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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和朱德路经忻州

2019-3-12 09:52| 发布者: 狂人习作| 查看: 302 | 评论: 0 |原作者: 朱跃蓉 |来自: 《文史月刊》

摘要:1956年6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怀仁堂(资料图)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被迫放弃对解放区 的全面进攻,实行所谓“重点进攻”,即把进攻的重点 放在陕甘宁和山东两个解放区。面对蒋介石调集重兵 ...
刘少奇和朱德路经忻州


  1956年6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怀仁堂(资料图)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被迫放弃对解放区 的全面进攻,实行所谓“重点进攻”,即把进攻的重点 放在陕甘宁和山东两个解放区。面对蒋介石调集重兵 进攻延安的情况,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毛 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移到陕 北清涧县枣林沟。27日,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 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 会,刘少奇为书记,朱德为副书记,前往华北进行中央 委托的解放区土地改革等工作。 


  刘少奇、朱德同志离开延安,从军渡过黄河,经晋 绥解放区到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西柏坡的路途中,历 经忻州的静乐、宁武、崞县、五台4县,历时15天,先 后在静乐县的西坡崖,守武县的石家庄、怀道、辉顺 沟,崞县的屯瓦、子干、上庄、王东社,五台县的善文、 南茹、松岩口、石咀等12个村庄休息停留,行程近 700里,并接见了当地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同志。他们 每到一处,都要进行调查研究和工作指导,作许多重 要指示,对沿路各地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工作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使干部群众受到了极大的 鼓舞和深刻的教育。刘少奇、朱德的革命精神和领导 形象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在忻州革 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说到做到 宁武罢宴 


  1947年春,晋西北高原风和日丽,百草萌生,天 气不凉不热,正是春耕时节。3月30日,刘少奇、朱德 率中央工委机关由陕北绥德石嘴驿动身,于31日渡 过黄河,4月2日晨到达临县三交镇,与专程到三交 镇指挥转移善后工作的周恩来和叶剑英、杨尚昆、贺 龙、董必武等会合。4月4日,刘少奇一行到达设在兴 县的晋绥军区司令部,听取了晋绥分局负责人的工作 汇报。刘少奇在晋绥边区干部会议工作上讲话。接着 刘少奇、朱德一行在晋绥军区工校教育长傅专左陪同 下由兴县经岚县,于11日抵达静乐西坡崖村,晋绥野 战军第三纵队政治主任杨尚高以及静乐县委负责同 志热情接待并汇报了土改及其它工作情况。次日上 午,刘少奇、朱德一行沿汾河北行,向宁武进发。 


  12日黄昏,中央工委一行来到宁武县石家庄。刘 少奇、朱德昂首阔步走在前头,他们微笑着不断向街 上人们招手致意。晋绥边区特等民兵英雄、县农会主 席张初元在延安开过几次会,一眼便认出来人是谁, 自言自语地说:“少奇,总司令!’’ 


  刘少奇、朱总司令就宿于农民周九泉家的四合头 院里。晋绥六地委书记梁仁芥等地、县领导忙着给倒 水、搬行李。少奇说:“别客气,自己来。”他亲切地招呼 大家坐下,还给每人递了一支晋绥边区生产的香烟。 大家看着为革命不辞艰辛、长途跋涉的领袖风尘仆仆 的样子,既心疼又敬仰。有个同志正要用笤帚掸去刘 少奇衣服上的尘土时,少奇诙谐地说:“没关系,满身 泥土,才不失革命本色呢!” 


  谈话间隙,警卫战士报告说有几个老乡送来鸡蛋 等慰劳品。刘少奇对地方干部说,你们要给老乡做工 作,不能因为领导同志来了,就给群众添麻烦。群众对 党的深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东西决不能收。地方干 部趁机表达了给领导同志准备了饭菜的意思。原来他 们为了表达翻身后农民的心意和晋绥人民对党中央 领导的敬重,事先制作了几锅豆腐,加工了当地特产 山药、粉丝,宰了一头大肥猪,准备了200多斤白面, 几麻袋山药、几十个茴子白等,想美美招待一番中央 领导。刘少奇和朱德十分认真地说:千万不能这样搞, 我们自己带着炊事员,米面齐备,烧水做饭完全可以 自理,不可浪费财物,不可动用当地物力、人力,影响 春耕生产,千万不能给群众增加负担。现在全国还没 有解放,你们应该想想人民每天吃什么?铺张浪费搞 特殊可不是我们共产党的作风呀! 


  张初元他们回到住处,考虑再三,想不出个既了 却当地群众心意,又能使中央领导勉强接受的两全其 美的好办法。后来,他们想,自古以来,“官不打送礼 人”。咱们来个生米做成熟饭,明早做好饭后,再请他 们,难道中央领导连这点面子也不给? 


  于是,村里的几个厨师忙乎了半夜,天亮前准备 了三桌地方风味的饭菜。张初元他们高高兴兴地去请 中央领导来就餐。谁知,少奇一脸严肃地说:“昨天已 讲过,生活上不麻烦当地群众,说不去就坚决不去,你 们备下饭我们也不去吃!”接着,他又循循善诱地说: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得不好要挨批评。我服务 得不好要挨批评,总司令服务得不好也要挨批评。为 人民服务就不能给群众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而要排忧 解难。如果我们动不动就去吃请赴宴,糟害群众,那还 算什么为人民服务?”张初元说:“下不为例,今天这顿 有晋西北风味的便饭还是请首长们去品尝品尝吧!” 总司令说:“不能下不为例,现在就不干!”张初元再三 恳求说:“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首长们不去吃,别人更 不能去分享,那不是同样造成浪费吗?”这时,少奇在 地下踱了几步,略加思索后,说:“这样吧,你们是革命 老区,村里的军烈属不少,他们最有资格去享用。我的 意见,请村上的军烈属代表去就餐吧!”最后,他们只 好按中央领导的意见办理。军烈属代表们含着热泪, 享用了这顿在当时来说是很高级的蒸馍肉烩菜。同 时,他们的做法使当地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 教育。 


  刘少奇、朱总司令一行经宁武怀道、辉顺沟,各留 宿一夜。次日向晋绥六分区驻地崞县屯瓦村进发。 


  发表重要讲话 指导土改工作 



        崞县(今原平市) 屯瓦村



当年房东、75岁老人陈巧婵介绍了刘少奇、朱德一行在1947年4月16日到达原晋绥六分区驻地屯瓦村后的革命活动经过。



  4月16日下午,刘少奇、朱总司令率中央工委一 行来到晋绥六分区机关所在地——崞县(今原平市) 屯瓦村。因为军分区住的院子和房屋较宽,警卫也方 便,所以当地干部就让中央领导就宿军分区。 


  当晚,少奇、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不顾一天 长途跋涉的疲劳,亲切接见了晋绥六地委书记梁仁 介、副书记景明远和专员秦仲芳,以及六分区司令孙 超群等,并询问了他们每个人的职务、文化程度、家庭 出身等基本情况。第二天,刘少奇、朱总司令等又在军 分区机关院内听取了六分区党政军各同志的工作汇 报,并作了重要讲话。少奇就土地改革运动和农民阶 级等问题从理论的高度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1946 年“五四”指示以来,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地开展,取得 了很大的成绩,但很不彻底。形势的发展,要求加速土 改的步伐。同时要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就要“消灭 地主之为阶级”。你们在前段土改中,只斗恶霸地主、 大地主,是不能达到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六地 委土改工作团,在新区土改发动群众中,曾提过“搬倒 大树有柴烧”的口号,所以,以后在一些干部中,把“五 四”指示以后的土改工作叫做“搬大树”运动,是不确 切的)。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一个战略转变,许 多干部思想上准备不足,要有足够的认识。 


  谈话着重强调了发动群众和群众路线问题,他说 要彻底“消灭地主之为阶级”,必须把贫农(半无产 者)、雇农(无产阶级)发动起来,使农村无产者由“自 在的阶级变为自觉的阶级”,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关于干部作风问题,也谈了不少。刘少奇强调要反对 干部包办代替,不要恩赐观点,要群众自己起来当家 作主,土改成果才能巩固。不要工作团前面走,地主阶 级、封建剥削制度又复辟。他也谈到干部成份不纯、作 风不纯的问题,对于包庇地主及包庇个人家庭的干 部,要坚决调离土改工作团,或调离本地。 


  少奇不顾身患疾病,上午刚灌了肠,就给大家作 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到会同志们听了报告感到非常 深刻,启发极大。少奇这次在晋绥六地委作的报告,中 共晋绥分局于当月专门印发了《刘少奇同志在六地委 报告中关于工作与土地问题》小册子。少奇讲完话,朱 德作了简短而恳切的讲话,“现在是战争年代,老百姓 很贫困。我们的部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枪杆子要保护 人民,时刻要想着农民,不要脱离群众。在伟大的土改 运动中不要保护你们的‘老丈人’,一定要和群众同甘 共苦,否则,农民会打倒你们!”最后,刘少奇针对晋绥 六专署专员秦仲芳关于东、西崞县合并后干部之间存 在一些隔阂的问题时,少奇反复强调说:“东也好,西 也好,都是一个整体。战争分割了属地,但目标都是一 致的。东、西崞县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一定要注意团 结。只有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才能保证解放战争的胜 利!” 


  4月18日,刘少奇一行离开屯瓦村。当刘少奇和 朱德等中央领导出现在街头的时候,街道两旁站满欢 送的群众。刘少奇穿着灰军装,身后跟着一个苏联医 生,朱德总司令打着绑腿,灰军装上补着几块大补钉, 背着一顶大草帽。两人边走边向群众点头致意。欢送 的人群一直送到村口。那些带着企盼和希望的目光直 望着少奇一行渐渐消失在暮色之中。 


  露宿子干 决不惊动群众 


  18日傍晚刘少奇一行策马来到滹沱河畔。这时, 晋察冀二分区负责人和当地干部早已作好渡河工作。 刘少奇和朱总司令没有下马,顺着河里插上的标志顺 利涉过滹沱河。 


  这里杨柳吐絮,春意盎然,附近村庄,炊烟袅袅, 已到傍晚时分。朱总司令问前来迎接的晋察冀二地委 书记、冀晋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连奎等:“前边是什么 村? ” “是子干村。”张连奎答。 于是,他们将少奇、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迎到村 公所。稍事休息后,村长要去给号民房,少奇当即阻止 说:“天已不早,乡亲们已经入睡,进村后不要声张,免 得影响群众休息,我们凑和一夜算了。”张连奎急忙 说:“我们已给老乡们打过招呼,只是因为忻州城还住 着敌人,为安全起见,没有事先号定房子。现在让几户 老乡折并一下住处,很快能给首长腾出几间房子来。” 少奇说:“现在这里的天气晚上还较冷,让乡亲们搬出 来到哪里安身;我们能克服的困难,决不能麻烦群 众。”这时,张连奎等当地的负。责同志表示歉意,说工 作做得不好,没有事先把房子号定烧暖。少奇说:“我 们是走在哪里黑了就住哪里,无需将行止告诉你们, 这怎么能怨你们呢?再说我们都带着行军帐篷,十来 分钟就可以把住处安排好,用不着麻烦老乡们了。” 在刘少奇、总司令的再三坚持下,只找了几个青 年帮助为电台摇发电机,再未惊动村里的群众。少奇、 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就宿于村公所的大屋里,机要人 员在民兵的值班室坚持工作,其余人员在村公所院里 搭了两个帐篷,打地铺休息。刘少奇、朱总司令向张连 奎询问了土改、生产等情况,直到凌晨两点多才去休 息。地、县几位领导干部激动得一夜没合眼,自动地在 院里值勤放哨。 


  第二天拂晓,村里人们还在熟睡中,刘少奇一行 向崞县同川地区前进了。 


  高尚风范 赔偿小树 


  4月19日上午,刘少奇、朱总司令翻过奎关岭, 来到同川上庄村。在村前河滩的树丛中作短暂休息。 当时,刘少奇正患胃病。胃疼得头上直冒汗珠,连饭也 不能吃,更不能骑马行军。张连奎请示朱总司令后,在 村里找来郭补元、郭川寿等8个青年,绑起一副简易 担架。不一会儿,衣着朴素、面部清瘦的刘少奇在警卫 人员搀扶下躺在担架上,继续赶路。路上,朱总司令一 再嘱咐抬担架的青年,走得轻一点,再轻一点,尽量避 免颠簸。 


  到王东社村又作了短暂休息,朱总司令走到担架 前,上前询问了少奇的病情,又让先头部队的炊事员 端来米汤给抬担架的青年解渴,只见他一边慈祥地对 抬担架的青年们说:“同志们辛苦了”,一边从警卫员 手里接过两包糕点,亲自送给郭补元等充饥。为了赶 路程,不给群众增添麻烦,刘少奇执意不再坐担架,说 咬咬牙就可以顶过去,不麻烦老乡们了。临行前,朱老总、少奇把郭补元等抬担架的青年送到村公所的大门 外,一一握手告别,再三感谢他们的热情帮忙。 下午两点多,刘少奇、朱总司令他们要向五台县 方向行进。出发前,朱老总发现他的坐骑啃坏大门前 一棵小槐树。马上批评警卫人员,不该在小树上拴马, 拴了又不好好照看,啃坏了群众的树木。在场的张连 奎主任和东社村村长忙解释说:“啃了点树皮,不碍 事。”总司令说:“人活脸面树活皮,这棵树成材定受影 响。”并打问这树值多少钱,要赔偿。张连奎说:“要赔, 由我们负责吧!”朱总司令说:“那可不行,我的坐骑损 坏了群众的树木,应由我赔。”最后,总司令让警卫员 把随军米袋连同小米留下,作为赔金。村长捧着行军 米袋,感动得说:“这样的好领导我们从来没听说过, 这袋米就让我们留做纪念吧!” 


  路经善文 抱病写信 


  19日傍晚,中共中央工委到达五台县的善文村。 晋察冀中央局和五台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专程到 善文村迎接,并安排了住宿和安全保卫工作。当时,因 少奇患病,工委一行在善文村休息了三天。中央工委 的同志们在善文村作了土改运动、生产运动和群众生 活状况的调查。刘少奇抱病给晋绥领导人写了一封 信,谈了自己看到晋西北人民的贫困状态和对土地改 革情况的看法。一路上,刘少奇深为晋西北人民的贫 困状态所震惊。他写道:“从兴县到原平,沿途看到了 山地农民许多穷困及破产的现象,特别是他们没有衣 服穿,如在贵州所见的那种衣衫褴褛的情形,更加刺 目。许多农民多年未置过衣服,一家八九口人共穿一 套烂衣服。”刘少奇感到这是个严重问题。不改变这种 状况,会引起群众对共产党的不信任,难以支持长期 的革命战争。他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主客观原因,告 诫晋西北的各级领导应该提高警惕,关心群众生活, 一切为晋西北300万人民着想。各级干部要下去,切 实给老百姓办些好事,想各种办法让老百姓多生产, 改善生活。他尖锐地提出:共产党就是为人民办事的, “如果我们真是那样无利于人民,我们自己就可以宣 布取消解散”。他在肯定晋西北工作成绩的前提下,认 为必须采取新办法,首先要使人民的穷苦状态有所改 变,发展生产,有吃有穿;要进行土地改革,解决土地 问题是转变人民观感的中心一环。他认为,晋西北土 改的群众运动非常零碎,没有系统;而“没有一个有系 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 地问题的。目前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有计划的去组织 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地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 这时,六地委领导人不相信现有机构能够完成土改, 而对组织工作团,建立贫农小组和农会,又担心有相 当一批干部会受到群众反对和抛弃。刘少奇针对他们 的这种顾虑,提出:“我们任何干部,包括各级的负责 人在内,均必须受群众的、切实的、毫不敷衍的考察和 鉴定。群众有完全的权利和自由批评与撤换我们任何 干部。群众的这种权利,我们必须切实保障,使其不受 侵犯。”“只有充分发扬群众的民主,才能清除我们党 内及政府内一切贪污腐化及官僚主义的现象,才能肃 清社会上数千年来的封建残余。”后来毛泽东充分肯 定刘少奇的这封信,并作了批语:“少奇同志这封信写 得很好,很有必要。少奇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 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不同程 度上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 适用的。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4月23日,少奇和朱德一行到达中共五台县委 机关驻地南茹村。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秘书 长吴德、社会部长许建国等以及五台县委、县政府的 负责同志早在这里迎候。24日一早,少奇、朱德等中 央工委领导亲切接见了五台县委、县政府领导刘三贤 (县长)、任来金(副县长)、李惠德(县委秘书)等同志。 由刘澜涛介绍,少奇、朱德总司令和大家一一握手并 亲切地询问了每个人的姓名、职务。之后,边喝水边同 大家亲切交谈。朱总司令边喝水边说:五台这个地方 战略地位很重要,土改要搞好。土改搞好了,民主革命 就完成了。有人问:总司令,您是第二次来五台了吧? 朱德总司令微笑着点了点头。少奇问县长刘三贤:“你 是工人还是农民?”刘三贤答:“是工人,木匠。”又问副 县长任来金:“你是工人还是农民?”任来金答:“工人, 也是木匠。”少奇听了之后高兴地说:“对了,就是要工 人、农民掌天下,坐天下。我们党就是为了工人农民服 务的。为人民服务,一定要服务好,服务不好,就应受 批评。朱德同志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得不好,也要 受批评。一定要牢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接见之 后,少奇、朱德总司令举手致意,与大家告别离开南茹 村。当天,他们又来到国际主义战土白求恩工作战斗 过的松岩口村,参观了白求恩模范病室旧址,在这里 住了一晚上。这天,刘少奇和朱德再一次写信向中央 系统地汇报他们在晋绥边区了解的情况,并提出改进 工作的意见。后来中共中央把这封信转发给晋绥分 局,要求他们坚决执行。 


  视察石咀 告别忻州 


  4月25日一早,少奇和朱德一行到达五台山石 咀镇。少奇、朱总司令看到当地的土改工作已经发动 起来,在街头视察时,发现群众砸了普救寺、台麓寺等 寺庙的几尊佛像,街头小摊上还摆着寺庙的小铜菩萨 当商品出卖。刘少奇当即向随行的五台县委、县政府 的负责人严肃指出:“要劝告教育群众保护文物古迹, 不可随意破坏和买卖……” 


  26日,朝霞之后,旭日冉冉升起。刘少奇、朱总司 令告别了忻州山水,告别了当地干部和乡亲们,跨上 战马,轻装简从,率领中央工委经长城岭,过龙泉关, 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最后转 至西柏坡,在那里完成中央委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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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华北抗日前线  


1936年1月,刘少奇(中)化名胡服,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北方局所在地天津


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日本侵略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华北成为他们继东北之后的下一个目标。身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毅然决然肩负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


团结进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刘少奇作为中央驻北方代表去华北,任务是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大胆地运用党的策略,巩固党的组织,团结爱国人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后,刘少奇对华北地区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向北方局及河北省委阐明了当前的形势、党的任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他先后以陶尚行、吕文、K.V.等笔名在众多党内外刊物上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白区职工运动的纲领》等一系列理论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清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全面总结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经验教训,通过深入扎实的工作,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深入人心。


为锻造坚强的组织,刘少奇积极进行了华北各地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首先,把支持正确路线、熟悉北方党组织情况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和彭真等同志调到北方局工作。改组后的北方局领导河北、山西、山东、绥远、河南、内蒙古等地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其次,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派出黄敬等一批干部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再次,为一大批在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统治时期受到打击、迫害的党员干部平反。一时间,北方局的面貌焕然一新。


1936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方局采取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设法将王若飞、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名党的领导骨干从北平郊外草岚子监狱营救出狱。随后将他们派往华北各地,加强北方局对各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在他们的努力下,北方局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工作卓有成效。到1936年底,北方局党员数量已发展到5000余人。其中,天津党员数量由年初的30人增加到400多人,并在许多工厂、大中学校和群众团体中建立了党支部。组织的扩大,为建立华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保证,使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在国民党统治区贯彻落实,抗日救亡运动得以蓬勃开展。在刘少奇的部署下,天津民众救国会、天津工人救国会、天津农民救国会、天津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中共天津市委还发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五二八”反日示威大游行,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争取阎锡山支持抗日的同时,北方局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在华北地方实力派中开展统战工作,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成“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以争取宋哲元、傅作义、张治中等国民党将领加入抗日阵营。


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写信给刘少奇和中共河北省委,信中指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刘少奇的化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这些主要的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调动积极因素,成立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


1936年12月,刘少奇指示薄一波,着手训练1000名“临时村政协助员”,规定三大任务:一是广泛进行宣传鼓动,唤起民众抗日热情;二是发展牺盟会员,以十人为一组招募100万会员;三是挑选爱国热情高、工作积极努力的会员,介绍他们报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1937年4至7月下旬,薄一波开始在山西组建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分别集合在忻州、祁县、太谷、寿阳、平遥等处,组成10个团进行训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7月16日,刘少奇临危受命,再次出任北方局书记。7月28日,刘少奇将北方局机关迁往山西太原,重新组建北方局,担负起领导华北抗战重任,组织和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0月16日,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印发了刘少奇署名陶尚行的《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小册子,为抗日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


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总队在山西太原国民师范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宣布八月一日为新军诞生日。1938年4月,决死队一、三两个纵队和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配合八路军129师及115师一个旅,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粉碎了日军的9路进攻。从1938年底开始,决死队进行了“西林整军”,在八路军总部的帮助下,在沁县的西林主办了3期军政训练班,培训排、连以上干部和优秀政工人员,八路军总部负责人朱德、彭德怀、左权亲自给训练班讲课。1939年上半年,决死队发展到50个团约五万余人,成为一支驰骋晋绥疆场的抗日劲旅。


加强党的领导,组建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


由于国民党奉行片面抗战的错误策略,无力抵挡日军的进攻,1937年11月8日山西太原失守。在此之后,刘少奇更加注重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以大刀阔斧的方式创建了华北地区的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加强党对边区抗日战争的领导,1937年11月16日,刘少奇指示聂荣臻组建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1938年1月11日,第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河北阜平成立。


晋察冀边区政权的成立,标志着以五台山、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下辖热河、察哈尔省的全部,河北省大部,山西省东北部,绥远省东部及辽宁省西部共108个县,约2500万人。边区政府既领导抗日战争,又开展减租减息、土地革命运动,还通过颁布婚姻条例对封建婚姻家庭制度进行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民主政权的雏形和华北人民政府的前身。在八年抗战中,边区军民和日伪作战32000余次,毙伤日伪军35万人,创造出“地雷战”、“地道战”等一系列游击战法,对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成绩与刘少奇的首倡之功是分不开的。


1938年3月,刘少奇返回延安,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仍负责指导华北党的工作。11月,他出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挺进华中敌后,在新的天地里继续为抗战的胜利奋斗。


(罗雄 作者为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全国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北京日报


朱德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


创造性坚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抗战胜利凝聚强大力量


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打出了坚决抗战的旗帜,点燃了全民族抗战的火焰,成为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其中朱德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举世公认。



朱德、任弼时(左二)和一一五师师长 林彪(左一)、政治委员聂荣臻(左三)在山西省五台山驻地。


深入敌后,广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持久抗战提供坚实基础


1937年9月,一二〇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随之东进,奔向晋北战场,沿途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积极协助友军在山西抗击日军的同时,抓紧做好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抗战道路。


平型关战斗后,朱德、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新的部署,迅速将部队由集中配置改为分散配置,实施大规模战略展开。一一五师活动于晋东北,控制五台山、恒山,着手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二〇师活动于晋西北,并分兵一部到冀西沦陷区,控制管涔山。一二九师先遣队在刘伯承师长的率领下从陕西富原县庄里镇出发东进,按计划先进入正太铁路以南的平定地区,然后着手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1937年10月,朱德等致电中央军委:我们目前应以一切努力,争取以山西为主来支撑华北战局的持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仍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据此,八路军对各师进行作战部署并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认可。


11月太原失守,标志着“山西正规战争已开始结束,开始游击战争的新阶段”。从此,八路军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要力量。朱德在石拐镇八路军总部会议上作出部署:一一五师除聂荣臻率领一部留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外,主力迅速转移到汾河流域和晋南,开展群众工作,并留一部在太行山,配合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创建根据地;一二〇师仍在晋西北同蒲铁路北段活动。此后,从1938年3月至1940年5月,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几乎一直转战于太行山区的武乡县和沁县。


1938年4月,日军以第一〇八师团为主力,调集3万多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九路围攻”。朱德、彭德怀命令参战部队乘敌分进之际,集中优势兵力,从侧背给日军以各个打击。经过半个月的艰苦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敌40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并收复了十余座县城,巩固并扩大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进而向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朱德根据中央精神,积极着手在平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4月,朱德电令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迅速从太行山区派兵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为在晋冀鲁豫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随后,他还命令一二〇师宋时轮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邓华支队组成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热(河)南、察(哈尔)东北,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派一二〇师李井泉率骑兵支队,北上绥远大青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根据形势的发展,12月,朱德、彭德怀电令一二〇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统一领导该地区八路军各部队;命令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两个团到苏鲁皖地区和山东开展工作。这些战略行动,极大地加强了平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为坚持持久抗战,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从率八路军总部开赴前线到1940年5月奉召回延安,在近3年时间里,朱德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八路军将士,克服重重困难,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建立起晋察冀、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晋西北、冀鲁豫、鲁西北、鲁南、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也由刚到山西时的两三万人发展成22万人的正规部队,并树立起巨大威望。华北敌后环境险恶,斗争错综复杂。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绝非易事。这些抗战成绩的取得,朱德功不可没。

坚持持久战战略和游击战战术,为抗战胜利提供正确军事指导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朱德就对战争形势作了分析: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很宽。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 党亲日派公开叛国投敌,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 1939年1月,晋东南地区各界代表四万余人在山西省沁县召开拥护抗战、反对投降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讲话。



1939年4月14日 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的朱德题词。


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朱德阐述了八路军应尽早开赴华北并在华北坚持持久抗战的思想。朱德指出:我们不能速决,希望持久战。如何进行持久战呢?主要是解决我们的中心与主导应该放在何处的问题。他认为,在用兵上,不能平均去部署,要把八路军作战的“中心摆在支持华北”,“重心争取在太行山及其以东”。朱德强调,八路军出动以后,应注意保存兵力,但保存的方法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只有积极活动,才能发展抗战。持久战不能单拼消耗,主要是发动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为了争取国民党军队能在前线阻止敌人一个时期,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争取在华北的持久战;即使友军都退下来,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朱德还在具体分析日军和八路军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得出八路军一定能够在华北坚持抗战的结论。他的论述和主张,既有党内共识,也有独立见解,这些有益的探讨,对洛川会议确定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和作出相应的战略部署,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具体战术上,随着抗战实践的发展,朱德不断强调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1937年8月,朱德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钳制了它的大量兵力。1937年10月,朱德在山西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战术上打的是速决战,而避免阵地战,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之后,随着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党中央、毛泽东对这一方针反复论证和大力强调,朱德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而且深感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是实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基础和前提。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之后,他发表文章、谈话和发布指示、训令等,努力促进全军干部战士思想认识上的统一,指挥各部队坚决贯彻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2月,朱德、彭德怀在总结八路军入晋作战的基础上提出:“(一)自主的有计划的去进攻和进扰敌人,切忌被动的应战。(二)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袭击薄弱之敌而消灭之。(三)避免无把握的战斗。万一被迫而应战,见无胜利把握时,应毫不留恋的向安全及便利于进行作战地带撤退。(四)如遇敌人进攻,只以极小部与敌作有弹性的周旋,主力应隐蔽的迅速的转向敌侧后突然袭击。(五)战斗胜利,应估计敌之援兵可能与否,自己部队应作战斗准备或转移适当地带,不要久住一地。”这5条基本原则,为八路军在山西乃至华北敌后坚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1938年2月到5月,《前线》和《群众》周刊先后连载朱德的军事名著《论抗日游击战争》。这部著作集朱德游击战思想之大成,对于指导游击战争的顺利发展,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部著作和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一起,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战、战胜日军的重要思想武器。


(一) 始终坚持和争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体地位


朱德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争取成为统一战线的主体。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党和八路军的独立性。朱德不仅赞同毛泽东的主张,而且在怎样争取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主体作用上,他认为:共产党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经济基础作本钱。在怎样保持共产党员在统一战线中的主体地位上,他敏锐地指出:从苏区派到白区去工作的同志,应该具备起码的条件,就是自己要有阶级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否则,就会糊里糊涂被人家吸引。同时,在党内要进行说服和教育,提高全党的认识,要对这个问题引起警觉,要发挥吃苦耐劳的长处,打破酒色财气、富贵功名的难关。


(二) 始终坚持争取各方抗日力量,不断维护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初期,为争取各方抗日力量,朱德注意在政治上帮助友军进步,在训练上帮助友军提高战术,在战役中主动配合友军作战,使华北战场出现了国共双方军队团结合作抗击日军的动人场景。朱德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其中,同卫立煌将军的友好相处,堪称典范。忻口战役就是他们合作抗日的著名战役。卫立煌曾表示:“今后我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决不退过黄河。”对于国民党上层顽固派,朱德始终坚持有理有力地反击,同时不忘积极争取的立场和做法。1939年3月,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公开走向反共投降的道路。当阎锡山制造企图消灭“新军”的十二月事变时,在朱德、彭德怀等的统一部署下,八路军有力地支持山西新军进行自卫抵抗,使阎的计划落空。为了避免国共合作破裂,在山西仍对阎作了一些让步,把吕梁山的大部分地区让给他,八路军只控制一小部分地区和一条通道。通过对阎采取打拉结合的策略,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保持,恢复了团结抗战的局面。


(三) 始终坚持坚定的原则立场,坚决打击和积极应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衅事件


对于蓄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顽固分子,朱德必予严词驳斥,坚决还击。1938年11月,朱德对冀南的反摩擦斗争发出指示:“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原则立场。”1939年1月,他根据鹿钟麟在冀南大肆反共的情况,及时提出采取正当自卫手段击破鹿的阴谋挑衅,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坚持和维护了统一战线。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朱德多次建议党中央采取“硬”的立场和有力措施坚决反击。一方面向全国宣传3年来抗战成绩,同时向全国说明皖南事变真相,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另一方面要乘他们向我们进攻时,顺手牵羊地消灭其一部分,但此军事行动要有度,“军事上主要是防御”。这个建议后来被中央采纳。



1937年至1939年,朱德撰写的部分军事著作。


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抗战胜利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朱德领导过旧军队,深知白军是战争的机器,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仅打仗,更是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而组建的武装集团,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在抗日战争中,朱德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对军队党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争取党和人民领导下的兵权做出伟大贡献。


(一) 坚决执行、广泛宣传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37年9月,在陕西省富平县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上,朱德得知官兵因不愿穿国民党的统一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而产生了思想问题,及时为同志们解释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联合国民党的重大意义,打消他们的思想矛盾,但他始终不忘提醒官兵最核心的注意问题,就是八路军一定要无条件服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此外针对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要脱掉“山西帽子”,同样提出了要求新军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牢记部队绝对服从于党指挥的使命。


1940年8月,朱德发表《党是军队的领导者》一文,强调:“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产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没有我们党,就没有这支军队;有了这支军队,就必须要巩固我们党的领导。”1941年8月20日,朱德再次撰文阐述了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和如何正确处理部队中党与行政关系的问题,他说:“行政系统必须遵守与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决议,完成党所给它的任务。党组织对行政的关系,应当是:党的路线,党的决议,必须经过行政系统执行来体现;党组织必须尊重行政系统。”


(二) 及时恢复部队政治委员制度,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通过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来实现。抗战初期,朱德等倡议及时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延安时期,他反复强调游击队政治工作的意义应是其生命线的根本观点。


八路军初创立时,因国民党干涉曾一度中断部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出现政治工作不得力、党对军队的领导削弱等严重问题。1937年10月19日,朱德联名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部队恢复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还具体讲到组织建设的要点,如军政委员会书记,若不是党代表兼任,则党代表应任副书记职;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职权与过去政委同,领导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等。党中央完全同意朱德等的建议,仅是名义上仍称政治委员,避免与国民党的名称不同。朱德随即在24日向八路军各部队发布在军队中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的命令,委任了聂荣臻等3名师政治委员、黄克诚等6名旅政治委员。此后,朱德还具体指导了几个部队的党的组织建设,1938年3月28日与彭德怀等建议秘密恢复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内部党的组织,并给出具体恢复方法;5月14日就组建四纵队党委作出指示,指定宋时轮等为常委,纵委暂与地方党委发生兄弟关系等;1939年3月24日就扩大党在山东的局面时,向中央提议朱瑞去山东任政治委员。朱德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不断加强了军队党的组织建设,恢复了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坚实基础。


(三) 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坚决纠正部队中错误思想


红军改编后,一些军队干部不能严格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有所滋长,因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军队内部,领导开展了反对新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在1943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部队军政干部会议上,朱德对这种军阀主义作了严厉的批判,并指出:“八路军不可能完全不受旧军队的影响,军阀主义思想在各级干部中或多或少是存在的”,所以“克服的办法是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决心改正错误,并认真改善部队的生活。”对于军队中的宗派主义,他在1941年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军队干部对什么人都看不起,不敢用新干部,对于知识分子最多只让他们做文书、教员一类工作。”他强调,这种宗派主义严重危害着部队的发展,危害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三三制政权,因此,必须打破它。


一手抓物质生产,一手抓思想整风,有力地发展了生产,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一) 亲自指导和推动大生产运动,倡导“建立革命家务”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顽联手包围封锁、断供,加上自然灾害,根据地遇到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0年冬,朱德亲自勘查南泥湾,首倡在驻边区部队中实行屯田政策,即著名的“南泥湾政策”。1941年春,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贯彻朱德“敌人来了就战斗,敌人不来就生产”的指示,迅速掀起了开荒生产热潮。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此政策大大推动了陕甘宁边区乃至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解放全国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南泥湾的佳名永远和朱德的名字联在一起”。


着力解决资金和技术缺乏问题。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朱德不断思考,先后发表《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完成一九四一年度财政经济计划》等文章,阐述了“以自力更生为战胜敌人之基地”发展经济的思想。他认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最基本的困难有两个:一是没有大量的流动资金,二是缺乏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怎样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经过调查,朱德把注意力集中到在陕甘宁边区蕴藏量很大、又是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食盐和边区盛产的羊毛上。1940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朱德的提议,专门讨论了发展边区经济的毛织工业、盐业、皮业等问题。怎样解决缺乏技术人才的问题?朱德也提出了几项措施,一面“欢迎边区以外的熟练工人到边区来工作”,一面靠自己培养。他曾提议中央决定到华北各地招收儿童1万人,开办职业学校及工厂等。


有了资金和技术,怎样使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起来呢?1940年9月,在纺织原料来源日益困难的情况下,朱德提出利用边区资源开展纺毛运动的口号,毛泽东赞扬纺毛运动“奠定了1941年猛进发展工业的基础”。在朱德的号召下,边区的毛纺织业有了较大发展,1941年公营纺织厂由4个增加到30个,而且家庭纺织业也发展起来,年产布约7万匹,解决了边区穿衣用布的40%。在朱德等人筹划下,延安的兵工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到1941年3月,每月可造步枪子弹6万发、手榴弹2万枚,小迫击炮5门、炮弹1千发。制造无烟火药的工厂也即将开工;造火药时需要硫酸,又建设了硫酸厂,每月约可生产硫酸400磅。1943年2月朱德提出“建立革命家务”的口号,提倡经济核算,按经济规律办事。朱德说,我们的工厂是公家的,是革命人民的共同家务。从厂长到工人,大家都负有当家人的责任。这一口号和毛泽东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成为动员和组织边区军民进行经济建设和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的两个最响亮、最有力的口号。


(二) 整风运动中,坚决肃清错误思想,严把审干运动关


朱德回延安后,除了在后方协助毛泽东继续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活动外,就是协助毛泽东开展整风运动。主要体现在清算党内错误思想和严把审干运动关两个方面。


清算党内错误思想是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整风运动开始后,王明散布中央路线有错误的言论,混淆视听。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王明又乘机继续宣扬国民党是民族联盟,实行的是民主政治等观点。关键时刻,为了统一思想,使高级干部认清王明错误的实质,朱德在1943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点批评了王明抗战以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指出:抗战以后王明路线的实质,是在统一战线中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忽视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处理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因此,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的特点。在这次会议上,朱德还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已产生了真正领袖,这就是毛主席。”在同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朱德结合自己的历史再次发言:与毛主席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主席在一起虽然也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主席的领导。他讲:“毛泽东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同时他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合一。实践证明,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胡乔木后来认为:“朱老总在党内是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又与毛主席有着‘朱毛不可分’的关系。他以这种特殊身份讲的这番话,对于政治局整风批判‘两个宗派’,把全党认识统一到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整风运动中,延安开始了审查干部运动。审干是对整风效果的检查,开始时比较谨慎,但从康生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发动“抢救运动”后,情况就很不正常了。关键时刻,朱德根据“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精神,亲自领导军委系统的整风审干工作,强调对人的处理要慎重,要严肃、认真、稳重,严格地掌握党的政策,不错批、错斗一个好人。当时,军委系统中有些人看到其他单位的“抢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也跃跃欲试。军委机关有一个高级参谋室,成员大多是原国民党部队的高级将领,后来到延安投身革命,很多人历史复杂,人们自然把眼睛盯上了他们。朱德经常找高参室负责人童陆生谈话,指示童一定要严肃、稳重,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据老同志回忆,“从我亲身经历,深感朱总司令在延安领导军委机关整风审干运动中,工作深入细致、稳重,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没有伤害好人。”正是由于朱德本着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原则,谨慎地领导军队系统的审干运动,才避免了在军队中出现冤假错案,为赢得抗日战争保存了力量。


回顾抗战这段难忘的历史,可以深刻感受到,丰富的斗争经验、坚定的党性原则、宽广的革命胸怀、强烈的团结意识成就了朱德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历史贡献,这也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诠释。毛泽东曾说:“朱总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战士。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朱总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


              作者:张东明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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