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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衔将军陈漫远的军队情缘
2018-8-26 16:25| 发布者: 网页投稿| 查看: 425 | 评论: 0 |原作者: 陈南竹、覃北乔 |来自: 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摘要:(《纵横》2009年6月 第6期 总第234期“纵横导读”栏目 第1页第一条)纵横导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将领中,有许多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们戎马一生,浴血奋战。尽管一些人因各种原因与军衔擦肩而过,没有能够佩戴上 ...
无衔将军陈漫远的军队情缘

(《纵横》2009年6月  第6期  总第234期

“纵横导读”栏目  第1页第一条)

    纵横导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将领中,有许多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们戎马一生,浴血奋战。尽管一些人因各种原因与军衔擦肩而过,没有能够佩戴上金光闪闪的将星,但他们为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陈漫远就是其中的一位。

无衔将军陈漫远的军队情缘

“纵横视点”栏目  第4页—8页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将领中,有许多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因各种原因与军衔擦肩而过,没有能够佩戴上金光闪闪的将星。我们的父亲陈漫远就是其中的一位。

    浴血奋战  戎马一生

    1911年12月,父亲陈漫远出生于广西省蒙山县。他青少年时期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和工农革命运动,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在梧州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梧州是新桂系“清党”的重点地区之一。1927年4月17日凌晨,大批军警,包围了苍梧书社等处,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那时父亲身兼《广西学生日报》编辑、共青团梧州地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苍梧书社经理、梧州店员工会书记员等多个职务。在这次大搜捕中,父亲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坚持斗争。1929年6月蒋桂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为与共产党合作,应中共要求,释放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关押的所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由此,父亲才得以获释出狱。
    1929年12月,他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担任红七军第一纵队第一营第四连政治指导员。当年他亲笔书写的那面“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一纵队第一营第四连”军旗,至今还保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
    1930年1月,他任营指导员(后称营政委),参加了红七军转战数千里,经桂、湘、粤、赣四省,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任红三军团七军十九师五十六团政委、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
    中央红军长征前,他任红一军团红二师政治部主任、一军团敌工部部长等职。在长征开始后任红一方面军教导师政治部主任。后又调任中央纵队(军委第二纵队)第一梯队(教导师)政治部主任,协助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担负保卫和护送中央机关转移的重任。
    当中央红军长征历尽艰辛快到陕北时,他奉命率先遣部队提前到达,首先与红十五军团接上关系,见到了徐海东司令员,为中央红军在陕北落脚生根做了前期准备。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政委,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红军东征、西征作战。在历次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顽强,不畏艰险,曾多次身负重伤。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父亲陈漫远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谋长,协助徐海东旅长带领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
    为了迅速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1937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一一五师主力南下创建以吕梁山区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同时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他为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父亲曾任晋绥军区参谋长、军区司令员等职。抗战期间,他率领部队深入敌后,发展抗日武装,开辟和巩固晋察冀根据地,坚持晋绥的抗日斗争。
1940年,他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部参谋处长,参加了著名的 “百团大战”,为“百团大战”撰写了战斗总结《八路军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1941年他任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主任、军委二局代局长。
    1945年8月,父亲经总政治部党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符合代表资格,以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他任晋绥军区参谋长、司令员和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了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晋中战役和著名的太原战役。在华北重镇太原解放后,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了咸阳阻击战、扶眉战役和秦岭战役等,配合第一野战军向西南进军,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革命战争时期,父亲先后在聂荣臻、贺龙、叶剑英、徐向前和彭德怀等几位元帅的领导下工作,军事才干得以充分发挥,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工作,特别是野战军司令部工作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他在担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参谋长时,组织撰写的《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部通报》,至今还保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图书馆,成为研究解放军司令部战时工作的珍贵历史文献,在司令部教学和参谋培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刚刚成立,正当他为打开南进大门,筹划向西南进军的紧张时刻,1949年9月,接到了中共中央发来的命令,命他立即赶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之后赴广西,出任广西省委副书记、省会桂林市军管会主任,并协助张云逸主持省委工作。从此,他在领导广西军民肃清匪患的同时,又肩负起创建家乡新生政权的重担。在广西工作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广西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西省政府副主席、代主席,广西军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等职。在此期间,他领导广西军民剿除了广西严重的匪患,共消灭土匪43万余人,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政权,在全面发展广西社会主义建设中承担了繁重的组织领导工作。
    为了纪念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广西的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20世纪50年代广西省委、省政府在新省会南宁市建立了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在碑体镶嵌的汉白玉石上,南北两面和东西两侧分别铭刻着父亲亲笔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及“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苍劲大字。由他亲笔题字的这座雄伟的英雄纪念碑,至今屹立在广西南宁市人民公园的山顶上。每当我们返回故乡,都要瞻仰这座革命烈士纪念碑,看着他亲笔题的苍劲大字,我们更加怀念与他共同生活的日子。
    1956年父亲陈漫远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淡泊名利  主动让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坚实基础,经过几年的准备,决定于1955年实行军衔制。1953年1月20日,总干部部根据军委《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军衔鉴定工作指示》,对军衔鉴定的内容及基本要求、军衔鉴定工作的领导与方法,做了规定与要求。此后,评定军衔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1953年3月22日,总干部部、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对军衔鉴定工作的几点意见》,对军衔鉴定工作又做了若干具体的补充规定;在1955年正式授衔以前,制定颁发了多种有关法规文件。
    广西军区按照中央军委评定上将军衔的标准,正式上报了授衔人员名单:上将陈漫远、上将李天佑。该上报文件至今仍然保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里。
    但是,50年代正值中国政府派军事代表团赴越南,帮助越南抗法,进行奠边府战役。越南胡志明主席对毛主席说:“打奠边府的某位中国人民解放军首长应该评上将。”毛主席将此问题批复给时任广西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广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父亲负责处理。他接到批示后立即主动表示,他自己不参加评衔,让出上将军衔指标,放弃了授衔的机会。我们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但是父亲对我们说:“毛主席都不评军衔,向主席学习嘛。”
    1955年秋,正式实行军衔制度,广西军区举行授衔仪式。当天上午9点,身为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委第一书记的父亲到达授衔仪式会场,主持了授衔典礼。
    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谋长,当时和他并肩战斗、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的陈士渠伯伯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后,他任晋察冀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时,该军分区政治委员王平伯伯和副司令员黄永胜都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与父亲同时、担任其他军分区司令员职务的杨成武伯伯、邓华伯伯等人也都同时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尽管父亲淡泊名利主动让衔,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没有忘记他为党的事业几十年浴血奋战的功绩。在2007年,由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编纂正式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丛书中,按照担任大军区正职的经历收录了他的传记。在1999年出版,由我军多名军事、军史专家编撰的论述解放军著名参谋长《智囊之首》一书中,也编入了他的生平事迹和业绩。

    领袖关怀  重返军队

    1960年1月,父亲陈漫远结束了两年的中央党校学习生活,来到北京农业大学,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不久,北京市委又增补他为市委常委。在北京的高等院校中,唯有他和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京大学校长陆平享此殊荣。在任期间,他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教育方针,善于团结班子成员,重视发挥专家和知识分子作用,为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学、科研恢复了正常的秩序。由此,他依靠全校教职员工的努力,发挥了北京农业大学的优势,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级专门人才和国家农业建设中的骨干力量。
    1964年4月,他被调任国务院农垦部第一副部长、代部长,为发展我国农垦事业和军队屯垦戍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他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遭受迫害和打击。但是,毛主席并没有忘记他。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为九大召开做准备。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的,占总数的52.7%。他们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力。在会场上,毛主席问周总理,萧克和陈漫远同志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周总理答复,正在接受审查。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又问周总理,萧克和陈漫远同志为什么还没有来出席会议?周总理答复,还在接受审查。可见,在毛主席的心目中,萧克伯伯和父亲是不属于被打倒之列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老人家竟连问了两次。
    1975年,父亲因病回北京治疗。他曾经对我们说,非常留恋在军队工作的年代,并直接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信,要求重新回到军队工作,表达自己对军队的无限深情。“文革”以后,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相互调动,已经不像“文革”以前那么容易了。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建议批准萧克、陈漫远从地方重新调回军队工作,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这样,就使已经到江西某农场劳动长达8年之久的父亲成为毛主席最后批准从地方重新调回军队工作的干部之一。
    1976年2月,中央军委安排他任军事科学院顾问。能重新回到军队工作,使得父亲非常高兴,每当他提起这件事时都开怀大笑,表现出他与人民军队深厚的情缘。
    1977年8月23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提出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提议重新恢复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三座军事高等院校。随后,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文革”期间建立的军政大学,组建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1977年12月23日,中央军委任命父亲为后勤学院院长,李聚奎为政治委员。1978年1月6日,中央军委批准后勤学院从1978年1月10日起,正式行使大军区职权,直属中央军委领导。
    当时,父亲已年逾65岁,而且离开他曾经熟悉的军队单位也已多年。但他没有丝毫的松劲和懈怠,而是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新时期的军队建设事业中。他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为恢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做了大量的工作。
    “文革”期间,军队中高级干部长期未进行系统教育,亟待复训,中央军委要求三大学院在复建后立即招生开训。军事、政治两学院以军政大学为基础组建,后勤学院以原后勤学院为基础组建。原后勤学院自1969年被撤销后,干部、教员流散全国各地;教材、图书资料大量散失;原校舍被23个单位占用,许多教室、试验室被改做住家宿舍,一时腾不出来;原集中存放的教具、营具在“文革”中也被一把无名大火焚毁殆尽。
    父亲知难而进,一边组织拟定编制方案和第一期招生计划,一边派员到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选调干部、教员。各教研室则边组建,边拟制第一期教学大纲。院务部门则一面与占用单位商议搬迁,一面加紧维修营房,购置营具、教具。经过各方努力工作,后勤学院终于在1978年2月开训,第一期招生380人,下半年又招生410人。
    学院开训后,他首先狠抓教学要务,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上。1978年3月中旬,他分别与各教研室领导进行了座谈,在全面了解各方情况后,召集全院教员做了专门讲话。他强调后勤学院作为全军后勤的最高学府要有能适应当前军事发展新形势需要的高标准教学,首先要有高质量的教材,要求各教研室抓紧编写新教材。对于主要教材,他还亲自参加讨论和审查。他要求克服教学内容陈旧的问题,尽可能地充实现代战争内容。1979年初,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胜利进行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当年6月,父亲就要求教研人员总结作战中后勤保障的经验,并要求从中探讨现代战争后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充实到教材中去。
    他非常重视开展学术研究。在后勤学院临时党委第一次会议上,他提出将“科学研究室”更名为“学术研究部”,确定主要任务是研究我军、外军后勤工作经验和现代战争的后勤保障。随后制订了1978年至1982年学术研究规划,在5年内完成了44项重大科研课题。1978年2月1日,中央军委批准,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下设学术部、外军部和编辑室,并增设技术部,着重研究电子技术在后勤指挥、后勤保障和教学工作中的应用。当时,在全军这种应用高新技术武装部队的观念是很有前瞻性的。同时中央军委明确,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承担全军后勤学术研究工作,总后不再设立后勤学术研究机构。
    他根据后勤学院主要培训对象是军队高级后勤指挥员的实际,提出教学要以勤务为主,以技术为辅;以战役为主,以战术为辅;以战时为主,以平时为辅;并对一些教研室仅仅热衷于技术内容教学的倾向加以果断地纠正。当时军械教研室为了形象教学,向军械部报领几十门各类火炮,并要求修建面积巨大的炮库,还要求配置管理人员,申请保养维修经费。经调查,建成后每年使用时间不过几个教学日。同时,在北京军队系统,类似的现代火炮展馆就有三家,完全可以资源共享。他在亲自调研查实的基础上,果断地撤销了这一项目,节约了建院时的军费。
    他反复强调学院要以教学为中心,各项工作都要为教学服务。经他提议,学院做出保证教研人员每周要以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业务活动的决定。
    他要求各类各级人员办事都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不要照抄照搬。
    学院初建时期,大批干部教员调入,宿舍奇缺,有的一家几口挤在一间房子里。他心急如焚,与李聚奎政委共同向总后报告,争取建房指标。后来指标有了,但当时建筑队伍紧缺。他又亲自出面,找了当时国务院主管副总理谭震林伯伯,很快把北京著名的第六建筑公司请进院内,不久八栋宿舍楼拔地而起,带家属的营以上干部教员大都住上了单元房。那时,北京燃气供应十分紧张,父亲又亲自找到北京市市长林乎加,一下子给学院争取到了足够的煤气指标和煤气灶具,解决了大家吃饭难的问题。他的这些工作很快就在学院内传开了,对此我们都有耳闻。有一次在家里饭后聊天,我们问他:“您年纪这么大了,肩负重任,千头万绪的,怎么还管这些小事?”他说:“大家的吃、住可不是小事,民以食为天嘛,小问题不解决就办不好大事情。”不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小平同志说过,要给大家做好‘后勤部长’。我这个后勤学院院长,更要身体力行,做好学院全体职工的‘后勤部长’嘛。”他的话虽然不多,却体现了他一生务实、认真的作风。
    他还亲自整理了自己任军事科学院顾问时,对国内外重大战争、战史研究的成果,撰写并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概况》、《太平洋战争的战略问题》、《从南昌起义到渡江战役》等军事、历史学术著作。

退居二线  诗文抒怀

    1981年底,年事已高的父亲退居二线。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年,摆脱冗务的他回到了自己早期工作过、也是自己可爱家乡的广西。他住在桂林,一住就是4年。
    “卅载征程劳战马,卅年从政苦耕耘,还将晚年属斯文。”这是他写给老友的诗句。“还将晚年属斯文”,道出了他晚年的追求。早在求学时期,他就喜好文学,常和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一起吟诗打对,并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后因戎马倥偬,政事纷纭,没有时间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如今,有了时间,他开始读诗书,访故地,忆往事,为文学创作进行积累。在生命的最后4年,他撰写出版了以自己青少年梧州革命经历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冬雷》,还出版了由胡耀邦同志亲自题写书名、以自己参与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历为原型的电影文学剧本《灵山蓝猫》。
    在病榻上,父亲还拿到了刚出版、充满墨香的记载着自己60多年革命历程的诗集《萍迹诗踪》。在回到广西的日子里,他一边辛勤地做诗赋词,一边努力地收集旧作,推敲定稿,编成 《鞍马蹄声》、《耕耘剪影》、《晚岁斯文》 三组诗词集,分别收录了新中国建立前、后军旅生涯,以及从政时期和离休后的作品,共140首。其中第三组最多,计84首。非常可惜的是,他在为新中国浴血奋战岁月中所作的不少极为珍贵的诗词,散失于战火之中。
    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多面手,军事、党政管理、农业、文学、诗词、哲学、历史等无不涉猎,并均有所建树。在退居二线后,他仍珍惜时间坚持写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他对我们和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说:“搞军事,是因为党和国家的召唤。搞管理,是因为我是党的人,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搞农业,是为了国计民生而奋斗。学哲学,是因为要创造理想生活。做研究,为的是对得起身边的历史。写小说,为的是要对得起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倒下和闯过来的战友和同志。写散文,为的是记下沸腾过随即凝聚的往事。写诗词,为抓住心中回荡的思绪。能做多种多样的工作,是多么幸福!”
    对于父亲晚年寄情于文学创作,许多人很不理解。有人劝他写回忆录,有人邀他忘情于山水之间,他都一笑置之。因为他有自己的理想。他在《江城子•酬儿辈诗书见寄》中写到:

    老夫新近学诗章。习宫商,步元唐,风雨吟哦,日夕对轩窗。不是缪斯迟爱我,追时代,赶儿郎。
    儿曹娇憨意偏长。索诗行,考文章,屡寄鱼书,羁旅忽盈箱。岂是乃翁名利动?惜余热,秉烛光。

    “惜余热,秉烛光”,道出了父亲这位令人尊敬的儒将生命不息、壮心不已、追求不止的豁达胸怀和进取精神。
    父亲是中央军委确定的为数不多(仅80余名)无衔将军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为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
    岁月无情,我们亲爱的父亲于1986年11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60余年的革命生涯,终年75岁。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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