任务,高达4430名。参见James Z.Gao,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46.

[27]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2辑,第393页。

[28] 1949年初,毛泽东在与在华的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亦表示当前“急缺在政治上训练有素的干部,以便通过他们控制新的地区”,而“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干部”。参见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一卷 1945.1~1949.2》,第377页,第378页。

[29] 豫皖苏分局是内战后期中共中央设在豫皖苏根据地的代表机构,1948年建立,为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书记为宋任穷。主要负责领导河南、安徽和江苏党组织。1949年夏,随中原局一并撤销。参见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3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06页,第107页。

[3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311~312页。

[32] 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原局的基础上建立华中局,并于年底改名为中南局。参见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第4卷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页。

[3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326~328页。

[34] 陈野苹主编:《安子文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35]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238页。

[36] 李德成,杨鹏燕:《南下干部的组建与新政权的接管——以江西省南下干部为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4期。

[37] 《当代江西史研究》编辑部:《记忆》,第174页,第175页。

[38] 《当代江西史研究》编辑部:《回望》,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4页。

[39] 江西省四野南下工作团团史研究会:《南工团精神永放光芒 三分团团史 大事记 回忆录》,编者自印,1994年,第324~325页。

[40]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上册,第399~405页。

[41] 根据华北局的推算,每个区党委人数为2185人。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晋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编者自印,时间不详,第55页。

[42] 中央档案馆:《共和国雏形:华北人民政府》,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

[43]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晋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第57页。

[44] 据1949年3月初冀鲁豫区党委的报告,该区抽调干部已经达到3223人,所差之数“正继续动员或另换补齐”。张明奎:《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45]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晋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第1~35页。

[46]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84页。

[47] 漳州市图书馆:《山东南下干部历史资料选辑》,内部编印,2012年,第6页。

[48] 福建省南下服务团团史研究会:《南下服务团 卷四 综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49] 韩伟之主编:《南下服务团 卷一 简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50]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3辑,第310页。

[51] 山东省档案局编:《山东干部南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第15页。

[52] 有关鲁中南区干部接管杭州的情况,参见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pp.11~22.

[53] 此外。渤海区还抽调了五百多名干部参加西南服务团,前往四川地区,主要分配在西南局、川东区党委、万县地委、专署以及下属县市,渤海区调出的南下干部总计达六千余人。参见《支援新区:渤海区6000名干部的南下之路》,“滨州传媒网”,http://www.bzcm.net/news/2014~09/18/content_1579753.htm,2014年9月18日。

[54] 四川在1950年至1952年被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和重庆市五个省级行政单位,1952年合并为新的四川省。

[55] 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第278页。

[56] 川干支队,又称四川干部队。它是中共中央为了配合战略反攻而组建的一支入川干部队伍。该干部队于1947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队长为于江震,成员共计四百余人,主要来自国统区的中共工作人员、原红四方面军老红军以及少部分中共中央机关、陕北、晋绥地区干部,以四川籍为主。该支队后来划入西南服务团序列并更名为“川干支队”,主要参加对重庆市的接管。参见中共郧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纪念两郧解放四十周年》,编者自印,时间不详,第121页;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组织史(1949.6-1950.5)》,编者自印,1989年,第87页。

[57]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省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组织史资料(1947~1987)》,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58]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下册,第850页。

[59] 《挺进大西南》编委会:《挺进大西南: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入川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内部编印,1999年,第33页;

[60]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下册,第1046~1048页。

[61]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南下工作团(队)成员中,包含了很多新吸收的青年学生、勤杂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他们抵达地方后,不可能被直接任命为县区级以上党政负责人,而是协助开展工作,如剿匪、征粮与土改建政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会因表现优异而被提拔为区乡干部。

[62] 这种退出心理,在新区土改后的农村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乡村干部的这种心态被命名为“李四喜思想”,这种现象在川北区则被称为“酆斯云思想”。这反过来亦可印证老区土改后乡村干部的心态。参见何志明:《农村互助合作的发动与乡村干部教育——以川北达县为考察中心(1951~1951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5期。

[63] 张明奎:《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下”》,第102页。

[64] 张明奎:《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下”》,第92~93页。

[65] 杨敏之:《铁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66] James Z.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48.

[67] 刘秉荣:《建国后的贺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第5页。

[68] 据杨敏之(南下干部,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回忆,当他们在河南接到接管湖南的命令后,当听到关于湖南的传闻,例如“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既顽固又残忍,他们惯打‘出头鸟’”以及“湖南土匪多如牛毛,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进而给他们“编织了一个酷热、野蛮、残忍、恐怖的世界”,有的人被吓住了,“几天的时间里,我们这个队就走了四五个人”。杨敏之:《铁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69]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晋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第58页。

[70] 张明奎:《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下”》,第100页。

[71] James Z.Gao,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p.51.

[72] 张明奎:《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下”》,第101页。

[73] 彭勃主编:《中华人事行政法律大典》,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5页。

[74]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晋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第58页。

[75] 例如在1949年3月,冀鲁豫区党委报告华北局,干部服从调动南下的占90%。张明奎:《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下”》,第101页。

[76] James Z.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p.48.

[77]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晋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第60页。

[78] James Z.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p.51.

[7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431页。

[80]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上册,第74页。

[81] 张明奎:《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下”》,第94页。

[82]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下册,第715页。

[83]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2辑,第494页,第495页。

[84] 代雅洁:《南下动员中系列链条的生成——以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17年第2期。

[85] 彭勃主编:《中华人事行政法律大典》,第1466页。

[86] 1980年5月,叶剑英返回家乡梅县地区,发现该地的南下干部已大都会讲梅县方言。叶剑英:《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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