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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卷大河云飞扬|1947年晋绥边区支援陕甘宁纪实

2018-12-27 06:22| 发布者: 网页投稿| 查看: 323 | 评论: 0 |原作者: 杨晓哲 |来自: 红二方面军纪念馆V

风卷大河云飞扬|1947年晋绥边区支援陕甘宁纪实
       风卷大河云飞扬

1947年晋绥边区支援陕甘宁纪实

                                杨晓哲

         一、河东河西一盘棋  



1947年8月12日,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收到彭德怀的一封电报:“野战军主力为一二〇师,贺龙同志提议,以甘泗淇同志为主任,似甚妥,徐立清可为副主任,如何请指示。”彭德怀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电报提到的一二〇师指抗战时的八路军第120师,解放战争中120师主力编为晋绥军区第一、二、三纵队,于1946年11月起先后西渡黄河编入西北野战军,是西北野战军主力,兵力占全野战军的约74%(1948年6月统计)。贺龙原为120师师长,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甘泗淇原为120师政治部主任,时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


军委批复后,甘泗淇调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一个月后,原120师358旅旅长、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张宗逊,经彭德怀提名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和甘泗淇一起辅助彭总指挥西北解放战争。




   (1946年12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飞机场接见奉调起来保卫陕甘宁的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全体指战员,陪同者为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



   (1948年西北野战军领导,副司令员赵寿山、副司令员张宗逊、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晋绥边区位于黄河东岸,与西岸的陕甘宁边区临河相望,因此陕甘宁和晋绥常被称为“河西”、“河东”。抗日战争时期,河东是河西的门户和屏障,中央军委派120师在此抗击日寇保卫河西,使陕甘宁能够在和平环境下整风学习培养干部,领导敌后抗战。解放战争中陕甘宁一度失陷,河东成了河西的稳固后方和供应基地。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向陕北发起重点进攻,毛泽东、任弼时、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一年后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陕北战火初起之际,鉴于敌我兵力悬殊,中共中央曾计划全部迁往晋绥,直到我军取得青化砭战斗的胜利。来看一下当时决策过程:


3月13日,国民党军向陕甘宁发起进攻,锋指延安。3月16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致电晋绥军区,告知“我们及中央机关已由延安撤至瓦窑堡至清涧一线,原在这一带的中央机关已陆续向晋西北转移。”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3月20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电告贺龙和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治委员):“中央决定全部先后转移晋绥。”


3月25日,中共中央通电晋察冀、晋绥和晋冀鲁豫各地领导:“经过六天抗击战后,胡敌已于十九日进入延安”,“我中央和军委机关除留极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以外,其余部分和老弱妇孺包括董老、吴老等均移到晋西北柳林、临县、兴县地区。” “胡敌”指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董老和吴老分指董必武、吴玉章。


25日这天,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西北野战军前身)主力,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35旅主力并活捉旅长李纪云,陕北战场首战告捷。两天后,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同时,中共中央致电贺龙、李井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北部的枣林则沟召开会议,决定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等领导,前往华北领导全国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30日,毛泽东、任弼时致电贺龙并转告已到河东安排中央转移事宜的周恩来:“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刘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驿(绥德南七十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叶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文中“董、叶”指先到晋绥的董必武、叶剑英。4月11日,中央电告叶剑英、杨尚昆等人:“现在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应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回到陕北,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仍与中央会合”。“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织以叶为书记、杨为后方支队司令的后方委员会”。


此时陕北局势严峻,国民党军攻占延安后,四处寻找我军决战,企图“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毛泽东语),然后将胡宗南部装备精良的20余万机动大军调往其他战场,改变那里的军事局面。毛泽东站在战略高度不惜以身临险,亲率中共中央精干机关转战陕北,与西北野战军一起将胡宗南部牢牢拴在陕北,大大减轻其他战场我军的压力,并为日后解放大西北坚守了出发阵地。




         (毛泽东转战陕北)


此时,中央军委情报、通信、机要、秘书等办事机构已在河东安营扎寨,在中央后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央后委的工作机构包括军委一局(小部)、二局、三局,中央机要处、秘书处、办公厅、立法委员会、城市工作部、情报部、外事组、总卫生部、交际处、妇女工作委员会等单位。杨尚昆回忆,中央后委“有三千人”,“绝大部分住在临县三交镇的三个行政村和十二个自然村。只有法律委员会的王明、吴玉章、谢觉哉和陈瑾昆等住在后甘泉。”



      二、陕甘宁的大后方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四个月后,于1947年7月21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小河会议。小河会议是全国内战爆发一年后召开的,会上总结了战争第一年的战绩和第二年作战方针,首次提出用五年(1946年7月起)时间打败蒋介石集团。会议决定原定开赴陕北作战的晋冀鲁豫陈(陈赓)纵队,改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与刘邓(刘伯承、邓小平)、陈粟(陈毅、粟裕)三军并发向南出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此时陕甘宁的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十年建设,一年便打垮和打烂了。在某种意义上,差不多又回复到苏维埃时期的困难状态了”(贾拓夫《在华北财经会议的报告》), “边区十分之九以上的地区和一百五十万人民,惨遭胡匪洗劫与蹂躏。”(陕甘宁《边区政报》)与1946年相比,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减少约25%,粮食产量大致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约减少70%以上,劳力约减少20%左右,畜力约减少30%。作为边区主要副业的家庭纺织业,约减少70%以上。(贾拓夫《四八年财经工作检讨》)显然,此时仅靠陕甘宁的人力财力物力,无法支撑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


为此,毛泽东在小河会议提出:“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都以依靠晋绥边区为主,今后更是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都缩小了。现在决定由贺龙同志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资格来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和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成立于抗战最艰难的1942年,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分别担任联防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向前和高岗分别担任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中共实行经济封锁,断绝了延安70%的经济来源,摆在中共面前有三条路:饿死、解散和自己动手。为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的军事和经济工作,贺龙同时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在联防军统一协调、晋绥倾力支援和陕甘宁自身努力下,河西经济逐步走出低谷日益繁荣。1947年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总结说:“陕甘宁边区翻了身,还不是仅仅依靠本区”,“主要还是四三年由晋绥边区的帮助才翻了身。直到现还是处在晋绥帮助的特殊情况中。”


抗战胜利后,联防军驻陕部队分赴东北、华北和晋绥,晋绥军区从联防军建制中划出,并成立贺龙任司令员的晋绥野战军,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缩编后联防军由王世泰代司令员,习仲勋代政治委员。小河会议后,晋绥军区重新划入联防军,贺龙和习仲勋分别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危急时刻,中央再调主政晋绥的贺龙统领两个边区的地方工作,为陕北战场提供有力后勤保障,免除西北野战军后顾之忧,全力作战。



  (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前排中)、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习仲勋习仲勋(前排右)、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前排左)与原晋绥军区第一、第二纵队部分领导郭鹏、廖汉生、王尚荣、冼恒汉、颜金生等在西安合影)


此时河东成为河西的大后方。8月间,国民党军占领了陕甘宁边区全部县城和大部村镇,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被迫东渡黄河撤到临县。在此前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李鼎铭,以及参议员霍仲年、刘培基等一些社会名流本人或家属也来到临县,躲避战乱。从河西撤到河东的机关单位家属等,人数超过了两万,工作生活所需的粮食、战勤、马匹、草料等方方面面,全由当地提供。


在晋绥边区的全力保障下,中央机关各单位得以正常运转,中央后委圆满完成任务后,于1948年4月离开晋绥,前往西柏坡。



   三、两岸农民一家亲  


从河西进入河东的,还有数万灾民。


1947年,西北遭遇四十年不遇大旱,陕甘宁边区粮食严重歉收,“据各地报告,今年边区耕地面积减少约三百五十万亩,收成不及去年一半。”(陕甘宁《边区政报》)加上国民党军大肆破坏,灾民断粮,不得不纷纷逃向河东。贺龙通报:“仅(绥德)警备区受灾人口超过四十万,到河东的就有好多万。”贾拓夫(时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报告说:“神府新老区之灾荒,亦不下榆林一带”,“现在完全没有粮食。公家没有吃的,老百姓也纷纷向河东逃荒。”《晋绥革命根据地史》记载,至1948年初“陕北葭县、镇川、米脂等地数万灾民相继渡河逃难至晋西北兴县、岚县、临县等地”。


灾情不分界线,晋绥同样受灾严重。晋绥边区专员会议决议写道:“边区今年遭受普遍旱灾,入秋以后,有些地方又遭到风雹水灾与冻灾,因而粮食收成大量减少”,“有的地区收成仅及二成,灾情轻的地区收成可达五成、六成,一般收成仅及三成半到四成。”贺龙介绍说:“朔县十几万人口,一点收成都没有。神府、平鲁也没有收成。偏关、神池有一部分地也没有收成。岚县最好,也只收到二成。”《晋绥日报》曾报道:“晋西北(包括陕北之神木、府谷、神府三县)由于一九四七年春夏亢旱,入秋早冻,加上虫雹灾,以致约四十六万人口地区没有或极少收成,一百九十余万人口地区普遍歉收,造成数十年来所未有的灾荒。加以新区及边缘区受国民党匪军毁灭性的破坏,人民生产资料和生产的损失严重,一九四八年春初,即有不少灾民完全绝粮,大部分灾区人民因缺少口粮和种籽,不能进行春耕。”


天下农民是一家,接济灾民不分彼此。大灾之年,“晋绥边区行署向有关专员、县长发出通令,决定在陕甘宁、晋绥两区未定出有组织的移民办法之前,各地对已移来或陆续移来之难民,均应予以接济安置,争取不饿死一人。”(《晋绥革命根据地史》)1948年初贾拓夫从陕北去晋察冀开会,途经兴县时向中央报告:“此间分局每天招待灾民吃饭人数已超过机关人数。我亲眼看到在兴县政府门口,灾民纷纷不断要求救济,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此间分局”指中共中央晋绥分局。


为救助灾民减少死人,晋绥分局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各级单位全力采取措施:“首先在灾情严重地区,集中全力做到不饿死或少饿死人”,“以夏收前一个半月计算,每人每天给一合米即不致饿死,一个半月也至多不过五升米即可救活一个人命。所以凡我边区机关部队团体,除一面积极按上述办法进行工作外,并同时号召节约反对浪费,进行公私群众性的捐募,抢救人命!”《晋绥日报》报道:“为有计划安置自陕北葭县、米脂等地移来的灾民,沿黄河各渡口都组成临时招待所,负责发放给口粮,分别介绍到收成较好的地区。”“沿大道的党政军民机关省出粮食,招待过往灾民食宿。这样使临区灾民得到适当的安置,都免于饿死。”



  (等待救济的灾民)


屋漏偏逢连夜雨,急需钱粮之际,晋绥经济正深陷谷底入不敷出。随着晋绥主力开赴陕甘宁,后方一时空虚,国民党军乘机将绥远和晋北大同、左云、右玉,以及晋中一带占去,使晋绥“无论在公粮税收上均遭很大损失,即在物资调剂上也受很大困难。”(《晋绥边区1947年的财政工作》)事后统计,晋绥边区1947年实际财政收入不足预算收入的60%!(《晋绥边区1947年的财政工作》)一边是收入严重缩水,一边是支出大幅增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晋绥面临严峻考验。而且,没有退路。


从经济看,1947年的晋绥很像1942年的陕甘宁,不同的是,当年陕甘宁有晋绥鼎力相助,此时晋绥除了自救,还要继续支援陕甘宁。


在中共晋绥分局领导下,晋绥军民想方设法节流开源救灾救荒。1947年初,晋绥生产供给会议决定采取统筹统支的节流政策,大幅压缩机关单位的日常经费,降低各项供给标准。4月取消各单位小灶和中灶,只保留大灶,而大灶伙食标准,也只保障到野战军。地方军、后方人员和伤病员的伙食费,以大灶向下递减。后来,“就是这样最低的规定除野战军按实物供给外”,其他单位也难以为继,地方军只发37%伙食费,“少发伙食费占应发伙食费的百分之六十三”,后方党政民机关只发20%,“少发占应发的百分之八十。”(《晋绥边区1947年的财政工作》)


欠发之后是停发,公家人吃饭全靠自给解决。1947年7月晋绥地(委)书(记)会议决定,党政军民各单位伙食费和津贴费一律停发。8月晋绥边区行署和晋绥军区联合发布通知:“根据生产供给会议时的生产贸易情况,各项供给是可以按标准发给的。但由于延安撤退,土产不能输出,贸易断绝,有些税收亦为之减少”,“且入春以来,雨水奇缺,全边区形成旱灾,致使财政供给相当困难,刻以贯彻节约救荒,经过地书会议的讨论,补充以下数点于第四季执行(一九四七年八、九、十月,四八年标准另行规定)。”


“关于伙食费者:甲、经过这次会议的讨论,地方军及党政民机构之伙食费均要由各单位自给解决,现已有许多单位能够生产自给,有些单位一时尚不能全部生产自给,因此特规定凡一时不能完全自给之单位除肉菜仍要生产自给外,党政民及军队后方人员,每人每月最多由统筹发给本币四百元,地方军及经常与地方军一起活动之县区干部每人每月最多发给六百元,各系统各单位,何时始能全部自给,要求边区发至何时,在以上限度内发多少,要迅速报来以便核发。”


“出差人员不论军政地方或过往人员,亦不论成年或小孩,均停止中餐费……一日按两餐(早晚两餐各收二分之一,不准多要或少付)。”


“关于津贴费者:甲、野战军及地方战斗部队七月份以前之津贴照发,但七月份以后之津贴,及党政民、部队后方(指野战军的后方人员,地方军的司政供,边区级各军事机构),十月份以前的津贴均不再发。”


与此同时,晋绥“号召党政军民人员自动降低生活标准,最低每人每天减至食粮十四两小米,省出粮食。机关部队抽出历年自力更生的积存共合小米一千三百七十大石,在缺粮时期按地区籴出或贷出。”(《晋绥日报》)“十四两小米”指十六两为一斤的旧秤,合八两七钱五,即每人每天食粮标准不到1市斤。


除了伙食费津贴费,行政费也在削减之列。晋绥行署《关于降低供应标准的通令》规定:“自入春以来,久旱无雨,最近虽已降雨,但夏已无收成,秋禾仍难保捉苗,虽有些地区落了透雨,但收成亦已大减”,“关于行政村自然村公什费之决定自七月份起,按照原规定米的标准,行政村降低百分之五十,自然村降低百分之四十(即原规定行政村每月小米三十五斤,现减为十七斤半,自然村原规定每月小米二十斤,现减为一十二斤),同时于减低标准后,仍要尽量节约。”


与削减经费双管齐下的,是缩编减员。1946年11月,晋绥边区发布关于整编精简的通令,随后1947年年2月加大精简力度,发布修正政权编制的通令,除缩减专署、县政府人员编制外,还要求主要中学与当地干部培训班、师范班合并,限制教职员工与学生比例,限制公费学生比例。6月晋绥发出《关于小学公费生停止开支的通知》,8月下达《关于小学停办的通知》。12月晋绥行署发布通令:“决定各级政府实行再一次精简。其具体决定如下:(一)减缩机构:决定一专署取消,兴(县)岚(县)神府三县直属行署领导;绥蒙政权取消;五、十一专署合并为五专署”,并严令“本署以前所颁各级编制一律作废,令到之日立即加速整编,不得以任何形式扩大编制。”


裤带紧了一圈又一圈,省下的粮,抠出的钱,大都用来买粮,救灾救荒。1947年晋绥分局关于收购秋粮的指示:“粮食的来路,一面依靠内地市场上群众出售之粮,同时还应吸收外地区之粮食进口。除选择采购方向自行积极设法向外采购外,还要发动组织群众、粮贩、脚户等亦到外地区购粮,使粮食能源源流入内地。”


这一时期,晋绥边区的土改和整党在中央统一部署下,正如火如荼进行,土改挖出的底财浮财,对救济灾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把富农多余的粮食都拿了出来,还挖了地主的浮财几百万元白银,其中用一百多万买了粮食,支援北线的绥远,又用几十万元给贫农团、摊贩买粮食,救济了老百姓,因此,就使很多群众没有饿死。”(《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的讲话》)晋绥分局土改整党的总结写道:“因此,约有四十六万七千人口的灾区群众,能够战胜数十年来未有的灾荒,土改斗争果实(粮食、钱财)起着重要作用。”


山西历史上自然灾害多发,遭遇特大灾害,必定十室九空饿殍遍野,甚至人相食。史料记载,清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左云:大旱,人相食。道路饿殍盈途。大同:大旱,人相食。朔县:大旱,饿死盈途。临汾:赤地千里大荒旱,人相食。隰县:立秋无雨,禾苗尽枯,冬严寒异常,大饥,人相食。死者以万计,甚有骨肉相啖者。石楼:大旱饥,人相食。霍县:大旱,春旱夏无麦,六月浍河几竭,人相食。文水:自四月至年底不雨,大饥,人相食。太谷:大饥,人相食。孝义:旱为灾,赤地无草,人相食。洪洞:树皮草根剥掘殆尽,人相食,饿殍盈途,目不忍睹。乡宁:大旱饿死人无数,人相食。……


1947年晋绥遭遇特大自然灾害,然而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将灾害损失减到了最小。据统计,这场特大灾害中不幸被饿死的灾民为五百九十四人,(《晋绥分局关于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基本总结提纲》)约占受灾人口约0.13%,即平均每1000个灾民,不幸死亡者为1.3人。战争环境大灾之年,把死亡率控制到千分之一,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奇迹。



    四、车水马龙支前忙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准确说,西北野战军最大的敌人不是国民党军,而是缺粮。


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廖汉生曾回忆:“一九四七年陕北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加上胡、马军队的大肆洗劫,搞得老百姓生活很苦,我军吃饭也很成问题。我们常常处于断粮状态,主要吃南瓜和南瓜叶子,有时只能吃当作马料的黑豆,把黑豆压扁与粗糠、野菜熬成糊糊,陕北老百姓叫它“钱钱饭”,即使是这样的东西也不能吃饱。粮食成了制约我军继续在陕北生存、行动、战斗的大问题。” “常常是打仗的时候集中几个纵队,打完仗立即将一部分撤回山西,分散吃粮


1947年11攻打榆林,我军缺粮兵力难以集中,因此未能取胜。此时第二纵队正在晋南就粮休整,战后彭德怀总结说:如果二纵也参加,则此次马军亦可全部消灭。大军在沙漠地区,饭没得吃,下面叫苦,于是就不好下决心。彭德怀曾感慨道:没有粮食,再好的决心,再好的战机也不行。(王政柱《战地黄花》)


西北战场所需的粮食,除晋绥外,大部分来自晋冀鲁豫和晋察冀,通过河东转运河西。1948年8月晋绥军区后勤部长陈希云在报告中说:“从1947年起至今年上半年止,除河西在河东吃用者外,尚运过河西粮食三十七万市石。还有二十万石正在运输中。”要知道,1947年陕甘宁边区全年征收公粮不过二十万石,(《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关于1948年财政问题的报告》)一年间通过晋绥运来的粮食接近这个数字的三倍,足见数量之巨。



(晋绥老百姓支前运粮)


廖汉生回忆:“为了运这些粮食,晋西北的毛驴都不知累死了多少!我军北上打榆林,背的就是贺老总从晋西北运来的小米子。” 时任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罗元发回忆:我们现在所吃的粮食,都是贺老总组织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群众,经过重重困难,才从千里之外运到部队的”。


从河东到河西的,远不止部队和粮食。陈希云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运输力:已经过河西来的有三套大车二百三十七辆,驮骡二百二十头,汽车十五辆。”“服装:由晋绥缝制运河西之各种单衣三十万套,棉衣一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三套,棉被七万六千零六十床,单鞋约两百万双。”“医药:70%由河东运来,纱布共一万匹。”“后勤干部:……总计二千七百四十九人(由兵工部统计尚不完全)。”“从自卫战争以来(1947年始)军区卫生部之医药工作:甲,共接收野战军伤病员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三人,治愈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五人……”


通过晋绥转运粮食、物资和伤员,需要大量人力,这在当时叫战勤,也叫抗勤。仅1947年一年,“河东的抗勤任务就超过抗战八年的总和。榆林作战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全部动员背粮,仅临县,三个月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次,其中妇女占三十二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省运来的。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的讲话》)贾拓夫报告:“晋绥方面,在支前上,也同样出了巨大人力,单以运陕九万石公粮一项任务计,即须动员二十三万三千多个民伕,须人工一百六十六万七千个,畜工一百七十四万三千个,每天平均出动四万一千个人、四万二千个牲口往返在路上转运。”兴县史志办的同志告诉笔者,当地有人一个月出了26天抗勤,只有4天回家劳作,任务之重可见一斑。络绎不绝的运输,路上连牲口吃的草都难寻踪迹,贾拓夫在华北财经会议汇报说:“大路上的草吃完了,太岳粮运陕,在吕梁就难于通过”,“一斤草顶一斤面,运输上是个大问题。”


实在难以想象,30万套单衣、12万套单衣、7万床棉被、200万双单鞋、一年超过八年的抗勤……这些枯燥数字的背后,是晋绥老百姓怎样的付出?



(临县人民送军鞋)


在河东大力支援下,西北野战军积极作战,不断取得胜利,从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战役,在瓦子街全歼胡宗南主力整编第29军3万余人,一举逆转陕北战局。一年后,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先后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北五省,面积320平方公里,占全国三分之一。


1947年,晋绥边区克服重重困难,在全力救灾的同时,出色完成空前繁重的支前任务,受得毛泽东的表扬。1948年4月毛泽东点评晋绥说:“过去一年间(去年三月到今年三月)在军事动员、支援前线上有很大的成绩。这是个很大的工作。”“过去抗日期间,八、九年都没有这一年这么大的负担和运动。不能设想没有整党,没有土地改革,能完成这样大的成绩。”(《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晋绥是个缩影。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淮海战役,是国共双方命运决战的转折点,解放军参战兵力约60万,歼灭国民党军53万余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电》),此役中,翻身农民组成的支前大军多达150余万,有力保障了战役胜利。


历史证明,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打破了数千年封建土地所有制,让千百万贫苦农民彻底翻身,由此得到他们真心拥护。得民心者得天下,在亿万翻身农民支持下,短短几年此消彼长,中共从军事上的绝对劣势转为压倒性优势,一举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那个血与火的年代,值得永远铭记和深思。


         (原文简版载中共山西省党史研究室《党史文汇》,2018年第12期。


             晋绥网编辑:郝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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